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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
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然则前此曾言君主立宪者果何负于国民？在今日亦何嫌何疑而不敢为国宣力？至于强诬前此立宪派之人为不慊于共和，则更是无理取闹。立宪派人不争国体而争政体，其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吾既屡言之，故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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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５梁启超文集
夫于前此障碍极多之君主国体，犹以其为现存之事实而承认之，屈己以活动于此事实之下，岂有对于神圣高尚之共和国体而反挟异议者？
夫破坏国体，惟革命党始出此手段耳，若立宪党则从未闻有以摇动国体为主义者也。故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论理上必然之结果，而何有节操问题之可言耶？
若夫吾侪前此所忧革命后种种险象，其不幸而言中者十而八九，事实章章，在人耳目，又宁能为讳？论者得毋谓中国今日已治已安，而爱国志士之责任从是毕耶？
平心论之，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以云有功，则两俱有功，以云有罪，则两俱有罪。
要之，此诸人士者，欲将国家脱离厄区，跻诸乐土，而今方泛中流，未达彼岸。
既能发之，当思所以能收之，自今以往，其责任之艰巨，视前十倍，又岂容一人狡卸者？
今激烈派中人，其一部分则谓吾既已为国家立大功、成大业矣，畴昔为我尽义务之时期，今日为我享权利之时期；前此所受窘逐戮辱于清政府者，今则欲取什伯倍之安富、尊荣于民国以为偿。此种人自待太薄，既不复有责备之价值。其束身自好者，则谓吾前此亦既已尽一部分之责任，进国家于今日之地位矣，自今以往，吾其可以息肩，则翛然于事外而已。而所谓温和派者，忘却自己本来争政体不争国体，因国体变更，而自以为主张失败，甚乃生出节操问题；又忘却现在政治，绝未改良，自己畴昔所抱志愿，绝未贯彻，而自己觉得无话可说，则如斗败之鸡，垂头丧气，如新嫁之娘，扭扭捏捏。两方面之人，既皆如此，则国家之事，更有谁管？在已治已安之时，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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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５７５
不管国事，尚且不可，况今日在危急存亡之交者哉！
若谓前此曾言立宪之人，当共和国体成立后，即不许其容喙于政治，吾恐古往今来普天率土之共和国，无此法律。
吾侪惟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尽人有分而绝非一部分人所得私。前清政府，以国家为其私产，以政治为其私权，其所以迫害吾侪不使容喙于政治者，无所不用其极，吾侪未尝敢缘此自馁而放弃责任也，况在今日共和国体之下，何至有此不祥之言！此鄙人所为谓欲赓续前业，常举其所信以言论与C天下相见也。忝列嘉会，深铭隆贶，聊述前此之经历与今后之志事以尘清听。情与词芜，伏希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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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５梁启超文集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１９１５年９月４日）
英文《京报》记者因筹安会事及宪法起草事，特往天津访问梁任公。任公方患赤痢颇剧，记者就病榻有所询，先生强答之，今转录其谈话如左。
记者问曰：近日来都中有人发起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先生于意云何？梁君答云：鄙人一年以来，欲肆力于社会事业久矣，厌作政谈，即鄙人畴昔好为政谈之时，亦曾标举二语，以告于众曰：只论政体，不论国体。故国体问题，尤鄙人所不愿谈也。
记者问曰：既云只论政体，不论国体，则国体无论为共和为君主，应无反对，且先生于数年前不尝著论力主君主立宪乎？梁君答曰：吾所为只论政体，不论国体者，常欲在现行国体之下，求政体之改革，故当前清末叶共和革命论极盛之时，吾独坚持君宪说，与革命党笔战，累十数万言，直至辛亥八月，武昌起事之后，吾犹著《新中国建设问题》一书，谓虽不得已而行共和，亦当虚存君位。近今某报所登古德诺博士论著商榷共和利病，且引中美、南美乱事为证，此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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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７７５
