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敷衍了事地说：“你先复查着吧，想到哪里去复查，就到哪里去复查，保险都包的，不包也不要紧，我掏。但我不是搞这行的，帮不上你什么忙，你还是到医院找妇科医生吧。”
她生气地说：“我的病是你搞出来的，我不找你找谁？”
“什么病是我搞出来的？”
“HPV！”
“什么HPV？”
“你是学医的，连HPV都不知道？”
他好像被冒犯了，自我辩护说：“我学医是在中国学的，是用中文学的，又过去这么久了，你突然冒这么一个外文词出来，我怎么知道你在说什么？难道你那个专业的事，你都知道，都记得？”
她把HPV的传播方式和危害说了一下，问：“我要你现在对我说明白，你到底是在哪里搞上HPV的。”
“我没在哪里搞上HPV。”
“你没HPV，我怎么会有呢？”
“我正想问你呢！”他“砰”地挂了电话。
她气得发抖，想再打电话过去质问他，但电话铃响了，她拿起一听，是姐姐，不由得吃惊地问：“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还没。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宫颈原位癌’并不等于‘宫颈癌’。‘宫颈原位癌’只是癌前病变，如果治疗及时，可以彻底治愈。你说的那个梅艳芳，她是得的宫颈癌，不是宫颈原位癌，而她因为想生孩子，没及时接受手术治疗，所以才恶化了。”
“谢谢你，这么晚了，还在帮我查资料。”
“还有啊，HPV也不全是通过性活动传染的，有时共用病毒污染物也可以传染，还有的通过皮肤的溃疡破口之类的，都可以传染。你先别把账算到小满身上，先想想有没有别的可能。”
她鼻子发酸，眼泪又下来了。还是姐姐了解她，知道她此刻是既没心情也没胆量去网上查这些，就连夜帮着查了，而且连夜打电话来宽慰她，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像姐姐这样关心她，而且关心到位。
她谢了姐姐，推说要睡觉了，跟姐姐结束了谈话，好让姐姐早点休息。
但她挂了电话之后并没休息，而是上网去搜寻这方面的信息。有了姐姐的一番话垫底，她胆子大了一些，估计不会搜出比韩国人说的更可怕的东西来，说不定还可以搜出一些安慰人的东西。
她搜寻了一会，从一个中文网页上看到一篇文章，说HPV有可能通过接触污染物而传染上，比如公厕的马桶坐垫、共用浴巾等。
她联想到丈夫刚才的态度，觉得他很可能是没出过轨，所以才会有那么足的底气，那么大的火气。现在她也不觉得丈夫的态度可恶了，甚至喜欢上了他的态度，如果他出过轨，应该没本事装得那么无辜。
于是她的脑子高速运转，像一台高功能吹风机，把前三百年后八百年的鸡毛蒜皮的事全吹得飘起来了。
第一、满家岭的神器。谁知道是不是有人用过的？谁又知道岭上的爷拿它干过什么？如果岭上的爷自己有HPV，那神器不是很容易就带上了HPV病毒吗？而且那神器放在满家岭那么长时间，墙洞里也放过，神龛上也放过，天知道还在哪里放过，染上病毒的机会简直太多了，然后又用在她身上，虽然用开水消过毒，但是开水能杀死病毒吗？就算能，难道丈夫真的用开水淋过了吗？
第二、外国神器。是购物中心里那个女人介绍去买的，谁知道是家什么破店？她第一眼看到那个“神器”的时候，就是开了封的，她以为是丈夫打开的，但也可能是别人打开的，甚至别人用过了的，然后又用在她身上。那次也是叫丈夫去消毒，谁知道他是怎么消毒的？
第三、小温到她家里来洗过衣服，完全可以把病毒留在洗衣机里，然后她又把衣服放进去洗，那病毒不就沾在她的衣物上了吗？这个最令她胆寒，因为女儿的衣服也是放洗衣机里洗的，可别把女儿也传染上了。
第四、以前住公寓的时候，都是到公用的洗衣机上去洗衣服，那些老墨啊老黑啊，听说很多都是吸毒乱搞，会不会是从那里传来的？
她还想了很多条，比如丈夫那个法国导师送给丈夫的旧衣服，她刚来美国时买的人家的旧床，学校的抽水马桶等等。
她准备见医生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提出来说说，看医生说哪种情况最可能。只要能证明她的HPV不是丈夫乱搞带来的，她就有勇气面对宫颈上皮内瘤变甚至癌症。
5
第二天，丁乙给两个妇科医生打电话，预约见面时间。
Z医生在两个医院上班，忙得很，很难逮住，电话只能打到前台。她只好让前台给她约个最早的时间，结果最早也得等到下周。
金博士好一点，只在一个医院上班，又是研究员，清闲多了，约到了两天后。
她好不容易挨到了跟金博士见面的那天，提前半小时就跑了过去，但结果让她很失望。
关于化验报告，金博士的说法跟韩国人一模一样，还没韩国人说的好懂，满口名词术语，也不解释，也不画图，如果不是韩国人在前面给她扫过盲，而她自己这几天又挂在网上查相关资料，她可能都听不懂金博士在说什么。
她最关心的是HPV病毒的来源，便急切地把自己想到的那些原因一条一条提出来问，但都被金医生否决了：“不可能，HPV病毒离开人体很难存活，通过物体传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她急了：“但我只有过一个性伴侣啊！”
“只需要一个性伴侣就可以传染上。”
