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疯狂- 第695部分

所以当李自成的大顺军席卷西北几省，风卷残云般所向披靡时，这些官绅地主也就立即把希望寄托在大顺新朝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李自成闯营进潼关以后，不到半年时间几乎兵不血刃地就拿下整个黄河流域数千里地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那些官绅地主们很快就大失所望了。李自成和大顺军的主要领导人，虽然由于自身地位的上升和封建文人的影响，而开始逐步地向地主阶级转化，可是这种转化还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

在基本政策方面，李自成等大顺政权的领导人仍然坚持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当时，大顺军的兵员已达百万左右，在大片地区内建立了政权，用什么办法来筹措这笔庞大的兵饷和行政费用呢？

一种办法是在承认和保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轻徭薄赋”，这是历史上许多新建王朝的传统办法；另一种是实行剥夺剥削者的农民革命政策。

而李自成于崇祯十四年到十五年在河南曾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后来又具体化为“三年免征”的政策。是信守这些诺言呢？还是出尔反尔食言以自肥呢？

很显然，李自成这些人的“革命立场”是相当坚定，他们决定继续执行免除农民赋税的政策。而这样一来，一方面要解决庞大的军饷和日益增多的政府开支；另一方面又要恪守许下的诺言，大顺政权的财源就只能依靠没收明宗室财产、接收所克城镇官府的微薄库存、对明朝官绅实行追赃助饷了。而在这三者当中，最后一项是主要的。

于是在大顺军的控制区内，都在雷厉风行地执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僚地主如罹汤火。而且大顺军还在追赃过程中刑拷相加，缙绅体面扫地以尽。这样，官绅地主作为一个在各地拥有盘根错节的潜在实力的阶层，政治态度就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些官绅地主原先希冀托庇于大顺政权的保护，现在却发现这个政权的刀锋正是对准着自己。所以严酷的事实，使得他们同大顺政权处于不共戴天的敌对状态。当大顺军在军事上势如破竹地向前挺进时，各地的官绅地主慑于兵威，表面上俯首贴耳潜伏忍受，骨子里却咬牙切齿，待机报复。甚至一些被大顺政权吸收参加进了大顺政权中的官绅地主，也不免产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对执行这种政策的大顺政权的前途表示怀疑。

实际上也就是一句话——生产力要决定于生产关系。像明末这种封建社会里，想要去打土豪分田地，这样做是爽，但绝不会成功。尤其是像李自成这些流寇文盲。

而当玉田战役惨败以后，那些处于潜伏状态的各地官绅地主，就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他们纷纷发动叛乱，杀害或拘捕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袭杀当地大顺军驻兵，而这样的叛乱一旦得逞，原来的明朝官僚立即就把握了地方政权，从而实现了官绅地主阶级的全面复辟。

到了九月十三日，汝宁军援军押运着粮饷汇合到固关时，薛勇被吴世恭任命为征西将军，率领包括蛟击镇、黑云军和援军在内的八万兵马，开始了扫荡西北几省，大顺军残留部队和张献忠大西军的全面军事行动。

而到薛勇出兵之后，各地的大顺政权是纷纷叛乱，投向了汝宁军。使得薛勇的征西军也开始了一路狂飙。

比如：李自成在晋北重镇大同留了上万名重兵、由制将军张天琳负责镇守，由于没有解除明朝投降总兵姜瓖等人的军权，加上防范不严，以致姜瓖叛变得逞，张天琳等大顺军将领被刺杀，驻防的军队也随之瓦解，这使李自成放弃北京后固守山西的计划转眼就落了空。

而当李自成这些大顺军领导人经由山西太原、平阳（今临汾）返回西安以后。由于兵力不足，对畿辅地区已经无力顾及，所以就把防御重点放在山西、河南这一线。

九月中旬，李自成对山西一带的防务作了具体部署：晋北大同地区由制将军张天琳统领一万多名士兵镇守；晋中太原地区由文水伯李勇带领兵马一万镇守；晋东南长治地区由平南伯刘忠带领八千兵马镇守。

而李自成离开太原时亲自召见了李勇，授以坚壁清野之计。为了加强山西的防务，又留下右营大将、绵侯袁宗第以兵万人屯于临汾。

为了巩固对山西、河南等地的控制，大顺政权还采取了措施打击和防范各地官僚豪绅的叛乱活动。而这一措施，暂时遏制住了叛乱的蔓延，使得山西地方得以暂时稳定。

为了同样目的，大顺政权还采取了一项重要的防范措施，他们下令把山西等地的原明朝官绅，强制迁往陕西各地重新安置。这种大批迁徙原明朝官绅的目的，就是要使得这些地头蛇离乡背井，从而不能再发挥出他们的能量。

可是再怎么样，这些区区兵力，就根本抵挡不住薛勇八万征西军。在进入山西以后，征西军根本未遇上什么像样的战斗，反而是大顺军和当地叛乱的部队纷纷投诚和归顺，使得征西军在一个月之内完全占据了整个山西省。而部队也一跃超过了十七万人。

