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旨叫她先回。到了第二年夏天，她郁郁而死。死时，乾隆吩咐：按照皇贵妃的例子治丧。当然更说不上作一篇什么赋来表示哀痛了。乌拉纳喇氏死时，年纪多大，史无明文，总在四十几岁光景，渐至年老色衰之时。她不曾生下儿女。孝贤皇后却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名叫永琏、永琮；女儿下嫁了色布腾巴尔珠尔。
另一个妃子姓魏，是汉人，被“抬（举）入满洲旗”，氏上加一个“佳”字，改姓魏佳氏。父亲是‘内管领”魏清泰。她初进宫时，只是个贵人，其后升入“嫔”的一级，封为“令嫔”，不久又升为贵妃，封为“令贵妃”，乾隆三十年乌拉纳喇氏皇后失宠，她被升为“皇贵妃”。这时候，她的儿子永琰，年龄已是虚岁六岁。永琰其后作了皇帝（嘉庆），改名颙琰。
此外，尚有五位普通的贵妃，其中四位是汉人：高氏、苏氏、陆氏、金氏。在这四位之中，只有高氏一人来历分明，她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其余的三人，无考。
一位满人贵妃，与孝贤皇后同姓，也是富察氏，不知足否为皇后的近亲。
这五人，除了陆氏以外，均是乾隆尚为皇子之时便娶了过来的，不像是来自江南的小家碧玉。史料说：陆氏抚育过嘉庆，嘉庆在继位以后对她特别好。嘉庆的母亲魏贵妃，死于乾隆四十年，那时候嘉庆已经有十六岁。
在若干其他的妃、嫔、贵人、常在等等之中，有汉人，也有满人。最重要的却是一位回人容妃和卓氏。她便是顶有名的“香妃”，容我在谈到平定回部之时再为细说。
《细说清朝》五四、第一个十年
乾隆在位有六十年之久，比康熙少一年。但是他在禅位于嘉庆而“退居”为太上皇之时，事实上仍旧主持一切，直到嘉庆四年正月他死。合起来计算，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到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当中国的主宰共有六十三个年头又四个月，比康熙久。
他这一“朝”的事迹也特别多，多过了康熙一朝，也多过了汉武帝一朝，虽则汉武帝的成就比他的高明，高明得不可同日而语。
乾隆在晚年宠信和坤，种种措施均不满人意，使得他该被骂为昏君。但是在早年，尤其是最初的十年，他极富朝气，用人行政几乎驾雍正而上之。
除了杀曾静、张熙二人这一件事以外，他作了好几件替父亲补过的事，所谓“干父之蛊”。他释放了岳钟琪，也释放了皇十四子胤禵。他严办了雍正所重用过的聚敛之臣王士俊，也明旨斥责已死的田文镜，说田文镜为督抚：“苛刻于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那一向反对田文镜的史贻直，被乾隆升为湖广总督，其后又先后调任工、刑、兵、吏四部的尚书，直隶总督，到了乾隆九年更进一步，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
在雍正的朝廷之中，没有敢于说话的人。乾隆特地召回了曾经因“太戆”而被降调为“户部银库行走”与“署理河东盐政”的原任刑部与吏部侍郎孙嘉淦，叫他仍作吏部侍郎，兼升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吏。
孙嘉淦是有清一代的名臣，风骨嶙嶙，不可多得。他留下了一篇堪称不朽的奏疏，其中所说的是为人君的怎样才可以提防小人。“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人君之）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人君之）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人君之）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视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
乾隆接到这个奏疏，不仅不生气，反而把它宣示内外。其后，乾隆又任命孙嘉淦为直隶总督，兼管河工，调任湖广总督，虽则一度在乾隆八年降为江西巡抚，又夺官，“责修顺义城工”，到了乾隆九年以后，仍逐渐由宗人府府丞，一再迁升为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孙嘉淦颇著直声，民间对他十分钦仰。在乾隆四年的时候，有人假借他的姓名，写了一篇弹劾鄂尔泰与张延玉的文章。乾隆十六年，又有人用他的姓名写出乾隆“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乾隆均不肯对孙嘉淦有所责备。
