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算是白死。
《细说清朝》七六、虎门、望厦、黄埔
在《南京条约》以后，耆英与濮鼎查又签订了两种外交文件，一是所谓《五口通商章程》，一是所谓《附黏善后条款》。
《五口通商章程》是在香港签的，日期是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843年6月23日）。章程之中的第十三条规定：“英商控告华民，应向‘管事官’投禀。间有华民赴英官处控告英人，‘管事官’应一律调解劝息…。。。倘双方争讼不息，双方官吏会审，各依本国法律治罪。”
所谓“管事官”，便是后来的“领事”。
章程的另一条第十四条，规定英国可以在五个港口各停“官船”一艘，“以便管事官约束水手人等，经查验后可以免税”。 《附黏善后条款》是在虎门签订的，日期是同一年的八月十五日（10月8日），其中有一条把《五口通商章程》所称的“官船”解释为兵船。更重要的一条是，“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准许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最惠国条款”。它把中国从此放在列强的集体控制之下。
美国不甘后人，也派一个“特命全权公使”顾盛，率领四艘兵船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来到澳门，通知当时的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要求进京面呈美国正统领（总统）写给中国大皇帝的函件。
程矞采奏告道光，道光叫他对顾盛“婉言开导，据理拒绝”。程矞采于是运用拖延的手腕，让顾盛在澳门等候圣旨。等了将近两个月，顾盛不耐烦，派一个船长巴驾乘公使座舰白兰地酒号（U。S。S。Brandywine）开进虎门，直驶黄埔。
道光于是命令耆英以钦差大臣的资格，与顾盛在澳门谈判。结果，双方谈妥了中、美之间的第一次条约，于五月十八日（7月3日）在望厦村的观音庙签字，称为《中美五口通商章程》。
凡是英国人用武力才能获得的种种特权，美国人完全沾光，而且增加了“设立教堂”的一款。但是，美国也答应了如有美商私带鸦片，中国地方官可以自行办罪；这是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与《附黏善后条款》所没有的。
法国的公使与兵船，于顾盛来了以后三个月，也到达澳门。公使剌勒尼与耆英在九月十三日（阳历lo月24 日）签了三十五条《中法商约》。地点是停泊在黄埔岛海面的法国军舰阿吉默特号（Archimede）。
《中法商约》的内容，也包括五口通商权、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兵船停泊权、设立教堂权，等等。所不同的是，倘若法国领事出缺或不在当地，法国的商人与船只可以“托与别国领事代为料理”。
刺勒尼于签定《中法商约》前后，又要求清朝政府将雍正三年查禁天主教的圣旨取消。这一点，清朝政府也接受了。
《细说清朝》七七、澳门事件
澳门是广东省中山县的一个半岛，于明朝嘉靖年间被葡萄牙人用每年一千两的“地租”贿赂地方官吏，私占了去，造堡垒，搭码头，设商馆，立政府，久假不归，喧宾夺主。
清朝承认既成事实，照旧收取葡萄牙的一千两地租，而且在康熙三十年，依照葡萄牙人的请求把地租减为六百两。其后不久，再减为五百两。
然而，明朝、清朝均不曾正式割让澳门给葡萄牙。两朝仍旧在澳门征收华人的田赋，也没了关卡征收关税。葡萄牙人在澳门修建房屋，均于事前向中国官吏请领执照。
因此，澳门在法理上始终是中国的领土，虽则在事实上有点“中、葡共治”的色彩。
在《南京条约》与《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既经签字以后，在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向耆英要求“豁免租金，扩展界址”，被耆英拒绝。葡萄牙当局同时请求免领修建房屋的执照，酌减船税、货税，准许葡人前往五口经商等，耆英却答应了。
其后，《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相继成立，葡萄牙当局对清延更加轻视。
香港在变成英国殖民地以后，因为是不收关税的自由港，便一天一天繁荣起来，使得澳门相形见绌。
澳门的葡萄牙长官曹玛利楼，在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一日（1849年3月5 日）宣布澳门已由葡萄牙政府改为自由港，不容许任何“外国”的海关在澳门继续存在。他派兵守住粤海关设在澳门的办事处，不让商人前往纳税。
这时候，两广总督是徐广缙。徐广缙既不敢对曹玛利楼用兵，又不敢奏报道光。绦广缙只会下令撤退在澳的华官、华商及其眷属。这一个手法相当厉害，把澳门弄得市面萧条、十室九空。
曹玛利楼于是也下令限制华人迁出澳门：凡是未经准许而迁出的，房屋与地产均视作自动放弃，由澳门政府没收。
到了七月初五（8月22日），他骑马走近“界墙”，被当地的华人袭击，失掉一只手，也失掉了头。
三天以后，葡军一百二十名占领界墙与界墙附近的中国炮台，同时俘虏了三名华人。英国的香港总督文翰，为了表示对葡萄牙人同感，派了两艘军舰来澳门示威。
