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最小的一个商号，生意做得一塌糊涂，年年亏损，濒临破产，连个伙计都雇不起，你看老板那个穷酸样子，像个叫花子一样，怎么会叫他当经理？难道就因为他穷吗？有人就牢骚说，人家是无产阶级嘛！无产阶级专政，不让人家当经理，让谁当啊？让你这个资本家当啊？
领导就给大家讲了李长原的故事。领导说，李长原把自己的生意做赔了，把别人的生意做发了；把自己做穷了，把别人做富了——共产党就喜见这样的人……
当然，他没讲李长原活见鬼这些事；这些事是李长原1985年自己讲的，这时他已76岁，退休多年，回乡定居。
汉阳药材公司经理是个科级干部。这是怪屯历史上最大的官了。
第十八章 地仙
怪屯离谷屯仅里把地，可是谷屯自古以来都比怪屯富，原因是谷屯西面有一块几百亩大的洼地，因靠着升龙崖，所以当地人叫老龙窝。老龙窝里的土地非常肥沃，而且由于是洼地，一圈的山水都往这里渗，所以老龙窝的地从来都没旱过。更奇怪的是，每年春秋二季，老龙窝里总要下两场大雨——眼看四周的天空晴朗朗的，可是老龙窝里却无端的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就下了起来。当地人说春天那场雨叫龙出水，是老龙窝里的龙上天值班去了，带出来的水；秋天那场雨叫龙回銮，是龙值完一年的班回老龙窝休假来了，带回来的水。
谷屯有了这几百亩旱涝保收的龙窝地，咋能不富呢！
所以，旧社会，怪屯没有一家像样的地主，而谷屯两顷以上的地主就有4家。这4家地主之中，其中一家最大的地主姓李，叫李子盘，是怪屯迁去的。
李子盘在怪屯时也是穷人。他外号叫金匠，因为他在水北县城一家金货铺里学过相公。但他长得五大三粗，黑不愣腾，生就一个粗人，干不了细活，倒是对摇耧撒种、赶车喂牛、扬场放耙极其着迷，颇具灵性，一点即会，无师自通。17岁时，他把一只戒指做坏了，掌柜的就骂他：“笨鳖！学3年了，连个圈儿都捏不圆！滚吧！”他一气之下，就滚回家了，再逼也不学金匠了。干啥？当长工。于是，在谷屯的几百亩龙窝地里，就像热灰里的苦虫一样忙碌着一个最年轻的长工。
现在就说说他是如何由长工变成谷屯地主的。
解放后人们对地主的认识和印象，都是政治化、舞台化、妖魔化了的。从字义上看，地主，土地的主人，或者是有土地的人。只要是有土地的人，不管土地多少，都可称为地主。而旧社会有土地的人很多，真正地无一分、椽无一根的人家是极少极少的。所以，旧社会在怪屯人们的话语中，没有地主这个词，他们称土地多且富裕的人家叫老财，叫财主，或主家；大财主叫大主家。
谷屯有个大主家，叫谷兴泰。
谷兴泰家有三顷半地，虽然不能与平地上几十顷、几百顷、甚至挂千顷牌的大主家相比，但在水北山里，这已经很不简单了。
他用了4家佃户。
这里要说说人们一直弄不清的一个问题：地主、佃户、长工的关系。笔者祖上就是佃户，父辈们多次给笔者讲过旧社会给主家种地的事。他们讲的，跟后来接受的政治宣传的内容相去甚远。
过去一直认为，地主雇长工，剥削长工。实际上，地主自己不种地，是不雇长工的。地主只雇佃户。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一个佃户可租种上百亩甚至几百亩土地，一家人忙不过来，就需要雇佣长工。长工的数量，可根据租种土地的多少而定，如果租种一百亩地，雇两三个长工也就够了。
长工又叫伙计。伙计的报酬，视其精通活路及其体魄、力气的大小而定。如其各路活计都拿得起，又强壮有力，就称为大把式，每年报酬是3石小麦（合1500斤）；如果只会干几种活路，一年可得两石；身小力薄者，可得1。5石，甚至1石。
如果一家雇几个伙计，那这几个伙计中最大的把式就是他们的小组长或生产队长，那时叫领工，或叫领工伙计。领工伙计的任务极其繁重。以收麦子为例。鸡子叫头遍时就得起床，先把东家的水缸担满水，然后呼喊其他伙计起来，扛上笸刀（一种较大的形如笸箩的割麦工具）去笸麦。天明时，东家用竹篮提着馍、菜、稀饭来到地里，就坐在麦捆上用早餐。用罢餐，嘴一抹拉，继续干活。半晌间，东家又送一次饭，中午再送一次，后半晌再送一次。一天要吃五到六顿饭。一部分人割，另一部分人就往家运。一直割到星星出来了，看不见麦棵子了，才回家。但这不是收工。回家后还要垛麦垛，啥时把一天割下的麦子垛完了再喝汤（吃晚饭）。喝罢汤仍不能休息，要把明天用的镰刀、笸刀磨好，以便第二天起早割麦好用。一切停当，躺到床上时，也就夜半了。一季麦子割完需十来天。麦子割完后，不急着打，先抢种。玉米，绿豆，芝麻，谷子，等等，把割过的麦地播种完，然后开始打麦。
