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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思忠臣，他于是回忆起原来曾在身边任事的几位大臣。比较能干一点的韩爌、孙承宗以及温体仁都已经死了，似乎只有一度特别得到他赏识的原任首辅周延儒还算差强人意。看来，为了这个残破不堪的国家，也只有重新起用周延儒了。
就在崇祯皇帝为了选用新的首辅而大伤脑筋的时候，一个有力的“院外活动集团”也正为了周延儒的起复而奔簸忙碌，这个集团就是朝野闻名的江南复社。
复社的建立、成长过程也就不详述了，有兴趣可以查阅史料。我们只要知道，这时候的复社已经控制了江南地区的科考，非复社之人很难中举。而且复社也插手到了官场上官员的任命中了。
随着复社势力和影响的增大，复社首领张溥和他的主要助手们的声望也如日中天，很有些不可一世的样子。而且他们大都出身于江南世家，同东林党人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在道德文章 方面的讲求也多与东林一致，因而在政治立场上，复社一直是东林的坚决支持者。复社成员中也有不少人根本就是著名东林党人的子弟。
复社在江南把持选政，几乎掌握了士子们穷达进退的命运，自然使社内人受益匪浅，却也招来社外士人的忌恨；他们激烈拥护东林党人的政治立场也使得官僚中与东林作对的人对他们侧目而视。因此，自崇祯初年起，攻讦复社的事件就屡有发生，到崇祯九、十年间，这种攻讦形成了一次高潮。
感受到了威胁，也使得复社的骨干们更加感到参预政治，发展政治实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以后，他们结党干政，大造舆论的活动却更加积极起来。并且在崇祯十四年之前，他们还干出了两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一件是在崇祯十一年的七月，复社中的一伙年轻人在南京发表了一份讨伐阉党分子阮大铖的《留都防乱公揭》。
很好笑的是，阮大铖对复社的这些人向来是很巴结。比如：他主动为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与江南名妓李香君搓合牵线，还请复社诸公子到家里饮酒看戏。但复社公子们喝了酒，看了戏，却当面把阮大铖挖苦痛骂一番。而且，为此还提高了警惕，以为阮大铖这样的举动明明是为了翻案在做准备。
而阮大铖则狼狈不堪，一面也写了一张揭贴《酬诬琐言》作为回答，一面到处托人向复社诸公子解释求情，自然遭到的全是痛诋。在这样的侮辱下，所以就让阮大铖有了结交吴世恭这个武人之心。
复社进行的另一项重大活动虽然不如攻击阮大铖那样有声有色，淋漓痛快，对朝廷政治的影响却更直接、更深远。在崇祯十三年，复社人士同朝中的东林党人密切合作，搬倒了内阁首辅薛国观。
从朝中的派别体系上看，薛国观属于公开与东林党人对着干的那一类人。也正因为他敢于公开同东林对着干，才受到温体仁的推荐，得到崇祯帝的赏识。东林党人对于有这样一个对立面的首辅当国当然很不能满意，受到连带，复社中人也感到非常压抑。
而在此时，正值薛国观为了武清侯李国瑞捐助国库和皇五子夭折的事失去了崇祯皇帝的欢心，地位岌岌可危，张溥的得意弟子吴昌时等人就在朝中策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倒薛运动。
以复社成员为主进行的这次活动同以往东林党人在朝中的行事不同，东林以正直自诩，就是在攻击政敌的时候大体也是直来直去地公然上疏甚至在御前当面指斥，而吴昌时却宁愿走阴柔的路数。吴昌时竭力同宫中太监和东厂首领结交，说了许多好话，送了许多厚礼，然后嘱托宫内太监和东厂人员在皇帝面前不断透露不利于薛国观的消息。
东厂本来就对薛国观很不感兴趣，但是有一次，在崇祯皇帝召对时问起朝臣贪污的情况，薛国观曾对崇祯皇帝说：“如果东厂、锦衣卫的主管得力，朝臣们怎么敢如此妄为？”
这时候站在一旁的总督东厂太监王德化当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湿透了。不过崇祯皇帝并没有为此追究东厂的主管，而东厂却从此记下了薛国观的仇，总想寻机进行报复。
有了复社送钱、出主意，有了东厂的抄刀，薛国观的下场你懂的。于是崇祯皇帝就看到了薛国观结党和受贿的“罪证”。而崇祯皇帝从来不能原谅朝臣的贪贿与结党，对于首辅的这些所作所为更是气恼异常，再加上爱子夭逝那笔旧账，他终于不能再容忍薛国观呆在自己身边充任首辅了。
一番暗箱操作，终于让崇祯皇帝下令：让薛国观退休离职回家了。但复社中人、东厂太监和崇祯皇帝本人都没有就此善罢甘休，还要抓住这只落水狗痛打不放。
八月初八日这天晚上，被抓捕到京城的薛国观已经睡下了，传旨的锦衣卫官员和武士突然来临。他见到诏使都是穿的红袍，大惊失色，仓惶中找不到自己的便帽，只好把仆人的帽子戴在头上接旨。
当薛国观听到圣旨宣布赐他自尽，他伏在地上已经起不来了，只是昏昏沉沉地念叨着：“是吴昌时杀我，是吴昌时杀我！”后来他神气稍定，听到诏旨中还有抄家籍没一条，又对传诏的人说：“太幸运了，不籍没我，哪会知道我的清贫呢？”然后才无可奈何地在屋梁上吊死了。
