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
然而像上次那样的轩然大波，毕竟是多年不遇的，绝大多数时候，朝堂上还是死水微澜的……尤其是张居正去后，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不存在了，首辅沈默开始用温和的手段，安抚被张居正整得死去活来的朝廷和地方官员，比如将考成法的考核标准，从完成九成减为八成；对没完成任务的官员，他也再给一年的观察期，再次完不成，才会处罚。
如此种种，使首辅大人宽仁的名声达到了顶点，百官也从张居正的高压下松过气来，俯首称颂还来不及，又怎会给他找麻烦？
没有机会举起大棒，万历想要拿回权力，就太吃力了。公平公道的说，他确实是个早熟的君主，无论是先天的聪明才智，还是后天得到的教育，都要超过他的父亲。所以为了争回自己的权力，他可谓下了很多苦功夫……
为了以高贵的仪表，给臣僚们以深刻的印象，让他们认识到君主的成熟。万历特意向戏剧演员学习了发声，并按照太祖皇帝制定的礼仪，要求自己的行为举止。他的坐姿端庄威严，动作优雅沉稳，神情泰然自若，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果然令不少大臣称颂他是少年英主。
为了能加重权威，他每天都要亲自批阅奏章。奏章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各部院以本衙门的名义，呈送的‘题本’，上面的内容大都属于例行公事，很少会引起争执。另一种则是京官以个人名义，呈送的称为‘奏本’。上面呈奏的事项，十有八九是本职之外的。比如夺情事件中，上疏的吴中行和赵永贤是翰林官，艾穆和沈思孝乃刑部司法官员，邹元标更是通政司的观政，这些人上的就是‘奏本’。因为属于个人的批评或建议，所以事先不必通知自己的上级。
而且按照规矩，如果认为事态紧急，或者奏本会被通政司扣下，呈奏者可以自己送到午门，由管门太监接受，然后直送御前。因此奏本的内容，在皇帝看到，并送内阁票拟之前，百官是无从知悉的。所以引起震动的本章，往往属于这一类。
杨继盛弹劾严嵩十大奸，沈炼弹劾严嵩，海瑞的《治安疏》，乃至吴中行等人的奏疏，无一例外属于这种情况。
虽然皇帝不能直接在奏本上批示，而是要在内阁出票之后，再酌情照票批红，但是万历还是很认真的阅看这类奏本。因为他坚信，偌大一个大明朝，这么多事情这么多人，不可能没有不平之事、不平之人，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不平人、不平事找出来，亮明了。一来可以显示自己火眼如炬、明察秋毫，更重要的是，要给内阁找麻烦！
准确说，是找沈默的麻烦。
皇帝的思路很清晰，他知道沈默经营二十年，党羽门徒遍布两京十三省，有道是林子大什么鸟都有，他就不信这么多沈党中人，就都那么省心，没有一个给沈默招风惹雨的。
熟读《二十一史》的万历皇帝坚信，这一招是无坚不摧的。就算北宋那群推行庆历新政的君子党，不也是被这样击破的么？
当初庆历新政推行起来，因为范仲淹为首的君子党完全掌握了朝政，这让守旧的反对派十分恼火，想把他们赶出京城。然而范仲淹这伙人的名声太好了，就连仁宗皇帝也动不得他们。但反对派还是找到了机会——那年中秋，主管进奏院的苏舜卿与本衙属官聚会，还请了欧阳修、梅尧臣等一帮名士参加。聚会的费用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将衙门过时的文纸卖掉，不足部分则由苏舜卿贴补。但在宋朝，卖作废文纸得来的钱只能充公，若用来私人打牙祭，便是触犯国法，只是这种小事，没有人会在意，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然而反对派立刻给宋仁宗上折弹奏此事，请求严惩。仁宗皇帝架不住反对派反复上奏，加之本身也对君子结党、威胁君权心怀不满。于是下令将苏舜卿贬到苏州，永不许再回京城。参加那次宴会的十几位名士几乎全都是改革派，也全部被贬出京，就连范仲淹和富弼也受到株连，降职外调。转眼间，守旧派卷土重来，改革派被一网打尽，京城中名士一时俱空，皇帝重新树立起权威……
就这么一件小事，便能使范文正的集团土崩瓦解。就不信沈默的党羽，能比范仲淹的富弼、欧阳修、梅尧臣们的道德操守还要高！
第八九一章 桃花依旧笑春风（下）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八月的一天，万历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这天过午，皇帝迷迷瞪瞪的翻阅奏章，正盘算着看完最后两本，就睡个午觉呢，看到那一份奏本时，一下就精神起来。
那是户科给事中光懋所上的一本。此人向来低调，从不参与官场的党派纷争，但碰到不法之事，却能恪尽职守慷慨建言，素有忠忱之名。数月之前，他奉命到辽东视察屯田事宜出了山海关，在关外呆了两个多月，回来后交付了差事，又以个人名义写了这份奏本，揭露了一桩‘杀降冒功’的大丑闻！
事情发生在皇帝大婚之时，但不妨从七年前，朝廷结束在河套一带的用兵，将经略重点转移到蓟辽说起。
天下人都知道，沈阁老入阁十二年间，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善用将帅、安定边陲之功。收复河套、平定西南的功绩自不消说，更可贵的是他对将帅的选用，和武备的整饬。