打麦比割麦还要辛苦。长工们必须半夜就起床，到场里摊麦子，叫摊场。就是把麦垛扒开，把麦捆子一个个解开，用桑杈挑乱，然后一杈杈地窝起来（这需要技术），窝一人多高，一杈挨一杈，摆满一场。一场麦就摊好了，天也亮了，可以看清地里已经绿油油的秋庄稼苗了。长工们就把桑杈放下，洗一把脸，把放在场边的铁锄扛起来，去锄地。半晌间，他们把锄往地里一扎，就回家了。不是回家休息，是摊在场里的麦子晒了半晌了，该翻一翻了。翻完后，继续锄地。一直锄到中午，才扛上锄回家。但这仍不是收工休息。因为这时场里的麦子已被牛把赶着石磙碾了好几遍了，一人多高的麦棵子，已被碾得只剩了半尺厚。长工们丢下锄头，又掂起了桑杈，把碾磁的麦秸挑起来，一边挑，一边抖，将碾掉的麦粒抖下来。然后，又把麦秸一杈杈地窝起来，继续晒。长工们这才撂下桑杈，跳到水坑里，洗去满身胡燥燥的麦糠，咕嘟几口井拔凉水，端起了东家送到场边的饭碗……
这便是60年前长工的一小段工作流程，劳动强度之大，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承受的。所以，那时的农民，特别是农民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长工（伙计），寿命都很短，平均不到50岁。笔者不顾拉杂之忌把它记下来，希望存史而已。
金匠李子盘就是大主家谷兴泰家一个佃户的长工，而且是领工。
再来说佃户与地主（主家）的关系。
佃户分三种。
第一种，车辆牛犋俱全，住地主的房子。这种佃户与地主的关系比较固定。每年打的粮食与地主二五分成，打一场分一场，当场过清。其副产品麦秸，包括铡草麦，皆归佃户所有。秋庄稼中的玉米秆、高粱秆、芝麻秆等凡是能打捆的副产品归主家；打不成捆的豆秧、红薯秧等归佃户。秋庄稼地里的套种作物，比如玉米地里套种的绿豆、豇豆、芝麻等，归佃户所有，主作物玉米二五分成。各种庄稼的复收物，比如麦子收割后在地里拣拾的麦穗、红薯刨了后犁地犁出来的红薯等，都归佃户。从这里看出，旧社会地主对佃户的剥削是不重的，他们是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双向选择，划着了干，划不着不干。笔者拿着《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给父辈们念地主逼租逼得佃户家破人亡的事，父辈们总是大惑不解。笔者只好跟他们解释，说这是外地的地主，不是咱这里的地主。他们这才骂了一声，说：“日他个妈，外地老财真害！斗争他们不亏！”
第二种佃户，又称种地户。他们也有自己的车辆牛犋，但不住地主的房子，一般都是与地主的土地相距不远的农民。这种佃户与地主的关系不太固定。打的粮食要先抽出二成给种地户，剩余的才与地主二五分成。其他规矩与第一种一样。这种形式叫外包。
第三种佃户，是家中比较贫穷的农民，自己无牛犋车辆，要用地主家的。打的粮食，要先抽一成给地主，剩下的与地主二五分成。其他规矩与第一种一样。这种形式叫内包。
李子盘虽然年轻，但活路样样精通，人又憨厚老实，不仅佃户们爱见，主家也爱见。一天李子盘正在地里锄玉米，谷兴泰抱住水烟袋踱了过来。
“娃儿，歇会儿，呼噜一袋。”谷兴泰把手里的黄铜水烟袋让了一下说。
李子盘没有歇，继续锄地，说：“大叔，不敢歇，还有十来趟，天黑得给这块地锄完哩。”
谷兴泰用脚踢踢地皮说：“锄不锄都中，这地又不荒。”
李子盘说：“荒是不荒。这一遍主要是虚虚土，叫玉米扎锥哩。”
谷兴泰再看看，就明白了，玉米棵已溜腰深，棵根起锥子一样扎出一圈嫩根，如果不把地皮松一松，会有一部分嫩根扎不进土里去，因而影响玉米棵生长复壮。
谷兴泰就抱住水烟袋，跟在李子盘的身边，看他锄地。李子盘锄地的身姿非常优美。他扎着丁字步，挥舞着锄头，锄头在玉米的条形绿叶里像一条龙似的，搅动得碧波荡漾。他的身子往前一趴，将锄头伸出去，“咵吃”一声扎进土里，身子跟着往后一仰，将锄头拉回来。这样一俯一仰四次后，向前大跨一步，身子一扭，换把。由于他的动作矫健有力，敏捷连贯，无限重复，很像一组舞蹈。谷兴泰看得把水烟袋掉到了地上。
谷兴泰跟着李子盘锄到地头，说：“娃儿！你别当伙计了！”
李子盘说：“不当伙计当啥？坐到金货铺子里憋屈死人！”
谷兴泰说：“当东家吧！”
李子盘就笑了，说：“大叔，我是那命？我家连根牛毛都没有，只有一头驴，还是跟别人伙着喂的。”
谷兴泰就把自己的打算说了。他有一套车辆牛犋，原来那家内包佃户把地种瞎了，每亩地总是比别人少收百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