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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凭高宗藩的武功，像他们这样武大郎耍扁担——不讲套路的打法，再有几个人一齐上也奈何不了他。但他想到这是一场群众运动，是抗拒不了的，谁抗拒运动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谁破坏文化大革命，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个罪名谁担得起？高宗藩只能忍，权当是练了一会儿排打功吧！
批斗过，游完了街，造反派还是不肯放过高宗藩，把他关进了一间小黑屋，说是隔离审查。高宗藩被搡进屋还没转过向来，那个会计带着两个小将也跟进来了。他们连话也不讲，抡起手里的棍棒劈头盖脑地对着高宗藩就是一阵毒打。
老子跟他们“拼了”，这些狗日的欺人太甚！高宗藩想，还能怎样？“大不了一个死呗。”他真想和这伙人拼个你死我活，但他又忍住了。他想到了家、想到了孩子、想到了朝夕相伴的老伴。这些年来，自己当干部，做领导，出席先代会，戴大红花，风光占尽了。而把背后的一切事都甩给了老伴，自己欠她的太多了。到临了还得叫她背个“抗拒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家属的黑锅，于心何忍呢？想到了这一点，尽管对方的棍棒像擂牛一样打来，他既不躲也不喊，只是用手护住自己身上几处致命的部位任他们打。
小黑屋的门是紧紧关着的，高宗藩也没哼没叫，可是棍棒打在他身上的声音很响，传得也很远。一位职工听了多时，后来见屋里没什么动静担心出事，连忙跑到高宗藩家报信，说高经理可能给那伙人打死了。
高宗藩的老伴一听这话，顿时三魂六魄被吓掉了两魂五魄。她两腿发软，哆哆嗦嗦地连路都不能走了。还是在孩子们搀扶下，来到造反派的办公室。造反派头头说：“人没死，有一口气也得交待问题。现在是隔离审查，是革命派在挽救他。这个期间是不能见任何人的，发生了串供什么的，反而害了他。”说来说去，胡扯八拉了半天，总归一句话：不让见。
高宗藩老伴只好哭哭啼啼地带着孩子们回家。
他们对高宗藩不明不白地审了几场、不明不白地打了几顿、又不明不白地把他放了。更不明不白的是，给了他一个写着“四类分子”的黑袖章，让他整日戴着回家改造。其实也没什么可怪的，那时不明不白的事也太多了。他只得忍气吞声地戴上。
半个多月的折磨，高宗藩虽然咬着牙挺过来了，可是身体受了很大的亏，就来到医院看病。人家一见他是批斗对象，根本不愿给他看病。医生喝过来、护士推过去，谁把他当人待？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高宗藩穿了一件大衣，把那个人见人恶的黑袖章盖了起来。谁知小将们“心明眼亮”，鼻子比警犬还尖。他们很快就看到了“阶级敌人的新动态”，闻到了“没有火药味的战争气息”。于是当机立断，在高宗藩的大衣上缝了一块白布，仍写上“四类分子”几个字。
这回高宗藩的病加重了。按说一个长期习武之人是不应该有什么大不了的疾病的，可这回他是身心交瘁。庄邻一位姐姐来看他，见他这个样子，心里非常难受，连饭也没吃，哭着走了。
士可杀不可辱，高宗藩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凌辱，于是再次想到了死。他想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以死来表示对那些倒行逆施的人进行抗议和控诉。
细心的老伴觉察到高宗藩近期神情恍惚，意识到他可能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就劝慰他，指着墙上的毛主席语录让他念。文革刚开始，高宗藩是食品公司第一个在家里设置宝书台的。当时全国各地许多人都在家设了。所谓宝书台，就是在迎门的墙上端端正正地贴一张毛主席像，下放一张小桌，实际上就是供桌，制不起供桌的，就用土坯垒张供桌，放上一摞《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等红宝书，也有的放毛主席塑像的。每天早上一起床，先在宝书台前祷告，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他的亲密战友永远健康。再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或唱一段语录歌，接下来把今天的活动打算述说一遍便可开始一天的工作了，这叫早请示。晚上回家，也要来到宝书台前，按上述程式进行一遍，再把“打算”的内容换为，用毛主席教导的标准进行“检查对照”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这叫晚回报。
高宗藩在宝书台旁边又贴了一张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他贴这张语录的目的是教老伴一面背语录，一面识语录里的字。老伴明明早就认识这些字，还教邻居认过、写过，今天却偏说忘了，要高宗藩一遍又一遍地读给他听。这用意还不是再清楚不过的吗？她是怕高宗藩忘了毛主席的教导，过不了难关哩！
就在高宗藩苦闷彷惶的同时，郯城县委有个领导干部也刚挨过批判。他本人很豁达，没把这当作一回事。可是回到家里家属却冷言冷语地说：“早知你是反革命，也不跟你结婚了，弄得全家人跟着你受罪。”就这一句话使他左思右想了几天，到底没想开，一条绳吊死了。
