取得当“知县”的资格，称为“捐班”，知县是官委的县长。）
康熙另有一个财源：铸钱。顺治元年（祟祯三十七年），多尔衮便已在北京用铜铸钱。每一个铜钱，用三分红铜、七分白铜，重量合为库秤一钱，称为一文。顺治二年，把重量提高到一钱二分；顺治八年，提高到一钱二分五厘；其后又提高到一钱四分。每一百个铜钱，规定等于银子一两。政府发薪饷与收丁粮，一律以“银三钱七”搭配。
康熙元年，鳌拜等人除了把已有的“顺治通宝”钱照旧行使外，发行新的“康熙通宝”钱。元年以后，每年均加铸若干“卯”。一卯是一万二千串，每串是一千文（等于一两银子左右）。
倘若康熙年间每年铸钱的数量和顺治元年一样：三十六卯，那末，政府等于多了四十三万二千两银子的岁收，除了铜料与工资，也可以略为弥补岁入不足之数。
此外，康熙还有“意外”的收入。鳌拜、蔡毓荣等人犯了罪被“抄家”，抄出来的财产很可观。吴三桂在云南也替康熙留下极多的金银财宝。
因此之故，康熙才能够常常对老百姓施恩，把遭受水灾、旱灾与兵祸的地方，免税或减税。他也常常一笔勾消老百姓若干年来的欠税，小予追收，据张鹏翮估计，从康熙元年到四十八年为止，前后所免、所减的丁粮（沿称“钱粮”），共达一万万两以上。 康熙而且“轮免”了天下丁粮一次：从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二年，在这三年每年免掉全国三分之一省区的丁粮。（他生平羡慕汉文帝之曾经普免天下赋税，颇想在历史上也留一个美名。） 这么一来，中央的仓库岂不是要短收几百万石粮食与几千万两银子？他认为中央的仓与库，已经收藏了太多的粮食与银子，用不完，而且也藏不下。粮食容易坏，自不必说（他在康熙五十五年把仓中的“陈粟”提出四百三十几万石作为兵士的额外之赏）。银子，按照清朝的定例，也是依次先启封“旧”的“元宝”（每一锭元宝，净重库秤五十两），然后启封新的元宝，可见库中的元宝极多。（他曾经命令各省存一些银子在省库，不必解到中央的库。）他所作的最有名的一件事是：从康熙五十年开始，所有“滋生”的人丁，概不加赋。换句话说，他把全国丁银的总数，固定在康熙四十九年的数字上。这是自动减低政府的岁收，可谓史无前例。同时，这也是鼓励生育的一种有效政策，而且增加了其后户口统计的确实性。
果然，全国人口的统计数字，便从康熙五十年的二千五百零八万九千一百七十四人（包括新出生的男婴四十六万七千八百五十人），一跃而为乾隆二十九年的二万万零五百五十九万一千零一十七人。中间相隔，仅有五十三个年头。
再过五十五个年头，嘉庆二十四年，统计数字又进了一步．跳出三万万的大关：有三万万零一百二十六万零五百四十五人。 这些数目字，虽然未必十分精确，但至少充分表明了一种趋向。
雍正皇帝继位以后，把康熙所固定的丁银，归并在并未固定的田赋以内，不再分别征收，以省手续。每两银子的田赋，摊收一些丁钱；各省各地的摊法不同，少的仅摊一分、两分，多的摊到七八钱，普通是每两田赋摊丁银一钱。
于是，田赋因垦田总数增加了很多，丁银的实收之数也就跟着田赋的实收之数而增加，大失康熙原意。
《细说清朝》四六、佞幸成群
康熙是清朝最好的皇帝，于老百姓有利的事，凡是他所能看到或听到的，都想竭力去做。做得不彻底，或是做而毫无实效，甚至适得其反，我们不能完全怪他，也不能完全不怪他。
我们不能完全怪他，因为：（一）明朝以来，中国官场贪污鬼混的积习太深；（二）当皇帝的无法亲自料理全国各地的事，必须假手于大小官史，官吏把事情弄糟，决不是皇帝希望他们如此。 我们也不能完全不怪康熙，因为说到最后，坏官足谁任用的呢？
康熙的为人，失于宽厚。宽厚本是美德，然而普通的人可以尽量宽厚，作一个忠厚长者；当皇帝的便不应该一味地宽厚，让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弄得国家没有纪纲。
最大的奸臣是明珠。明珠是叶赫部金台什的孙儿，牛录额真（佐领）尼雅哈的儿子，幼年在宫中当侍卫，与康熙颇为亲近（年龄比康熙大），其后升至内务府的总管、弘文院学士、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经筵讲官，调任兵部尚书。
吴三桂自请撤藩，索额图主张慰留，明珠附和康熙本人的意见，主张下旨准撤，看吴三桂敢不敢反。从此，康熙对明珠特别喜欢，到了康熙十六年的时候，把他升任为武英殿大学士。
这时候，索额图是保和殿大学士（受任于康熙九年）。索额图在打平吴三桂的战争之中，功勋甚高，是康熙事实上的参谋总长（当时没有这个官职），明珠排挤他，逼得他在康熙十九年八月因病辞职。康熙改任索额图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于康熙二十五年调他为“领侍卫内大臣”，于康熙二十八年派他负责与俄罗斯办外交，和俄使果鲁囫签订《尼布楚条约》。
