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高宗藩和他们说清楚了：只教拳，不拜师。练拳只能用于健身，不准用于打架。这一切都是避免别人再说三道四，弄出些“小团体”啦、“江湖气”啦、“封资修”啦等等口实。
可是此门一开，就难关得住。不久，高宗藩的老朋友、老邻居、老伙计秘华营找上门来了。他郑重提出，要把儿子秘登平和几个青年人送来给高宗藩磕头拜师，入门学拳。他素知高宗藩武功高超，早就想让孩子来学的，见高宗藩一直不收弟子，甚至连自己也不练了，才没开口。现在高宗藩既然开了门，他能不要求让自己的孩子进来吗？
为什么许多年轻人既认了师父，却管高宗藩叫大爷呢？这恐怕与他早期不愿公开收徒有关。建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上不少人对武术是有一定偏见的。在高宗藩的领导中就有人认为，“他这个人工作很卖力，人又聪明还能吃苦，就是爱练拳，有江湖气，算不得一个好干部。”高宗藩为了避开这些闲言散语，所以长期以来练拳、教拳都是暗暗地进行，更何况是收徒，能敢公开么？大家就按年龄辈分喊他一声大爷。时间一久，这“大爷”二字就是“师父”的代名词了。
他虽当了几十年的经理，但喊高经理的人也不多。因为他从来就没把自己的职务高低放在心上。别说他本人是个科级干部，离休后享受处级待遇，在他的徒弟中从股级、科级，到处级的太多了。他对徒弟的态度不是根据对方的职务、身分，而是看他们的做人准则、武德和吃苦精神。
许继春是郯城城关人，四方脸，个子长得墩墩实实的。他十五岁开始打铁，一干就是十年。练拳浑身是劲，能一只手举起八十多斤的铁砧子，就是大杠铃平车轱碌也能连举四十次，面不改色、喉不带喘。他一九七五年就跟高宗藩磕头认师了。他先练的是长拳类的套路，洪拳、查拳、少林拳、螳螂拳、劈挂拳、王子平二十法等，后来又练太极拳。在器械上，他练过青龙剑、扭丝棍、四门枪、哪吒枪、拦马刀、绳镖等。
学拳、练拳是要吃苦的，他和他的师兄弟们都是肯吃苦的“主儿”。王新建、朱建国都在食品公司工作，许继春总是四点钟起床，先自己练一阵，然后再把他俩喊起来练。为了练弹跳力，他们用砖头垒起来往上跳，逐渐加高，后来就往食品站装猪的台子上跳，再后来就在腿上绑了沙袋子跳，许继春在练四路华拳中飞天卧伏，后接乌龙绞柱再接鱼跃前滚翻时，被跌得遍体鳞伤；在练绳镖时，头被打破出了许多血，自己还以为是淌的汗；练青龙剑时，两条裤子被扎破、鼻子也被削破了；杜其善在练大花枪时，一个败势子接旋风脚，没过来摔了个大放墙；练刀时，一个右手缠头刀，左手拍脚的动作没做好，一刀削在脚上；马德江和骆建练大花时，抛枪，腾空二起脚，一枪扎在脚面上，硬是咬着牙拔了出来。
高宗藩的弟子们正是因为有这种极强的毅力，所以个个都练出了一身好功夫。
第三节
原红花埠食品站站长李明礼，是个老同志。虽然，高宗藩跟他是属上下级关系，但高宗藩从来就没看低过李明礼。同样，李明礼也很尊重高宗藩。确切的说，他们俩是同志加朋友的关系。
一场文化大革命扭曲了不少人的嘴脸和灵魂，并由此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阴差阳错之事。有些事，当时令人发指，事后也叫人啼笑皆非。
文革运动之初，革命是革资产阶级路线的命；造反是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先从建国十七年来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揪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这些大事大非上作文章。革着、造着就要上挂下连，要顺藤摸瓜，找出他们的代理人，再找出代理人的黑干将，黑干将的小喽罗、小爬虫，运动也就越来越向纵深发展、越来越波澜壮阔。于是以线划人，分出红和黑来。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离异、朋友绝交，不知世间情为何物了。
从颜色上，大家争一个红字。所有颜色中红色最好嘛！红色新政权、红色根据地、红色种子等等，红色就是革命、就是正义，其它颜色就是其反面。江苏某县化肥厂突发奇想，认为长期以来的安全指示信号有问题。绿灯表示正常，红灯表示故障，这怎么可以？先是贴大字报，批判原设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物，后作出规定纠正过来。结果由于工人一时没适应，一见红灯立即按停了机器，造成一次全厂突然停机的大事故。
从个头上，大家争一个大字。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串连等等，沾了大字边就是气势恢弘嘛！于是造反组织的名称越来越大了，你是造反队，我就是兵团，他就拉起了司令部。公章当然也是越来越大，你的直径四公分，我就刻个五公分的，他索兴就不讲规格，刻个碗口大的了。
人们哪，疯狂了。
造反派组织之间，当然谁都说自己一方是在捍卫毛主席、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方则是十恶不赦的保皇派，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而为了搞倒对立面，就得整对方的材料、抓对方的辫子。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只好凭道听途说和想当然了。为了显示本组织的革命性，最有力的做法就是打倒一个走资派。各单位的当权派又成了造反组织的抢手货，大家都想在他们身上捞点油水，因此当权派又成了大造资产阶级反的众矢之的。
