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灭商后，因殷人众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而彻夜难眠。（《尚书》）周武王英年早逝，除战争创伤外，恐怕这忧心忡忡、苦闷烦躁亦是重要原因吧。因此，周人不可能、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
再者，商王朝神权、王权的激烈的党争，亦使人对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和效能不无怀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创此类宗教，故而只能居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称帝。周王称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无此类证据。
周王朝自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武王发所延续下来的称王的习惯，被其不自觉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现商纣王、帝纣这些滑稽的称谓。
那么，在周人的历史中，帝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罪状又有哪些呢？
周代的官方书没流传下来，而保存下来的政治文典《尚书》中，有三篇记录帝辛罪状的文典，一是《泰誓》，周武王观兵孟津时的檄文，一篇是《牧誓》，商、周牧野大战前的战斗动员令，一篇是《武成》，是周武王战胜后祭天祀的祭文。
关于《尚书》，有古文《尚书》、今文《尚书》之争，有古文《尚书》的真伪的大争论。自明、清以来，古文《尚书》几已被定为伪书。
虽然，这本战国时的典籍未必完全可靠，但这是弥足珍贵的存世的上古史料，是研究上古史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后世史家或文人研究上古社会、政治，均是以此书为阶梯，比如说司马迁《史记》中的上古史，即大部分依此书而勾勒。
在《尚书》中的三篇讨商文诰中，《武成》作为祭天祀祖之文，是最为正规、郑重的，可信度应当是最高的，但孟子仍说“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他的不可信。而《牧誓》、《泰誓》作为战前动员讲话，极力诋毁敌人，是不言而喻的，真实度已难以言说。这种战争檄文的不足信，以唐代骆宾王为徐敬业的《讨武盟檄》即可窥一斑。帝辛在这样的文诰里，形象自是不堪。
在《尚书·武成》时，所描写的是：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
到了《尚书·牧誓》中，罪状便多了起来：今商王受，惟妇人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而到了《尚书·泰誓》，就颇有罄竹难书之势：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于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眼，以残害于尔万姓；樊炙忠良，刳剔孕妇。……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瓷盛玩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治其侮。
（《尚书·泰誓上》）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臣下化之，朋家作，胁权下灭；无辜吁天，移德彰闯。（《尚书·泰誓中》）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若点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朝涉之胫，剖哭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四，放黩师绿；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尚书》的抨击，到了司马迁的《史记》便化为史实。
通观帝辛的罪状，有几点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是越是可信度低，越是罪状滋多；二是越是史料少、年代久远，帝辛的罪状就越具体、详实。三是帝辛的罪状和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罪状是如此相似，几乎如同出自一个人的手笔。这不仅令人想起了前人关于这责状况的议论：‘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古之积毁也。’
‘其世愈后则其传闯愈繁’正是基于此。
第一，可说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的模范了。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的夏、商史。⑶
帝辛被“千年积毁”的过程，可掂量其罪状的真伪与可信度。
帝辛的罪状是“千年积毁”的结果，是“层累地选成”的结果，那么，人们自然而然地要问：谁在抹黑帝辛？哪些人参与了“千年积毁”的“选谤”队伍？仔细分析帝辛罪状的累积过程，剖判其背后的目的与利益取向，结合“层累地造”的年代，这些人便再难躲着在阴暗的角落里，其身份亦呼之欲出，清晰可见。
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
第二主力是是叛徒、内奸，比如神棍，比如是商王朝的贵族。
周人倒是可以理解，而那叛徒内奸，以及贵族又为何要抵毁帝辛呢？
究其根本，不过是因为帝辛想要改革，所以触及了贵族和内奸神棍的利益罢了。
抹黑帝辛的第三类人，则是战国诸子。
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无不‘案往旧以造说’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
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象苏东坡那样“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
其实，若只是如此，雍正自然相信自己有办法能够力挽狂澜，即使仍不得已做了那亡国之君，想必也能尽力的保住自己的性命。
可是……
可是雍正在女娲宫里见到了真真正正的女娲娘娘，这使得他为自己之前的侥幸想法而感到失落。
因为，他重生的地方显然不是正史，而是一本小说，而这本小说叫做《封神榜》。
雍正他此刻深深的了解到自己现在是除了通天教主之外的其余二清的眼中钉，即使女娲对自己的印象极好，很可能不会再派下一个九尾妖狐来迷惑自己——当然，自己也不可能会明知的情况下还犯下与书中的商纣王一样的错误。
但是，这本书里，那些修道之人所拥有的能力实在不得不让人忌讳，所以雍正也无法肯定，自己会不会遭到暗算，然后重蹈覆辙。
雍正年轻的时候曾经看过《封神榜》这本书，虽然因为年代久远，已经记不太清了，但大概的内容还是想得起来的。
他勉强记得，那姜子牙会做纣王的下大夫，既然如此，他来了，便别想走了！
雍正觉得，即使有天道监管着，但他总要驳上一驳的，而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想办法将姜子牙成为自己的大臣，而不能让他投靠了西歧。
既然已经向女娲娘娘夸下了海口，总要做些什么证明自己才好。
☆、第三章
上一章说到，雍正有心励精图治，改变已经身为纣王的自己的命运之外，还要顺带改变商朝的命运，但事实证明，需要他改变的只有更多，而没有更少。
比如说奏折，如今大家还在用刻刀和竹简，这让用惯了上好的宣纸和上好的狼毫笔的雍正哪里习惯得了，而且虽然有纣王的记忆在脑子里面，身体的本能也还在，倒不至于刻不出字来，但那种别扭感可不是说得出来的。
比如说上茅房，如今还用得是茅坑，擦拭臀部连个粗糙一点草纸都没有，只有一块小小的被磨得圆滑的石头来括，这让用惯了柔软的如同棉一般的上好草纸的雍正哪里受得了，只觉得每一回上个茅房都得整个臀部曝露在空气之中，而且上完茅房之后的经历，让他越发觉得是一场入了地狱一般的煎熬。
再比如说，雍正对于国事向来兢兢业业，唯一能让他放松身心的就是逗弄自己毛茸茸的宠物狗了，可是在商朝这时候，哪里来的宠物狗可以让他养来逗弄呢？兔子固然是毛茸茸的，可是让人捉只兔子回来养，未免又女气了一些，如此之故，竟让雍正连放松身心的唯一消遣也没有有。
狼倒是毛茸茸的，可是雍正虽处认能驯服得了它，却没有时间去操作。狐狸也是毛茸茸的，可是一想到自己所看的《封神榜》一书中，纣王迷的正是狐狸精苏妲己，所以雍正还要防着不小心捉只九尾狐回来。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如洗澡用的是皂角而非香夷子、如穿的衣服的款式过于单调、如喝的茶上头还要加上许多的调料、照的镜子还是模糊的铜镜而非纤尾毕现的水晶镜、如……此间种种，不胜枚举，便不在此一一叙述。
总而言之，面对这种种的不便，雍正前所未有的思念着自己的宇宙全能王子，早就在雍正八年过世，不知到了地府哪个位置过活的十三弟怡亲王胤祥。
而面对雍正的这份思念，天空传来了一阵隆隆声，似乎天道也随之起了一丝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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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每一日都过得痛苦万分的雍正在心心念念着他的十三弟的时候，时间很快便到了四月，正是八百诸侯俱来朝拜的时候。
因着雍正一如在大清时一般对国事兢兢业业，不敢稍有懈怠，所以冷落后宫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