明珠在把索额圈挤出内阁以后，大权独揽，当武英殿大学士一直当到康熙二十七年，才被佥都御史郭琇弹劾下台。
明珠的最得力的走狗姓余，叫做国柱。这余国柱籍隶湖广大冶，是顺治九年的进士，被明珠提拔，由兖州推官（相当于地方法院法官），历升左副都御史、江宁巡抚、户部尚书，一直到武英殿大学士，与明珠在一处办公。
郭琇说，凡是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等位置有了缺，余国柱和其他的明珠私人，便“展转征贿，必满欲而后止”。结果是，明珠的财产，堆积得像山一样。
明珠不仪“卖缺”，而且钳制言官。所谓言官，是都察院的左都御史以下吏、户、兵、马、刑、工六科的“给事中”，与各道的“监察御史”，以及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视京通各仓御史，等等。凡是新的言官，在上任前后，必定被明珠找来“订约”，叫他们答应凡是向皇帝上奏章，事先必定把稿子拿给明珠看。
明珠犯了如此大罪，康熙仅仅把他免去大学士之职，“不忍加罪大臣”；不久以后，又发表明珠为“内大臣”，仍旧放在自己身边。康熙的这种“恶恶而不能去”的作风，是他生平的一大缺点。
余国柱是一个“小人”。在明珠被黜之时，他也被罢免，带了宦囊到江宁（南京）去住家，盖漂亮房子，开大商店，恬不知耻。被一个给事中何金蔺加以弹劾。康熙下圣旨，将余国柱逐出江宁，逐回大冶原籍。至于余国柱所贪的赃，康熙却从宽发落，并不追缴。
另一个小人是徐乾学。他是康熙九年的“探花”（殿试第一榜第三名，一甲三名进士），蒙明珠提拔，由翰林院编修受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康熙二十七年，湖广巡抚张汧犯了贪污案子，康熙派人去查，查出张汧托人带银子到北京去行过贿。张汧被押解来京受审，供出行贿的对象是徐乾学。于是康熙准徐辞去刑部尚书，却仍叫他“领修书总裁事”。修些什么书呢？“大清一统志”一类东西。左副都御史许三礼在康熙二十九年弹劾他，说他“乘修史为名，出人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权纳贿”。康熙根据所谓“部议”，以为许三礼所弹劾的并无证据，将许三礼骂了一顿。徐乾学自己似乎有点惭愧，向康熙请准离开北京，带了编书的资料，回昆山老家。回昆山以后，他与巡抚洪之杰勾结，照样招权纳贿。他的儿子徐树敏，也收了嘉定知县闻在上的银子，被闻在上供了出来，案子闹到康熙那里。依照法律，徐树敏应该以绞刑处死。康熙却下旨免绞，叫徐树敏罚款了事。
和徐树敏同时接受嘉定知县闻在上贿赂的，是江南娄县（松江）人王鸿绪。王鸿绪这人也是明珠一党；也是正途出身，曾经考中康熙十二年的“榜眼”（一甲二名进士），于康熙二十六年受任左都御史。关于王鸿绪受贿的事，康熙也只是追缴赃银而已，不予深究；那时候王鸿绪正在家乡“丁忧”（按照当时的规矩，做官的人父母死了，必须在家居丧闲住）。
到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仍旧将王鸿绪重用，任命他为工部尚书，兼“经筵讲官”（向皇帝讲解古书）；次年，又调他作户部尚书，管钱。作了将近一年，因建议立胤禩当太子，得罪，才被免职。其后，他骗了万斯同所著的明史，诈说是自己写的，进呈给康熙，康熙大为赞赏，又在康熙五十三年把他召来北京，主编“省方盛典”。
康熙太喜欢文人，尤其喜欢几个无行的文人。最无行的一个文人，是高士奇。这高士奇是钱塘（杭州）的穷秀才，字写得很好。到北京钻了明殊的门路，当了康熙的“南书房供奉”，被特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终于升得翰林院的正式的少詹事。他和王鸿绪勾结在一起，向各省的督抚、道、府、州、县，与在京的大小官吏，收取“平安钱”，保险不在皇帝的面前说坏话。于是，穷秀才变成大富翁，在北京有四十几万两银子的家当，在家乡杭州也买了一千顷（十万亩）左右的良田，盖了一个大花园在西子湖边。郭琇在康熙二十八年弹劾他，要求将他明正典刑，康熙将他免职了事。其后，康熙又在康熙三十三年召他回京“修书”；过了三年，叫他以詹事府詹事的官衔，回籍“养母”；康熙四十二年南巡，还到了他的花园住宅盘桓一番。
《细说清朝》四七、祸起萧墙
康熙让明珠引进许多佞幸，又让他挤走索额图，其后明珠被郭琇弹劾得无辞可辩，康熙仍旧把他留在身边，当“内大臣”，真是大错特错。
明珠这人小有才，懂得顺从康熙的喜怒，是佞幸之中最佞幸的一个。他也许对太子胤礽本无成见，但为了对付索额图，就先对太子胤礽下手。因为太子胤礽的母亲孝诚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