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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州（宜春）行动是因为那里敌人对群众摧残的很厉害，红军好久没去，群众情绪低落，地方工作开展困难。于是特委决定七军和独一师到袁州附近游击一下，相机歼灭敌人（找点小仗打），以鼓励群众斗争情绪。部队在袁州西活动，为了找报纸看消息，曾打了一个靖卫团的据点，几十个靖卫狗子向袁州逃跑，部队追了一下到河边也就回来了。没有攻城，我也不记得打过泰和。
由于没有电台和中央联络，当时交通十分困难。在二次反“围剿”中，中央没给什么指示。行动是由湘东南特委确定的。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二次“围剿”之前（5 月），滕代远和张启龙同志就带特务团过河东去了。
袁州行动之后又向湘东南行动，曾两次攻克茶陵，又打开攸县和安仁县城，两次占领酃县，后回永新。六七月间中央命令七军过河东，这时已粉碎敌人二次“围剿”，正当反三次“围剿”开始，七军过河东是为执行反敌三次“围剿”任务的。王震同志率领独一师送七军到赣州以西之沙地，我们从赣州以北过了赣江。
一次重大的失策“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企图变我国为殖民地。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抗日救国已经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群众一致的要求。可是，卖国贼蒋介石却悍然不顾民族存亡，继续驱使其军队进攻我红军根据地。1933年1 月，我党发布了宣言，表示红军愿意在3 个条件下与一切军队合作抗日。这个宣言，受到各阶层广大爱国群众的热烈响应，并且也影响了一部分国民党的军队。当时，被蒋介石从上海抗日前线调来进攻红军的十九路军，便是仇恨日本侵略者，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响应我党抗日宣言的一支国民党军队。
1933年春，我们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以后，驻在福建的十九路军的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错，先派陈公培，后又派秘书长徐名鸿与陈公培和红军谈判。
和不和十九路军谈判？在党内曾一度引起争论。当时统治全党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对当时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更是毫无认识。正如我党中央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因而‘他们拒绝和十九路军谈判。’”
这种错误主张，遭到了一部分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认为十九路军本质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利益的，与帝国主义和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当权派存在着矛盾，因此，它有反共的一面，也有对日仇恨、对蒋不满的一面。现在日寇紧逼，而蒋介石却把他们从抗日战线上调来打内战，并且从政治上、经济上进行种种压迫，因而他们的反蒋情绪就必然发展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被迫与我们合作，是完全可能的。而我们联合十九路军，不仅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军队会起到重大的影响，在与蒋介石的军事斗争上，也会产生直接的对我有利的作用。经过一番争论，“左”倾错误的领导乃不得不同意和十九路军进行谈判。
中央派我（军事方面的代表）和方方同志（福建省委的代表）等来到河州。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订立抗日反蒋协定及划定边界问题。经过十多天的磋商，把南北各线边界划定，作出了抗日反蒋的文字协定，并决定双方互派代表。
“左”倾路线领导在军事上同样采取了错误的措施，我们谈判期间，东方军仍在北线与十九路军打了好几仗。我们虽然把谈判的结果通知了北线我军，告他们在前线与十九路军联系，可是却没有能改变“左”倾路线的这种错误的行动。
这年9 月，蒋介石开始了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相隔不到两个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这时，蒋介石立即调“围剿”军一部向东去打十九路军。
一天，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忽然找我去，告诉我十九路军方面要求我方出兵配合作战，并派一个军事代表去。因为我是广东人，大革命时期和十九路军有些关系，中央决定派我立即去福州担任军事代表。博古同志特地指示我：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可是，关于如何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如何出兵配合作战，支持他们反蒋抗日，克服其软弱动摇等等问题，他却一字未提。
我思之再三，对于中央所采取的方针，始终不敢苟同，也觉得此去工作甚是为难，作为一个军事代表，就要决定问题，可是在这个错误方针下，我又怎能决定问题呢？因此，我便建议此去不叫军事代表，而只以军事联络员的名义进行工作，有什么问题，请示中央，这样可以取得转寰的余地。博古同意了我的建议。
