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被民警和家长带到就近的医院进行了检查。结果是处女膜呈非陈旧性破裂,并在女孩的阴道里提取了案犯的残留精液,血型为B型。立案过程非常简单,魏光的父亲被民警押着亦到了同一所医院作了血型检查,结果为B型。魏征被逮捕了。
民警对女孩的提问笔录亦很简单,女孩一口咬定魏老师戴着口罩把她从校园的林中小路上拽进了一个闲置的小水房,然后便发生了那个事儿……女孩那天下去放学后值日搞卫生,走得较晚,她到林子里去是为了找点儿砖头或瓦片垫垫教室前不太稳当的板报架。
尽管魏征在看守所里哭天抢地喊冤枉,但没人理他,并且又遭到同监号的人犯们连续几次的臭损,这种案子在狱里也让人看不起。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判决就下达了,死刑。开庭的时候,魏征几乎当庭跪下,痛诉自己的冤情,可案发那天下午他还没课,独自去钓鱼了,没人为他作证。
魏征望着头上的铁窗,等着执行日期的逼近。1972年连二审都没有,只有一审的权力,说到权力也是非常可笑。
就在这个期间,萧景明一天下班刚走出办公楼,就见一名三十余岁的妇女领着一个五六岁大的男孩直冲他走来,到了跟前,扑通一声娘俩就给萧景明跪下了。面对这突如其来得情形,萧景明被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他忙着要扶妇女起来,边问怎么回事?但妇女硬是不肯起身,边把一纸冤情诉状高举过头,请萧景明过目。诉状的扉页上只写了一个很大冤字,看颜色是血。无奈,萧景明将母子俩人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详细问了情况。妇女姓邹,是魏征的妻子,也是小学教员,但和丈夫不在一所学校任教。孩子就是魏光。邹老师说丈夫是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就算是霹雷电打也断断不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体,这肯定是冤枉了他。
萧景明愁上了,凭自己的身份地位去推断一件死刑案怕是绝难做到。况且,判决已经下达,随时都有执行的可能,时间能否来得及?这些都是问题。另外,这母子俩怎么偏偏就遇见了他?说缘分不免荒唐,要说是巧合也实在显得牵强。萧景明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但心很正,亦不乏同情心。看着面前哭成泪人般的邹老师和精神木讷显然尚不解此事的严重性的男孩,萧景明最后还是答应尽快将事情了解一下,并尽快将所了解的情况告知邹老师。
临走时,邹老师和孩子又一次跪倒了萧景明的脚下……而后者亦被深深的感动了。凭着这些年干公安的经验,他相信邹老师没有撒谎。
既然答应了就得办。萧景明是个很讲诚信的人。第二天他便凭着公安厅机要秘书的身份来到看守所提审了魏征,经过一番交谈,再看到魏征那副老实巴交教书匠的样子,萧景明也不相信他能干出这等事情来。萧景明临走答应魏征一定要尽力帮他把案子翻过来。魏征感激涕零,用戴着械具的双手冲着萧景明连连作揖。
从看守所出来后,萧景明便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遇害女孩的学校,通过校领导的帮助,他很快见到了女孩。女孩只有10岁,生得瘦瘦小小,说话有些吞吐不利索,简单交谈后,萧景明断定女孩的智商不是很高,至少不是个很机灵的孩子。然后,又相对详细地询问了女孩为什么认定是魏征的根据。女孩说魏老师穿着经常穿得那件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戴一顶蓝色卡叽帽子,还戴着口罩。但案发的整个过程女孩并未听见魏老师说话。所以无从辨识他的声音。但她却认得那件衣服。魏征正在三年级任教,故,女孩能经常见到他。谈话间,萧景明发现女孩总是眯着眼睛,便问何故?原来女孩是先天高度近视。案发的时候,碰巧女孩的眼镜在前几天的体育课上打碎了,最近才配上,但女孩只在上课和看书时才戴上眼镜。萧景明又详细询问了案发的时间,是傍晚。
从学校出来后,萧景明蹬上了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又一路狂奔到了看守所。看守所的一名副所长是萧景明的小学同学,这给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萧景明把魏征又提了出来,这次主要是问他那件蓝色旧中山装的事儿。魏征说那件衣服给了学校烧锅炉的临时工马建设。
萧景明又蹬上了那辆破单车冲回了学校。时间这时已是中午一点多,萧景明饿得胃已经像一张叠了几层的报纸。到了学校一问,那个叫马建设的临时工请假回家了,说是老妈病了,已经走了十几天。经打听,这个马建设还不是本地人,是外县的,离横江还有将近三百公里。萧景明有点儿蒙了,去不去?他在街边上买了三个大饼子,边嚼边琢磨着。通过这一天的查访,他发现这个案子的疑点太多了,而最主要的问题是,魏征确实不像那种人。虽然血型相符,但B型血的人太多了,那时候DNA的检测手段尚未问世,检测血型也只是一种参照手段,主要还是根据案犯的口供笔录。但“文化革命”期间的口供笔录几乎全是胡说八道,连中央都在脱了裤子讲话,社会上的情形可想而知。另一个问题是,魏征的判决已经下了,那时候死刑也好,判刑也罢,都要召开一个公审大会以示众。然后才能执行死刑或去监狱服刑。就是说,如果这么跑下去,时间能否来得及?也许魏征明天就上了公审大会,那么即使是把案子查清了,魏征也死了。
三个饼子下了肚,萧景明噎得直打嗝,周围也没个有水的地方,只能使劲裹出点口水咽下去。经过一番考虑,萧景明还是决定走一趟,并且马上就得走。他到了火车站,把自行车放在车站派出所的院子里,又给厅里值班的民警打了个电话,告知请几天假。然后就蹬上了往马建设家方向的火车。他身上正好带着二十多块钱。那时候的二十块钱相当于现如今的一千块吧!
