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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伯做了个又像点头又像摇头的动作，他的两只大手插进已经磨破了的茄克衫口袋。
“我调查过你的情况。我们组织的成员遍布全欧洲。此外，在华沙和莫斯科我还有朋友，信得过的朋友。我指的是有私交的朋友。特拉维夫方面不赞成我们的做法；哈葛那想要控制我们，甚至可能想消灭我们。他们动不动就抬出犹太教法典，可以接连几小时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却没有行动。至于有关你的问题，我们全都调查过了。我们的成员中有一个在贝乌泽茨集中营里关过，他记得你的母亲和你的姐妹，他愿意为你担保。”
“可是不为铎夫·拉扎鲁斯担保。”
“不为拉扎鲁斯担保。不过我们可以用他。不久我们就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可是无沦哈葛那、莫萨德还是伊尔贡或斯腾的那些假仁假义的无赖，都不想为我们提供一个子儿，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们有一个联络网，从事黄金和药品的走私活动我知道，我们追求的纯正与非法贸易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还是那句老话，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如果需要——不过我是反对的——拉扎鲁斯可以在我们组织的这一方面做点事。我看过他的档案：在美国，他接触了一大批被称作“黑手党”的人，跟纽约的犹太帮歹徒勾结在一起，直到目前他还跟那些人以及他们的西西里朋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好了，还是来谈谈你的事吧，对你来说，参加我们下一次行动已经来不及了，至少演主角是来不及了。但你会讲法语，而且讲得非常好，这我明白。这次任务结束后，打算让参加行动的人转移到法国去。我希望由你来负责安排这次转移，你先去法国给他们准备好安身之处。你能不能担当起来？”
“我需要一些饯。”
“钱会给你的。现在你先看看这个。”
阿涅列维奇把一只手放到雷伯胳膊上，示意他止步。雷伯抬起眼睛，看见前面有座建筑物，他以为是个工厂，门口有警察守卫，还围着带刺的铁丝网。阿涅列维奇却摇摇头说：
“不，这是一所机械化的面包房。那里边做两种面包，每天早上送出去，好在谁也不会弄错：白面包是给美国、英国和波兰士兵吃的。当然，我们不去碰它。黑面包是绘囚犯吃的。这些囚犯关押在以前的第十三战俘营，共有三万六千人，都是党卫军，盟军宪兵搜集了他们的罪证。我们希望至少把他们干掉三分之一，用砒霜。”
这项使命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夜晚执行的。那天夜里正赶上狂风暴雨，这也是导致失败的部分原因，尽晋在行动前的几个星期内已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纳卡姆小组的两名成员不提及自己是犹太人，已在战俘营中找到工作，一个当司机，一个管仓库。纳卡姆组织内的化学人才配制成功一种砷基混合物，用它涂在面包上，无论浓度还是色泽都跟德国面包师洒在他们的产品上的扮完全一样。另外一些人还在面包房内找到了工作，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堆放待造的面包的仓库底下挖了个藏毒药和工具的小小暗室。毒药是藏在热水袋中揣在怀里夹带进去的。四月十三日下午晚些时候，三个人躲在暗室中，宜等到天黑所有的职工全都离开之后才出来。在这个天气坏得出奇的风雨之夜，他们戴上手套面罩，开始在面包上加“浇头”。风越刮越猛，把仓库的一扇窗玻璃碰碎了。警察闻声赶来，可是仓库里没发现什么人，他们便以为有人企图偷窃，这在那个饥馑的岁月里并不罕见。翌日，他们作了一番例行公事的调查，但纳卡姆小组的行动已不得不半途而废。
十六日，纽伦堡的报纸刊登了警察发现暗室以及五千名党卫军囚犯中毒的消息。
其中死了四百人。
在一个曾经是纳卡姆成员的法国籍犹太人梅齐埃陪同下，雷伯·克立姆罗德在里昂找到了一套大公寓。他把四个设计这次纽伦堡事件的人在那里藏了十天。他们还在为这次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深表遗憾，计划要给一万四千只面包涂毒药，结果只涂了两千只。
一星期后，阿涅列维奇亲自来到里昂，与梅齐埃和克立姆罗德见面。他要克立姆罗德陪他去比利时和德国，同时充当他的向导和译员。四月二十六日黎明时分，梅齐埃送他俩坐上他们为本组织购买的一辆汽车离去。之后差不多过了五个月，梅齐埃才重新只到那高个儿年轻人。当时克立姆罗德把他仅有的身外之物留在里昂的公寓里，那就是两本书：一本是法文的蒙田《散文集》，一本是英文的惠特曼《草叶集》。