论，此种证据，吾无一不于十年前痛切言之，其言视古氏所说详尽透辟更加十倍，《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等书流布人间者，不下数十万本，可覆按也。即当辛亥九月著《新中国建设问题》时，欲迁就以存虚君，无聊之极思乃陈三义：一曰仍存清室，二曰虚拥衍圣，三曰求立明后。此虽滑稽之谈，然吾当时怵于变更国体之危险，情急之状可以想见，今之谈第二次变更国体者，犹以此三义为研究之资料也。吾当时岂有所爱于君主政体，而必犯众怒以为之拥护者？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的政体于其上，此吾数十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
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屡迁之，其伤实多，吾滋惧焉。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的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此无他故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
记者问曰：筹安会一派之言论，谓共和必不能立宪，惟君主乃能立宪，此理何如？梁君答曰：鄙人愚昧，实不解此，吾求诸中外古今学者之理论而不得其解，吾求诸中外古今列国之故实而亦不得其解。今日中国欲变专制为立宪，其一当视主权者拥护宪政之诚意何如，其二当视国民运用宪政之能力何如。谓此二者缘国体之变更而遂生异动，吾百思不得其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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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５梁启超文集
记者问曰：古德诺博士谓中国欲变更国体，须有三条件，其第一条件则须国中多数优秀之民咸不反对，此条件可望实现否？梁君答曰：国体而到必须变更之时，则岂更有反对之余地？
除乘机徼利借口生事之乱党外，决无人昌言反对者，吾敢断言也。虽然，变更国体一次，则国家必丧失一部分热心政治之正人，吾又敢断言之。共和建设以还，蔚成之时彦虽多，然有用之才自甘遁弃者，以吾所知，盖已不少。识者未尝不为国家痛惜，然士各有志，无如何也。若更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前次之遁弃者，固断不复出，而继此而遁弃者恐视前更多耳。果尔，则亦殊非国家之福也。
记者问曰：变更国体之事，将来能否成为事实，且大总统之意向如何，先生亦有所闻否？梁君答曰：此事能否成为事实，吾殊难言，就理论先例观之，恐在所不免。力学之理，有动则必有反动，此原则之无可逃避者也。既有第一次之变更国体，自应有第二次之变更国体赓续而起，其动因非在今次而实在前次也。吾昔在《新民丛报》与革命党论，谓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于帝政；以革命求立宪，其究也必反于专制。吾当时论此焦唇敝舌，而国人莫余听，乃流传浸淫，以成今日之局。
今以同一之论调，易时而出诸外国博士之口，而臭腐忽为神奇，相率以研究之，既可怪诧，尤当知吾十年前所预言者，今外国博士所称述只得其半耳，其余一半，则吾惟冀吾言之不中也。
若夫我大总统乎，则两次就位宣誓，万国共闻，申令煌煌，何啻三五，即偶与人泛论及此问题，其断不肯帝制自为之意，亦既屡次表示，有以此致疑吾大总统者，恐不敬莫大乎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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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曰：筹安会一派谓古德诺博士实倡此说，而本记者前访博士，则谓并无此主张，先生与博士夙交好，尝与论及否？梁君答曰：此次博士重来，曾一见访，吾适在津，未获相见。惟博士尝有书致宪法起草会，所言皆就国民宪法立论，未尝他及也。
记者问曰：闻先生在宪法起草会列席颇少，何故？梁君答曰：吾自南游一次，感受暑热，继续患病，旋愈旋作，中间或不能列席，非有他故。
且前数次所讨论尚未及宪法内容，偶缺席当无伤，此后深愿与同人作速进行，将此种国家根本大法早具草案，聊尽国民义务于万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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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５梁启超文集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１９２０年３月２０日）
梁任公先生近自欧洲归国，适上海中国公学恢复后第二次开学，遂开会以欢迎之。梁先生即席演说，主张发挥固有的民本精神，以矫欧洲代议制度及资本主义之流弊，颇足为国人当头棒喝。兹录其词如次：鄙人对于校中任事诸人皆为道义交，可谓精神上久已结合一致，惟自己未曾稍尽义务为可愧耳。此次游欧，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清切。
所带来之土产，因不甚多，惟有一件可使精神受大影响者，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
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此次游欧所得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