萧景明甚至没顾上和家里打个招呼,他这个级别,家里是没电话的。不过老婆也习惯了他几天不回家,警察嘛,总和常人有些不同。萧景明穿着警服,带着证件,这一路上真是方便了不少。
那时候的车速慢,太慢了,逢站便停,车里挤得跟马戏团搬家似的。到了地方已经是下半夜了。好在马庄离火车站不算远,只有二十多公里路。萧景明和车站派出所的值班人员说明了情况紧急,案情重大,人命关天……然后借了辆两轮幸福摩托车连夜风驰电掣般朝马庄驶去了。因为路不熟,又绕了点冤枉路,不过总算找到了马庄。这是个不大的村子,概有百十户人家。萧景明把睡梦中的人喊醒,问清了马建设家的位置。那时候机动车少,摩托车的马达喧嚣声在村子里能引起多大的反响,现在的人是想象不到的。
马建设的父母和妹妹在家,家里穷得连个栓猴的地方都没有。一打听,马建设是回来过,但五天前又走了,说是回横江去上班。看着几张庄户人黑呛呛的脸,不像撒谎的样子。那么就是说,马建设已经外逃。当然了,假如说他就是案犯的话。
无奈,萧景明又一路返回了火车站,他还了摩托车,正好赶上一列驶往横江方向的客车,没说得,上车吧。
上午十一点多,萧景明又返回了横江市。他取了自行车,蹬上便去了市公安局联合办案委员会。正好有一名副主任在家。萧景明急急地把所了解到的情况向这位副局级的领导做了汇报。但长相挺难看的副主任听完后则道:已经定性的事了你还折腾什么呀?再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案子是联办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的,这么多人都错了?就你对?证据呢?”
“可人命关天啊!首长,慎重一点还是有必要的。”萧景明急了。
“不就是一个强奸犯嘛。好啦好啦,我很忙,你先回去吧。”难看的领导不耐烦地下了逐客令。
萧景明推着破单车沿着马路边走着。说实话,他也有了哭几声的打算了。但一想到魏征那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一想到邹老师那张满是泪水和企盼的脸;一想到那个男孩魏光呆呆的目光……萧景明蹁腿又上了车,他紧蹬着往邹老师的学校赶去了。这车这两天还真争气,一次没掉过链子。
当萧景明把所了解的情况告诉邹老师时,邹老师感动地马上便声泪俱下了。可两人谈了半天,谁也拿不出个像样的主意来。而邹老师的神情已经和寡妇碰上打劫得没啥两样了。萧景明忽然想起了父亲的一个老同事,现在公安部担任领导职务,可父亲已经去世了,那个老战友还能给面子吗?说是战友,其实那个人比萧景明的父亲小十几岁呢。
试试吧。萧景明把这个想法跟邹老师说了,后者满脸是泪的连连点头。
萧景明又跨上单车朝单位狂蹬而去了。他是机要秘书,所以在通讯上就有了许多优势。那时候中国多落后啊!在邮局等个长途电话,有时候一天都过不来。但厅里和公安部是有专线电话的,这就太方便了。
萧景明回到厅里,先向值班员销了假,然后便躲进了机要室。还真巧,很快就联系上了那位父亲的战友。萧景明自报了家门,对方认账。然后,萧景明便把魏征的案子存在多处疑点的问题讲了一遍。对方沉默了片刻,然后简单问了几个问题,挂断电话钱。这位领导答应抽空过问一下这个案子,并且说可以先通知横江市联合办案委员会暂缓对魏征的死刑执行令。
放下电话后,萧景明像散架般地瘫在了椅子上,这时他才感觉到了精疲力竭。但心里却亮堂了许多。古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当萧景明把这个消息用电话告诉邹老师时,对方在电话那边放声大哭起来。
三天过去了。父亲老战友那边还没动静,魏征这边也没执行的消息。萧景明每天守着电话急得似消防队员的管子里没水了一样。邹老师那边的情形亦可想而知。
第五天下去了,公安部那边仍没消息!但邹老师却哭着打来了电话。说是公安局的人已经通知了她,魏征明天上午九点上公审大会,大概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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