第749章 推相运动（下）
薛国观死后被坐以赃银五万两，抄没了他的家。但只抄出积财六百多两，再就是一所祖宅而已。许多人都觉得薛国观虽然不算什么好人，但罚非其罪，那情状实在是很惨的。他是罪不至死，结党在所难免，而贪污绝对是诬陷。
复社在倒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比较隐晦，还是在朝野中传说开了。东林一脉为之额手相庆，东林的反对派则恨恨不已。复社既然已经深入到政治斗争的核心，也就一不作二不休，进一步要推上一个自己的代表出任首辅。远在太仓的张溥和他的助手们经过仔细研究之后，觉得最合适的人选还是原先作过首辅的周延儒。
周延儒在东林党中本来有不少朋友，只是崇祯初年的那次会推没有入选，才与温体仁联起手来同东林党人撕破了脸。后来他自己也受温体仁排挤，为了利害相关，也站在了反对温体仁而与东林党人比较一致的立场。他几年休闲，住在家乡宜兴，左邻右舍尽是东林巨魁，交往过从也很不少。表面看来，大家已经尽去前嫌，重新成了好朋友。
而复社中决策层以为，全力推举周延儒，既可以使之成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又不会引起反对派太大的警觉，而且由于周延儒的资历不同寻常，一入阁必任首辅，比起其他人来少了许多麻烦。
决策已定，复社人士们就四出活动，不但找到了在朝在野的东林骨干如钱谦益、侯恂等人，而且还找了著名的阉党人物冯铨和阮大铖。而复社要用到阮大铖时，就立刻笑颜以对；不用时，就横眉相向。那阮大铖却宛如皮痒一般，不记教训，官迷了心窍，这已经不是疯狂了，而是妖孽。只能够摇头无语了。
而要运动出一位首辅出山，是一个很不小的工程，既需要人事方面的通畅，又需要使用大笔资金。不过这难题难不倒复社诸君子，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何况君子乎？于是复社采取了招股的办法，一股一万两，待到事情成功后分别给予回报。
于是七拼八凑，甚至派人到了汝宁，寻找过东林党武官——吴世恭，只是因为吴世恭身在辽东，汝宁的官员不能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所以最后未果。到了最后，终于凑齐了二十万两活动经费，全部运到京里行贿。
这笔在当时接近天文数字的资金当然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人事方面，主要靠吴昌时在京城活动。吴昌时因为同太监们关系密切，对宫中情况十分了解，也颇能在无形之中对崇祯帝施加影响，号称是“一时手操朝柄，呼吸通于帝座”；因为刚刚铲除过一个堂堂首辅，公卿臣僚们也不敢不对其另眼相看。加上有二十万两银子作后盾，在一番活动之后，竟然真的凑效。
崇祯皇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思念起当年的首辅，朝臣们也似乎在无意中常常提到周延儒的忠诚与精干。到了二月，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崇祯皇帝在国事日益艰难，身边辅佐乏人的情况下，终于“宸纲独断”，决定重新任用几位过去的阁臣。
他召原任辅臣周延儒、贺逢圣、张至发进京入阁佐理政务。其中张至发大概知道一点其中的内幕，觉得附骥于周延儒颇为无趣，托病没有来京。周延儒和贺逢圣则是受命即发，分别在这年九月来到京城任职。
可是复社首领张溥是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他不但对周延儒这个老师的某些行为看不上眼，而且经常要他按照复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对这个学生恨之入骨，只是为了利用才虚与委蛇，哪里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此人，虽说曾是名状元，但他贪钱又贪色。在东洞庭山富室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少妇，耐不住寂寞，勾通外人自嫁自娶，那富家当然不愿意，告到县里，娶亲的害怕，不得已将少妇盛妆送给了周延儒。
而此时的周延儒“一见宠悦”，当时恰值朝廷发表他重为首辅，他溺于美色，拖延着不肯进京出仕。张溥就拿了县里的捕单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么师生之礼，把捕单朝他面前一掷，周延儒不由大怒。
而张溥根本不买他的账：“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如果您现在不肯出山，将来恐怕会有比这更坏的事情。”
周延儒这个老滑头一听，马上就变了脸，他和颜悦色地对张溥说：“没有您这番话，我看不到这一点。”竟然将学生也恭恭敬敬称您了。于是就带着那个少妇走马上任。这一出似乎是“小事”，但怨毒却结得极深。
并且张溥还以此事要挟周延儒，并想把周延儒当成木偶，以此来操纵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