而李自成在西撤过程中，没有尽可能地把较多的主力部队留在山西，也没有任命一位高级将领统筹山西防务，回到西安后又没有及时地从陕西调集兵力加强山西的驻军，这在战略上也肯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可以看出，玉田惨败似乎把李自成的军事才能都给打没了。

而现在的李自成回到了西京（西安），他又是怎么布置陕西的防御呢？他又是进行了怎么样反攻准备工作呢？

第896章　天下战事（二）

李自成在回到西安以后，他终于振作了起来。首先他所做的事，就是——吹牛。比如：大顺军连续发布了一连窜的命令：

“绥德、汉中高、赵（指高一功，赵光远）从西河驿过河，统领夷汉番回马步兵丁三十万。”；

“权将军刘（指刘宗敏）统兵十万过河从平阳北上。”；

“报皇上（指李自成）统领大兵三百五十万，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来。”；

“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豫贼。至叛逆官兵尽行严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

……

李自成妄想用这些夸张的宣传先稳定住军心。当然，他也是做着一些反攻的准备的。不过到了最后，大规模的反攻却一直没形成事实。

之所以会如此，主要的一些原因就是：

首先，原明朝投降官员见势不妙，重新做了了墙头草。李自成回西安以后，他大力地惩办了一些大顺朝廷和地方官员，如刑政府尚书耿始然、户政府侍郎李天笃以及平阳防御使张爌等。有的固然是因为贪赃枉法，有的则是同政治态度有关。

其次，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原明朝投降将领还掌握着部分兵权。而当这些降将得知了坐上龙椅的是原先和他们一样的明朝武将，这些人的态度也或是暖昧难明，或是跃跃欲试起来。

而李自成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武装叛变，不得不在战略要地分驻大顺军旧部，这就必然要牵扯相当一部分力量。

如：这年九月间，大顺军绥德守将高一功和延安守将亳侯李过，突然把镇守榆林的确山伯王良智（即李自成进攻西安时开门投降的明朝守将王根子）处死，由高一功接管了榆林的防务。

还有，投降大顺政权的明都司崔有福，突然在晋西永宁州（今离石）叛变。他聚集乡兵逮捕了大顺政权的州牧，占领州城，并且骚掠接境的临县、宁乡（今中阳）二县。大顺军被迫“移兵围州城”，直至九月二十五日才攻克。

而这些叛乱虽然都被平定了，可大顺军反攻的部署却也被全盘打乱了。

最后，连大顺军内部的许多人都是一片悲观。

如：牛金星在西安时，与其作为贡生的亲戚置酒，在酒后吐真言，忽然叹道：“人生乱世，贵贱何足道，孽报耳！”。接着又指着自己脑袋说道：“保此物大难。我在祸网中，或庶几可以幸免，即不免而砍之悬于市曹也亦宜。君死网中胡为乎？幸即出居他所，卒有变，利有逃匿，保此头颅。”接着在酒宴上因为气氛实在悲伤，所以就呜咽流涕而罢饮。

所以说，在大顺军败回西安之后，内部矛盾有着逐渐激化之势。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全力对敌已经是变得不大可能了。

还有一点也相当重要。在李自成他们一路逃回陕西的途中，他们也在反思，发现追赃助饷政策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对官绅地主的过分打击则不利于后方的稳定。所以大顺政权也开始实行按田亩数和人头数征收赋税的政策。

可这么一来，“三年不征”的政策先是变成了出尔反尔，失去了大批平民百姓的民心。而短时间内，土地又没有什么产出，根本收不到什么赋税，所以立刻造成了大顺政权的财政崩溃。

而没有了粮饷，大顺军内部也都离心离德，除了原先闯营的那些核心部队以外，其他后来投靠、投诚和投降的部队都是缺少粮饷和补给，这怎么让他们对大顺朝还忠心呢？所以说，有了钱，不一定能组建起精锐的部队；但没有了钱，再精锐的部队也都会土崩瓦解的。

面对着西北几省的大顺军残余，征西将军薛勇也制定了一个声东击西的西北攻略。他让增援上来的全大山率杂军七万，在山西做出进攻陕北的态势，吸引住大顺军主力。

而薛勇将亲率十万大军，经怀庆，攻潼关，要乘虚一举进入陕西腹地，攻克西安，彻底歼灭残余的大顺军主力。

对于薛勇密奏上来的西北攻略，吴世恭不想去指手画脚。毕竟薛勇是最知前线战况的，吴世恭也相信他的指挥才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吴世恭不去做那遥控指挥的蠢事，以免打乱前线将领的部署。

不过吴世恭也有些担心。要知道，在全大山所率领的七万杂军中，也只有汝宁军的精锐一万。就是薛勇率领的十万主力，其中也只有蛟击镇的一万五千人可依为核心。其余的那些部队，都是投诚、投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