美国驻广州的领事戴菲斯与法国驻广州的领事福思鲁昂．联名向徐广缙提出抗议。
徐广缙慌忙捉拿“凶手”。二十天以后，捉到了一个“沈启良”（？），杀头。但是葡萄牙人定要索还曹玛利楼的头与手。徐广缙要求葡萄牙人交出三名华人俘虏，葡萄牙人不肯。
双方僵持到十一月十一日（12月24 日），终于和平了结，葡方交出了三名俘虏，徐广缙也交出了曹玛利楼的头与手。
从此，葡方不再缴纳澳门的地租，而且向华人征收田赋。
《细说清朝》七八、鸦片畅销
英国人不愿意在《南京条约》及其后的《五口通商章程》与《附黏善后条款》之中，提及鸦片一词。在英国人所写的历史之中，鸦片战争不是鸦片战争，而是“贸易战争”，为了争取“贸易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
在“自由”的掩护之下，鸦片不仅继续在广州进口，而且可以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横行无阻。
英国的外务大臣帕麦斯顿曾经训令濮鼎查，叫他竭力劝中国政府把鸦片解禁，说鸦片解禁以后，中国的关税收入就会增加，不解禁也无法捉拿在海上走私的英国鸦片贩子。在取缔走私贩子的工作上，英国政府是无法协助中国政府的。
美、法两国在《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之中均明白规定，不保护其本国的犯禁从事鸦片贸易的败类，因而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不少。广州的老百姓肯让美、法两国的商人进城，而不肯让英国商人进城，不无理由。
英国人在广州，仍旧只能住在商馆。挨到了道光二十六年的秋天，有两个英国人偷偷地进城，立刻被老百姓打走。次一年春天，有几个英国人去佛山镇游历（这是违犯条约的行为。《附黏善后条款》规定：他们不能到五口以外的乡间和内地去）。 两个月以后，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使臣德庇时，率领九百兵士乘兵船开到黄埔，向耆英抗议，要求：（一）惩办凶徒，（二）在河南岛造货栈，（三）造礼拜堂，（四）两年后开放广州城。耆英怕惹出第二个鸦片战争来，对这四项要求完全答应。
这一年的冬天，有六个好奇的英国人走到广州乡下，被老百姓杀死。耆英赶紧抓了“主犯”，杀头。总算事情没有闹大。
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月，所谓“两年后开放广州城”之约已经到期，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使臣文翰，为了实现前任德庇时的意愿，真的乘兵舰冉来广州，却被珠江两岸聚集着的十几万老百姓吓软，退了回去。
原来，这十几万老百姓，是总督徐广缙与巡抚叶名琛所暗中编练的乡勇。道光很高兴，赏了徐广缙一等子爵，叶名琛一等男爵。
然而，英国人虽进不了广州城，却能在广州城外、黄埔岛以南两三英里之处，停泊鸦片趸船，公然走私。他们而且公然在珠江两口出海之处铺路、造屋，自设租界（毫无条约根据），停了若干鸦片趸船。在厦门、福州、宁波以及＇不列于五口之内的＇汕头、泉州、镇海，也都有鸦片趸船停在港外不远的海面。在上海附近的吴淞所停泊的更多。
结果，鸦片销华数量就一年比一年多。在鸦片战争以前，最高峰是两万箱。在《南京条约》签字以后的一年，就有三万六千七百箱。到了咸丰九年，竟然超过六万箱。
《细说清朝》七九、上海走运
根据《南京条约》，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子均被开放。清初以来的“一口通商”的局面从此打破。广州不再是中国官吏与商人唯一的“发洋财”的地方。而且，由于英国人在当地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被老百姓挡驾，直至英、法联军之时，不曾能够“进城”，只能继续住在城外的“商馆”。
厦门、福州、宁波这三个口子虽则开放了，但是厦、福两口由于“腹地”山多，交通不便，物产少，人民穷，始终不能发展为繁华的国际商埠。宁渡的情形较好，但是距离上海太近，大部分的生意均被上海抢了。
在《南京条约》及其后的《五口通商章程》与《附黏善后条款》之中，并不曾有一项设置“租界”的条文。上海之产生租界，与租界之发展为半独立的“洋人自治区”，是中、外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最初，来到上海的洋人是住在县城的城墙以内的。上海人与广州人不同，并不排英。（在厦门、福州、宁波，洋人也都能“进城”。不过，洋人喜欢新鲜空气，自愿住在厦门对海的鼓浪屿、福州城外的南台、宁波的姚江北岸。）
不久，住在上海城内的洋人也觉得新鲜空气可贵，就由英国领事布特娄出面，与中国的苏松太道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一月初一日立约，指定郊外的一片地方，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苏州河、东至黄浦江（西边的界限，于次年八月初五日确定为界路，即今天的河南中路），专供洋人“租地建屋”之用。它的面积约有一千零八十华亩（一百八十英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