高宗藩没有寻短见。亲人的温暖，使他有一种憩息港湾之感。夫妻的休戚与共，给了他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所有亲朋好友都能这样么？未必。一位原来交情甚好的老同志，说了一句话就让他如五雷轰顶般的难受、难忘。
第三章 心系太极
第一节
高宗藩闯出了文革“炼狱”，虽说没死，身上的皮却脱了一层。有人说：“你见谁脱皮啦？除那些自绝于人民、自绝于革命的顽固派死掉了，剩下的不都是好端端的吗？”说这话就没劲了，一场“红祸”，死的人还少么？其中有人民爱戴的开国元勋、有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有著作等身的作家、有成绩斐然的科研工作者。他们为了人民曾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他们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曾呕心沥血辛勤笔耕；他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默默地贡献自己的青春。怎么一夜之间，他们又会“自绝于人民”了呢？特别是那些“文艺黑线人物”，“广大革命群众”有几个认得他们呀？还不是人云亦云，跟着瞎起哄！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事情发生在批“三家村”，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的那阵子，某个农村老大爷站起来发言说：“俺听说桑家村出了两个坏蛋，一个是邓秃子，一个叫吴和尚，他们都是小木叉。这俩小子一天到晚说黑话，要把咱社会主义给搅黄了。俺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一定要把这俩小子批倒斗臭，臭得连狗都不吃。”就是这样的发言，还博得了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邻村开批斗会时，还专门请他去发言哩！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的所谓“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之一斑。
那阵子，听不完的“最高最新指示”。夜里说不定哪会儿，一阵锣鼓、鞭炮声把你从梦中惊醒，于是，有单位的到单位，无单位的到居委会，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听传达中央的声音。接下来就是根据这次上边又打倒了谁，上挂下连，找出本单位、或身边一个“代理人”来。尽管嘴里“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是车间、田头几乎无人，大家把精力和情感都投入到“打打打”、“杀杀杀”中去了，一度出现了精神上的“蛮荒”。
“昨天革命不等于今天革命”的理论，使众多的干部有“朝不保夕”的危机。就是结合了，又有什么用？说不定哪时，你还会一个跟斗栽下来的。因为你“站队”时所靠的“造反组织”也时刻有可能发生“风云变化”。有个地区的群众曾这么唱道：“先说这派好，又说那派对，一年一个革委会，弄得干部乱站队，弄得群众活受罪。”
高宗藩既然是当权派，当然也就“在劫难逃”。这不，几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下来，五十多岁的人显得那么憔悴衰老。手也麻了，过去舞得动大刀、扎得动花枪的手，现在连提一暖瓶水都感到吃力；腰也弯了，硬了，过去像安了转轴一样灵活的腰，如今成了门板一块。颈椎也酸痛了，过去能像拨浪鼓似转动的头，如今一动弹，连肩带背扯心般的疼痛难忍。尤其是阴雨天，浑身筋骨难受，严重时彻夜难眠。
“唉，老啦！”高宗藩想。可是他又一想，不对！恩师李锡度，七十多岁时不是还教拳的吗？奶奶七八十岁不是还能操持家务吗？自己才五十多岁，怎会有这般老态？不该啊！他终于承认自己是病了，是一种未老先衰的病。
其实当过几年“走资派”的人，得这种病的真是屡见不鲜。你想，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批斗，精神支撑不住，身体更是支撑不住。造反派斗起人来真是鲜招频出，头被按得低到能碰到膝盖，两手反关节别过去，要摆成一个燕尾式，脖子里还要挂个大牌子，时不时还要挨上几脚或几棍子，再棒的身子骨，怕也要散架子了。尤其是那位文化革命的“旗手”鼓吹“文攻武卫”后，造反派之间因观点分歧而诉诸武力成了合法的“革命行动”。到头来，这些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左派”们，少不了把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揪出来，于是这个责任还是历史性地落到“走资派”们的头上。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他们真的“体无完肤”了，不是脱了一层皮怎的？
说话间，就是一九七o年了。
病不饶人，高宗藩已不能上班，只得设法看病去。
他北上济南、临沂，西去徐州，东去连云港，到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