由于福建方面敦促甚急，我接受任务后，带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很快就出发了。
辗转来到福州，福建政府主席李济深立即接见了我。寒暄一番以后，他劈口就问我：“你们部队究竟什么时候出动？”
我早就估计到他们会提出这个问题，便答复道：“三军团已经出动了，现在到了那里，还不知道，我可以打电报去问。但是，还希望你们能把前方的情况随时通知我。”
李济深的脸色阴暗下来，好半天，才又低声说：“司徒飞旅被消灭了；廷锴不久就要从前方回来了。”
听了他的话，我暗暗着急。看来：十九路军难于抗拒蒋介石大军的压逼，福建政府的上层人物已经开始动摇。如果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军毅然出兵猛击蒋军侧背，这股反蒋势力，或许不致这样迅速地被扼杀。可是，党中央会不会改变既定的方针呢？
后来我才知道，这时，十九路军果然已经决定放弃福州，陈铭枢、蒋光鼐已经消然去港，李济深的行期也只在这一两日了。
这些天，蒋介石的飞机来福州轰炸扫射，街上人心惶惶。码头上更是混乱不堪，达官贵人，豪绅政客，纷纷登轮逃命，到处是一片败亡的景象。
第3 天晚上，蔡廷错从前方回来了。由于战争失利，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锐气，成天忙干部署撤退。
我见他这样悲观，便鼓励他说：“红军即使不能赶到，只要保持住有生力量，事情还大有可为。第一步，可以退泉州，第二步，可以退漳州，最后，我们背后还有这么大的根据地，不管他有多大兵力，也奈何我们不得！”
可是，这时他意气已尽，无心再图进取，回来后第3 天，便率司令部渡过乌龙江，撤退到莆田。接着又继续南撤，形势急转直下，十九路军的部队跑的跑，降的降，诞生不足两个月的福建政府就这样迅速地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毁了。
我来到福州仅一个星期，便亲眼看到这个反蒋政权的灭亡，不胜惋惜。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他们不过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他们之所以反蒋抗日，无非是为了避免在反共内战中损失自己的力量。他们软弱动摇，空喊民主口号，不知道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与广大士兵，其失败早在意料中。但是，假如我们利用这个大好形势，积极帮助并领导他们，使这个从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反蒋抗日力量，得以生存发展，这样，不但是粉碎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也会更快地发生变化，抗日高潮会来得更早。可是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竟把这个有利时机错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就在蒋介石猛烈进攻十九路军，福建政府摇摇欲坠，亟需红军支持的时候，“左”倾错误领导却不让红军打击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反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区的堡垒。这样就使蒋介石在消灭十九路军后，得以从容驱军南下，继续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以致使苏区大部沦丧，中国革命战争濒于绝境。所以说，“左”倾错误对福建事变的政策，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回忆及此，不禁联想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当时，我曾经跟随周恩来同志去西安，参予了我党代表团的工作。同样是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抗日势力发动的政变，同样遭到反动的亲日派的武力威胁，也同样产生过动摇。可是事情一落到毛泽东同志手里，处理便完全不同。一方面，为了停止反共内战，迫蒋抗日，说服张、杨释放蒋介石，粉碎了亲日派企图扩大内战，以利日寇进攻的阴谋，促成了国内和平的实现；另方面，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要求，当亲日派何应钦廿万大军兵临潼关威逼西安，张、杨表现动 摇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立即调红军主力开赴蓝田、商南一线，壮其胆而振其气，克服了张、杨的动摇。谈判结束，为了防止亲日派制造磨擦，破坏统一战线，又立即命令部队以一夜140 里的速度撤离了前线。一进，一退，高度表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正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在上述两个方面，防止了“左”倾盲动和右倾的错误，终于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的伟大局面。
对待福建事变的政策，是“左”倾错误在革命任务与阶段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产物。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因而对那些可能争取和孤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