沈默自己也承认，他对军事改革下得功夫最深，通过大力推行全方位的军事系统改革，十多年间不遗余力的发展军备，使大明的千里边防，画角连营，渐渐的有了一支能征善战的虎贲之师……
比那些润物无声的制度性改革更醒目的，是他对边帅的选用和军事上的部署。毕竟在这个漫长的后冷兵器时代，将帅的个人能力如何，仍是军队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有了称职的统帅，才会有不怕死的大将。有了称职的大将，才会有不怕死的雄师。因为前方的将领选得好不好，是边防安宁与否的关键。
沈默是幸运的，那时四方皆有将星熠熠：戚继光、马芳、李成梁、俞大猷、谭纶、王崇古、方逢时、殷正茂、凌云翼、刘显等等，均为可独当一面的将帅之才，实乃二百年来仅见的盛况。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日渐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他才能从容对国防大计进行布置。总理戎政多年，他对整个局势有很客观的估量……鞑靼虽然已由强转弱，但游牧民族的特性，决定了以步兵为主的大明军队，终究处于被动的局面。
彻底消灭鞑虏，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更现实的是拉住一个打一个——他看到，蒙古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部时合时分，彼此也有攻杀，这就完全可以分而制之，他的策略就是‘东制西怀’。
西怀，就是对土默特和鄂尔多斯诸部的怀柔，这些蒙古王公基本上被收拾服帖了。朝廷又赐给他们王爵，并开放互市解决了他们族人的吃饭问题。打仗对谁都没有好处，他们自然愿意长期纳贡就封，而且通过羊毛贸易发了大财，紧贴在大明的屁股后面，撵都撵不走。
但指望把狼一下子养熟是不可能的，何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沈默不可能不明白，所以对于盘踞辽东的土蛮和朵颜部落，就算他们恳求像土默川和河套的同胞那样封贡，也决不能同意。对待他们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打’！
道理很简单，假如同意了‘东虏’的请求，鞑靼东、西两部就可能同时都看轻了封贡，反而一个也拉不住了。所以，对鞑靼的两大势力，采取冷热截然不同的对策，就能保证他们彼此心怀怨怼，永远合不到一块儿……有了‘东制’的对比，‘西怀’的那一部分就更为珍惜和平。有了‘西怀’横亘在蓟辽之北，与大明形成呼应，‘东制’的那一部分轻易也不敢杀过来。
执行‘东制’战略的人选，沈默原先选定的是戚继光和马芳。戚继光稳固后防，保护京畿不受骚扰。马芳作为突击部队，深入辽东，以骑兵制骑兵，消灭土蛮和朵颜的有生力量，将其赶得越远越好。
然而马王爷终究是老了，到了卸甲安歇的年纪，而且他出身宣大系统，遭到了辽东将门的强烈抵触，根本发挥不出作用来。所以经过反复斟酌，还是让马芳留在宣府，一面养老，一面震慑西虏。而替代者，只能是出身辽东，在复套战役中大放异彩，却又因为贪功冒进，所部几乎被全歼的李成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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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到任之后，他一面着手练兵，一面修筑空心敌台。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蓟镇边防绵延两千里，只要一处出现缺口，整条长城都废了，年年修，年年塌陷，纯属浪费。他提议，最好跨墙修建高五丈、中空、里面三层，工事完备的敌台，内里铠甲、器械、粮草俱全。士兵居内可守望，也可迅速集结成野战军。
他的这一倡议，最终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历时三年，从居庸关到山海关，共修筑了一千二百个这样的敌台，使大明原来的软腹部——蓟州，成了铁打的壁垒。过去俺答入寇京畿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北边一时守备坚固，敌不能入，只能都转到辽东去了。辽东是大明固有的领土，作为燕京左臂、三面濒夷，一面阻海，山海关限隔内外，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又因为其频繁遭受蒙古、女真人的骚扰，汉家百姓定居艰难，因而地广人稀，人口都集中在卫所驻地，而且大都是军队家属，故而辽东地区不置府县，专以都司卫所，实行军事统治。
这种因地制宜的设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曾经十余万兵马全靠屯田，无需内地供养。然而好景不长，军屯的弊端一样在这里爆发，而且因为地处关外，更加无法无天。大量的屯田被世袭武将家族侵吞，卫所军民沦为农奴，无奈大批逃亡。以至于田地荒芜，屯田尽废，饷源枯竭，军备逐渐废弛，使蒙古人来去自如，完全丧失了对关内的屏障作用。
选定这里做战场，自然是看中了其本身就是军事地区，而且地广人稀，对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