雷伯·克立姆罗德再度出现在里昂是九月中旬的事，铎夫·拉扎鲁斯也一起来了。
但是，在这以前，还有巴黎的一段插曲。
苏珊·塞梯尼亚兹很爱她的孙辈。尽管丈夫留给她的遗产，够她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但她还是饱受孤寂之苦。她深爱大卫，甚至在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情况下，这一年的春天居然决定到波士顿去住，可见她是多么喜欢这个孙子。夏季她照例在埃克斯昂普鲁旺斯度过，那里有她自己的一所房子；然后，于九月九日返回巴黎。她在电话中向那人建议：既然你是大卫的朋友，那就请你上我这儿来吧。”雷伯接受了她的邀请。
雷伯环顾四周，视线停留在一幅小小的画上，这幅面接在一架雕花红木书橱左右两部分之间的墙上，俯临着一张软垫长椅。它是用油画原料和色胶画成的，可能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作品；画面上除了一只蓝色盘子里盛着两尾赭色的鱼外，其余大都是些模糊不清的静物。
“这是保尔·克莱（注：保尔·克莱（1879—1940），法国抽象派画家）的作品。”雷伯说，“我们也有这样的—幅，几乎完全相同。”
“‘我们’？”
“我指的是家父和我。我们在维也纳住过。”
他露出笑容，倏忽之间，他的整个面貌变了祥。在这以前，他的脸倒不是毫无表情，而是象一个人在凝神沉思，况且他那双明亮的浅灰色眼睛和一对又大又深的瞳仁越发加深这样的印象，但是经过他一笑，一切都改变了。
“您的寓所真是富丽堂皇。”他说，“家父看见了一定会说：首饰匣确实配得上它里面的珠宝。他喜欢用这种赞美的言气或许是为了表明他毕竟具有维也纳人的气质吧。”
他很少带有外国人的口音，完全充得过一个从东方来的法国人。苏珊·塞梯尼亚兹有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正象她的孙子和乔泊·塔拉斯先于她所感到的那样。她以为这位来访者的年龄在二十一岁上下，其实还不满十八岁；雷伯·克立姆罗德的衣着十分质朴，实在近乎寒酸但是他的眼神、嗓音乃至整个气质却给人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这与他的外表是那样不相称，同样给这位老太太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向客人问了一些有关她孙子的事，问他们是怎样认识的。雷伯回答说，大卫和他是在“奥地利的林茨附近”遇见的，那是在盟军部队胜利到达之后不久，当时他——雷伯·克立姆罗德——正处在“困境”中（这是他的原话），是大卫给了他帮助。于是他们就成了朋友。
他矢口不提集中营或自己九死一生的事。苏珊·塞梯尼亚兹只有一次问起他的家庭情况，还唯恐失于冒昧而有点犹豫，雷伯回答说，他不久前曾有过一个家，他父亲在战争中被“打死”了。这一点苏珊·塞梯尼亚兹认为是正常现象。她以为来客的父亲也象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在第三帝国的军队里打过仗，想必是死在战场上的。她甚至料想雷伯本人也一定穿着德军制服参与过战争行动，因为她把雷伯的年龄估计错了。直到后来，听了大卫向她介绍他与克立姆罗德相遇的真实情况，她才感到分外震惊：一是对事实本身，二是对她自己的错误判断，也许在更大程度上是对后者。为此，她还哭了一场。
他不费劲地转换话题，开始谈到他先后六七次来法国的情形，上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他说，他是跟一位来自旺多姆附近地区的家庭女教帅学的法语，在巴黎度过的一个夏季和在多维尔、比亚里茨、里维埃拉度过的另外几次假期，使他的法语水乎得到提高。是的，他知道埃克斯昂普罗旺斯这个地方；还提到格拉内博物馆，说“那里收藏了一幅伦勃朗和两幅克拉纳赫的画（注：伦勃朗·哈尔门兹·凡·林（1609…1669），荷兰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1472—1553）德国画家）。”他的美术知识使塞梯尼亚兹老太太大为惊讶，她自己知道克莱这个名字还是因为她丈夫买了这位画家的一幅画。
她告诉克立姆罗德，大卫已经复员，并且刚刚回到哈佛大学继续学法律。她把儿媳在波士顿的地址告诉了雷伯，今年这个时候大卫应该在波士顿，除非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别墅度假还没回学校。
“要不要我把地址和电话号码抄给您？”
他摇摇头，笑着说：“不用了，我的记性相当好。”
他起身告辞，仪态安详、彬彬有礼。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