造反派们实在抓不到高宗藩什么现行问题了，只好挖空心思从他的历史上打主意。经过排找线索、内查外调，有个别人反应，此人会拳，就是不本分的迹象。据了解，过去就有领导说他踢腿弄拳的就不是好农民。又有人反映，他年轻时在武术馆学拳时，跟国民党军队有过来往。善于捕风捉影的造反小将们无风都能掀起三尺浪来，何况有点风而且这个风还不小啊！这条消息经过三传四传，就成了高宗藩当过国民党的兵，还杀过共产党。
李明礼与高宗藩共事多年又是朋友，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他根本就不动头脑去想想，高宗藩就是本地人，他如果当过国民党的兵，能瞒住谁？他要是真的杀过共产党，还能逍遥法外到今天？然而，李明礼却信了，而且义愤填膺。这还了得？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共产党从苦海里救出来的，绝不能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毛主席！一定要不念私情，坚决和高宗藩划清界线。
在批判高宗藩的大会上，李明礼挺身而出。他声色俱厉，慷慨陈词，把高宗藩狠狠地批了一通。会后，高宗藩找到他，问他说：“明礼同志，你批判我，我一点意见也没有。但说我是国民党的兵，还杀过共产党，许多群众不知底细跟着人云亦云，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有人在诬陷我呀！”
李明礼见高宗藩胆敢来找后账，把眼一翻说：“高宗藩，你的事我怎么能知道？人家都揭发出来了，你还有什么话说？过去，你是国民党的兵，现在你是走资派。谁是你的同志？你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不然还得狠狠地批！”一席话，说得高宗藩从头凉到脚后跟。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戈培尔的“谎话说三遍，就会变成事实”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造反派的“内查外调”实际上就是公开的胡编乱造，鬼影子是见不得太阳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县革会专案组是严肃的，高宗藩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落实。说实在话，这还得感谢那些谣言家。因为他们把谣言造大了，高宗藩的问题涉嫌杀害革命者，这在全县是大案能不尽快查处么？这一查，倒把高宗藩的问题都搞清了，所以作为“解放”干部站了起来，也就是结合到单位领导班子里去了。而李明礼却没被结合，还有一座炼狱在等着他。历史常开这类玩笑，人们把它叫作“十年河东转河西”。
高宗藩和李明礼的位置调了个个，没要十年只几个月的时间。
李明礼在高宗藩跟前是个兵，但在食品站就是个头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游戏，“游戏规则”是，凡头头都得过过堂。不管是大单位、小单位，大头头、小头头，都免不了站队、亮相、解放、结合这个固定的程式。当然第一步是打倒，“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嘛。李明礼虽然高举过造反大旗，支持过某一造反派组织，但“游戏”的全过程都得走，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得跳过去的。因为你是头头，就有可能是走资派；你参加过造反组织，说不定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大萝卜不是红皮白心的么？！
在被造反派一次又一次的揪斗中，在被发言者咄咄逼人的训斥下，李明礼才真正感到被冤屈、被污陷、被革命、被造反是个啥滋味儿。孤独、沮丧、苦闷、彷惶，纠缠着他。就像一口吞进了二十五个小老鼠，百爪挠心。
所好的是，公司革委会是高宗藩说了算，他不准公司本部和下属基层单位的造反派乱来，否则李明礼可就受大罪了。社会上有些单位的当权派参加了某个造反组织，被另一个组织弄去批斗时，头被按得很低，脖子里挂个很重的牌子，面前放一只又骚又臭的尿桶。一场批斗会下来，五脏六腑得翻腾几天。而本派又不甘示弱，也得组织一场批斗会，还要在对方的基础上再加加码。这样当权派的罪就够受的了，可是据说你要是到世界革命的心脏北京一看，那更是小巫见大巫了。有人步行赴京串连，一下子闯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巧看到电影演员赵丹在劳动改造。只见他脖子里挂了一块牌子，上写“混世魔王”四个字。那块牌子是用铁板制的，不知其重量，只见系牌子的细铁丝把“魔王”的脖子里勒出一条血红乌紫的沟。天子脚下的小将们介绍经验说，这样才能触及灵魂。
毕竟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红花埠食品站的个别职工也想到了请求外援。一批“路线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