“即便是这一个性伴侣，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并不多……”她也顾不得怕丑了，把自己的性史详细描绘了一番。
但金博士只一句话：“这个只需要一次性活动就可以染上。”
“那你的意思这只能是我丈夫传给我的了？”
金博士耸耸肩，不置可否。
她愤怒地说：“我要把他杀了！”
她以为这样说了，金博士一定会说“先别杀，也不一定是你丈夫传给你的”，但金博士什么也没说。
她绝望了，不再指望金博士能证实丈夫的清白。
金博士没跟她约下次见面时间，建议她仍然找Z医生诊治。她没反对，因为她对金博士的感觉不好，又考虑到金博士跟韩国人的关系，她觉得还是找Z医生比较好。
后面几天更难挨，每天都度日如年，写论文也没心思，找工作也没心思，唯一不敢怠慢的就是照顾女儿，虽然心急如焚，也要在女儿面前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
至于丈夫，从那天他摔电话开始，两个人就没再讲话，每天晚上都是她睡着了他才回来，早上她去送孩子，他就溜掉了。周末也不例外，她和孩子还没起床，就听到他开车库门关车库门的声音，然后就是一天不见人影，直到半夜三更才回家。
她知道他在躲她，她也不想跟他碰面，因为她现在还没确凿的证据证明HPV是他搞回来的，也没确凿的证据证明HPV不是他搞回来的，两人碰面肯定会吵起来，但又吵不出结果，不如不碰面。
他们之间的唯一交流，就是他还在吃她做的饭，而她还在用他挣的钱。
到了跟Z医生见面的时间，她仍然是早早地就去了，明知去早了也没什么用，但不去也是坐立不安，还不如去医院坐着等，心里反而安定一些。
终于听到护士在点她的名，她走进Z医生的诊室，一开始照例是量身高、体重、血压、体温之类，结果发现她比上次轻了整整八磅，连为她量体重的胖护士都为之惊讶：“哇，不到一个月，减了八磅，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苦笑着说：“没什么诀窍，就是着急。”
量完身高体重之后，又等了一会，才见到Z医生。
Z医生对她病情的分析跟那两个研究员一模一样，而她这几天成天在网上恶补这方面的知识，中文的英文的相关文章囫囵吞枣读了不少，自我感觉已经速成了一个宫颈癌学位，几乎到了Z医生还在说上文，她就已经知道下文的地步，而且是双语的。
她问：“我还请圣玛丽医院的金博士给我做了检查，但她那边的化验结果是CINⅡ，你这边是CINⅢ，为什么会不一样？”
Z医生好像没因为她找别的医生而生气，很耐心地解释说：“是这样的，现在的病理化验报告采取的是新的划分法，以前的CINⅡ、CINⅢ和宫颈原位癌都划在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里。有的医生觉得这种划分法很笼统，或者出于习惯，写病历的时候会用‘非典型增生’或‘宫颈上皮内瘤变’这样的术语。”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CINⅢ就是‘宫颈原位癌’了，那么我到底是二级还是三级呢？”
“这个区别没多大意义，都属于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都是一样的治疗方法。”
她从网上看到的解说跟Z医生一样，她只是用这个方法考察一下Z医生水平如何，既然Z医生通过了她的考核，她也就不再纠缠“二级”“三级”的问题，转而探讨HPV：“有没有可能是从别的渠道感染的？比如使用了公用洗衣机啊、坐了公共厕所的马桶啊之类的？”
Z医生摇摇头：“基本不可能，HPV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时间很短，只能是性传染，不一定是性交，但至少要有性器官的接触。”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说HPV也可以通过接触污染物而感染。”
Z医生耸耸肩，未置可否。
她又不厌其烦地把“中国神器”、“外国神器”的事讲了一遍，然后满怀希望地问：“会不会是从那上面传染来的？”
Z医生还是那个答案：“不可能，因为这种病毒在体外只能存活很短时间。”
她把自己想到的原因都说了一遍，但全部被Z医生否定了。
Z医生安慰说：“不用紧张，很多人都感染过HPV的，大多数人都没事，即使发展成非典型增生，也没什么，做个宫颈锥形切片就好了。”
她觉得Z医生不能理解她的心情，可能美国根本没有像她这样一生只有过一个性伴侣的人，所以没谁会斤斤计较于“HPV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这点她能理解，如果她也有过几个性伴侣，哪怕只有两个，她也不会纠缠于这个问题，因为她无法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传给她的，纠缠了又有什么用呢？
问题是她只有一个性伴侣，这事就变得很重要了，她必须弄明白丈夫到底出过轨没有，不然她没法跟丈夫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