另一位敢言之士——上海人曹一士，在雍正十三年以翰林院编修的资格，被选任“云南道监察御史”，于乾隆即位以后建议不再以文字兴狱，而且要反坐首告的人：“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
乾隆这时候居然批准了曹一士的建议。虽则不久仍把曾静、张熙杀了，却一直等到乾隆二十年四月才又在文字上找人的错，置《坚磨生诗钞》的著者胡中藻于死。
因反对程、朱而被雍正捕了的谢济世，乾隆在即位以后便把他从充军的地方召回京师，仍叫他当御史。其后他受任为“湖南驿监道”，在乾隆八年被巡抚蒋溥告了一状。蒋溥说他“离经畔道”，乾隆批答说：“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乾隆在当时确是一位贤主。他绝不像明朝末年的几个皇帝，动辄把语言顶撞的御史当众抓下来打脊背（延杖），或是摔入“诏狱”，让他们死在狱吏的毒辣之手
中国在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御史得以“风闻奏事”，而不必先有真凭实据，搜集证据是司法机关的责任，而不是监察饥关的责任。
有一位大学士赵国麟，被御史仲永檀弹劾得恼了，向乾隆说像仲永檀这样的人应该“处分”。乾隆亲手写了手谕回答道：“（朕）超擢水檀，乃善善欲长，恶恶欲短之意。”乾隆不仅不处分仲永檀，反而升他为副都御史。
仲永檀在乾隆六年所弹劾的，小止赵国麟一人，两个别的大学士张廷玉与徐本也在其内。事情是：有一个住在京师的富豪，工匠出身，姓俞名君弼，死了，没有儿子。他的亲戚许秉义想和俞家的人争他的财产，便拜托内阁学士许王猷，邀请达官贵人去一同悼丧，以壮声势。仲永檀“风闻’大学士张廷玉派人送了名片去，徐本和赵国麟亲自去，礼部侍郎吴家骐不但去了，而且收了“红包”，步军统领鄂喜则收了一万两之多，詹事府詹事陈浩简直出面替许秉义跑腿。仲永檀认为这太不成体统，因此就参了他们一本。
在这些人之中，冤枉的大概仅有赵国麟一人，所以他才那么“理直气壮”，反咬仲永檀一口。鄂喜向乾隆承认受贿，说：“只拿了一千两，没有拿一万两”。乾隆说：“你当过大臣，我不忍将你绞死示众，你还有什么颜面活到人间？”其后，乾隆下旨赐鄂喜死，免吴家骐与陈浩之职。张廷玉、徐本、赵国麟，均免于追究。 乾隆在即位以后，与准噶尔的小噶尔丹订了和约，从此直至小噶尔丹到乾隆十年逝世，西北方面未有战事。西南方面，苗民再度抗清，乾隆派张广泗将他们很快地打平。所以，到乾隆的第一个十年之中，中国享受了相当的太平。
《细说清朝》五五、大、小金川
大、小金川在四川省西北，是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大渡河本身，在乐昌县流入岷江，岷江在宜宾县流入长江。）
据有这大、小金川两岸之地的居民，与藏人同族。他们的领袖哈伊拉木在明朝被封为世袭的土司，称为金川寺演化禅师。 哈伊拉木的后裔卜儿吉细，在顺治七年（1650年）降附清朝。到了康熙年间，袭封为演化禅师的叫做嘉纳巴。嘉纳巴的嫡孙儿子、孙子、曾孙，一代一代，都作了演化禅师。曾孙的名字叫做泽旺。
嘉纳巴的一个偏房孙子莎罗奔，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跟随岳钟琪打西藏，在羊峒立了功，被岳钟琪保了一本，由年羹尧奏告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在雍正元年（1723年）封莎罗奔为安抚使．衙门设在大金川东岸的噶尔崖。
于是大、小金川分而为二，莎罗奔的辖地称为大金川土司，泽旺的辖地称为小金川土司。泽旺的衙门设在美诺。
莎罗奔是一个颇有野心的人。
他先把一个女儿阿扣嫁泽旺；然后，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将泽旺劫走，抢去泽旺的“演化禅师”之印，算是统一了两个金川。
莎罗奔兼并了小金川，心犹不足，又攻打两个别的土司革布什札、明正。他简直想在四川之西创建一个“独立王国”。这是乾隆所不能忍受的。因此，乾隆就调了征苗有功的张广泗作四川总督，来对付莎罗奔。
张广泗集合了三万兵，大张旗鼓一举占了小金川土司的所在地美诺，但奈何不了莎罗奔自己所守的勒乌围（在噶尔崖东北），与莎罗奔的侄儿郎卡所守的噶尔崖。
莎罗奔与郎卡筑了很多石头碉堡，张广泗采取“以碉逼碉”的战术，但徒然耗费时问，耗费粮饷，耗费兵士的生命。
张广泗的枪炮，只打得着石头，打不着敌兵。敌兵躲在碉堡前面的壕沟之中，“枪不虚发”。
张广泗而且误用“以番制番”的策略，把泽旺的弟弟良尔吉放在自己身边。这良尔吉事实上已经是莎罗奔的女婿，占了泽旺的妻阿扣。张广泗的一举一动，良尔吉都在暗中传消息给莎罗奔。
张广泗的左右．又有一个王秋。这王秋是汉人，但已被莎罗奔收买。
乾隆在乾隆十三年四月派额亦都的曾孙、大学士一等公讷亲，以经略大臣的名义，率领禁旅，到四川来督促张广泗进攻。讷亲来了以后，先杀掉间谍良尔吉与王秋，然后下令全军，限三日以内攻下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