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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问和思想的方面,我们不能不认为已经有多少进步,而且确已替将来开出一条大进步的路径。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科举制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真算得深根固蒂。他那最大的毛病,在把全国读书人的心理都变成虚伪的、因袭的、笼统的,把学问思想发展的源泉都堵住了。
废科举的运动,在这五十年内的初期,已经开始,郭嵩焘、冯桂芬等辈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前后约十年间,经了好几次波折,到底算把这件文化障碍物打破了。
如今过去的陈迹,很象平常,但是用历史家眼光看来,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间一件大事。
这五十年间我们有什么学问可以拿出来见人呢?说来惭愧,简直可算得没有。但是这些读书人的脑筋,却变迁得真厉害。记得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曾几何时,到如今“新文化运动”这句话,成了一般读书社会的口头禅。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这种心理对不对,另一问题,总之这四十几年间思想的剧变,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梦见。比方从前思想界是一个死水的池塘,虽然许多浮萍荇藻掩映在面上,却是整年价动也不动,如今居然有了“源泉混混,不舍昼夜”
的气象了。
虽然他流动的方向和结果,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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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没有十分看得出来,单论他由静而动的那点机势,谁也不能不说他是进化。
古语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但这一期内,思想界受的影响很少,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这些书现在看起来虽然很陈旧、很肤浅,但那群翻译的人,有几位颇忠实于学问。
他们在那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亏他。因为那时读书人都不会说外国话,说外国话的都不读书,所以这几部译本书,实在是替那第二期“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开出一条血路了。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象睡梦中着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
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
,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然象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这件事的确能够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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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外国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
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躺一躺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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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
拿过去若干个五十年和这个五十年来比,这五十年诚然是进化了;拿我们这五十年和别人家的这五十年来比,我们可是惭愧无地。试看这五十年的美国何如,这五十年的日本何如,这五十年的德国何如,这五十年的俄国何如?他们政治上虽然成败不同,苦乐不等,至于学问思想界,真都算得一日千里!就是英法等老国,又那一个不是往前飞跑?我们闹新学闹了几十年,试问科学界可曾有一两件算得世界的发明,艺术家可曾有一两种供得世界的赏玩,出版界可曾有一两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以后看怎么样罢。
四
“五十年里头,别的事都还可以勉强说是进化,独有政治,怕完全是退化吧。”这句话,几几乎万口同声都是这样说,连我也很难得反对。虽然,从骨子里看来,也可以说这五十年的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
原来政治是民意所造成,不独“德谟克拉西”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最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所以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五十年来中国具体的政治,诚然可以说只有退化并无进化,但从国民自觉的方面看来,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自觉。觉些甚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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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这两种精神,从前并不是没有,但那意识常在睡眠状态之中,朦朦胧胧的,到近五十年——实则是近三十年——却很鲜明的表现出来了。我敢说,自从满洲退位以后,若再有别个民族想钞袭五胡、元魏、辽、金、元、清那套旧文章再来“入主中国”。那可是海枯石烂不会出来的事。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象尧、舜那么贤圣,象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象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这种事实,你别要看轻他了,别要说他只有空名、并无实际。古语说得好:“名者实之宾。”凡事能够在社会上占得个“正名定分”
,那么,第二步的“循名责实”自然会跟着来。总之,在最近三十年间我们国民所做的事业:第一件,是将五胡乱华以来一千多年外族统治的政治根本铲除;第二件,是将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政治永远消灭。而且这两宗事业,并非无意识的偶然凑会,的确是由人民一种根本觉悟,经了很大的努力,方才做成。就这一点看来,真配是上“进化”这两个字了。
民国成立这十年来,政治现象诚然令人呕气,但我以为不必失望。因为这是从两个特别原因造成,然而这些原因都快要消灭了。第一件,革命时候,因为人民自身力量尚未充足,不能不借重固有势力来做应援。这种势力,本来是旧时代的游魂。旧时代是有二千多年历史的,他那游魂,也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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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精用宏”
,一二十年的猖獗,势所难免。
如今他的时运,也过去大半了,不久定要完全消灭,经过一番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
(不是委心任命的话,其实事理应该如此。)
第二件,社会上的事物,一张一弛,乃其常态。从甲午、戊戌到辛亥,多少仁人志士,实在是闹得疲筋力倦,中间自然会发生一时的惰力。
尤为可惜的,是许多为主义而奋斗的人物,都做了时代的牺牲死去了。后起的人,一时接不上气来,所以中间这一段,倒变成了黯然无色。
但我想这时代也过去了,从前的指导人物,象是已经喘过一口气,从新觉悟,从新奋斗,后方的战斗力,更是一天比一天加厚。在这种形势之下,当然有一番新气象出来。
要而言之,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完全是乐观的。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象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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