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收回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塞梯尼亚兹有气无力地说。
“只要你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我相信。”
“这是你的权利，大卫。”
“同样，我还相信，你在亚马逊尼亚所做的事情都不合常情。上帝可以作证，我从二十六年前的一九五一年起就开始为你工作，可我从来不记得自己答应过干这差使。我是身不由己被水流带走的，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我所做的只是努力使自己免遭灭顶之灾。你很可能是个天才，或许你看问题的方法和我不同。可我只是个凡人。我厌倦了。我已经五十四岁。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跟你走，非得有简单、盲目的信仰不可。这一点乔治·塔拉斯能做到，我不能。我做不到。我必须理解。你积聚了一笔大得无法想象的财富，却一直没有露过面，而我尽力帮助了你。今天我成了一个有钱的人，比我曾梦想过的更有钱。但是我不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理解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我曾经试图让自己喜欢你，有时候还觉得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可现在我心中无数，不知道是不是想要辞职。”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做。”雷伯柔和地说。
“即使我辞职不干，一切仍将井然有序。我已经做好安排，工作不会中断。倘若我死了，或者离开了，你的事务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你建造起来的这台巨大的机器”
“是我们一起建造的，大卫。”
“也许是的。也许我起过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反正这机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继续运转。我甚至相信，哪怕你不过问，它也会继续运转。”
没有回答。恰恰是这阵沉默被塞梯尼亚兹误解为无动于衷，从而深深地刺伤了他。他暗自思量，“我指望什么呢？他已经不通人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他逐渐变得精神失常了。”
确实，到一九七七年甚至更早一些，塞梯尼亚兹已把东五十八街的业务班子组织得无须他驾驭也能正常工作。他生就一副稳健的性情，办事一丝不苟，作风实事求是；不管他自己如何看待上述品质，反正这种出类拔萃的组织才干，使得他从一开始（五十年代）就未雨绸缪。他其至在自己的事务历建立了克立姆罗德非常成功地发展起来的那套隔离保密体制。他把王的业务分成八个互相独立的部门，只有在电子计算机的存储器中它们才互相联系在一起。一九五二年，是他向雷伯建议，把所有重要的文件，特别是那些数不胜数的委托协议书，都存放到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去。雷伯在科罗拉多州曾经买下一家小银行，好处是那里有个保管库简直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所在同等程度上受到地形的天然保护。为了更加保险起见，塞梯尼亚兹建议雷伯另外再采取一项安全措施——“对此，连我也不应该知道，雷伯。”于是，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或许是在瑞士特普弗勒的地盘，或者是在伦敦奈西姆的护卫下，或者在香港韩某的领地，甚至也可能在所有这些地方，存放着那些文件的一份或几份副本；正本则在洛基山区四百米深的地下。
一九七七年会见克立姆罗德时，塞梯尼亚兹宣布辞职的话已经到了嘴边。
回到纽约，塞梯尼亚兹以惯有的效率开始执行雷伯的命令，着手对雅瓦总公司及其盘根错节的子公司网进行调整。（除了雷伯和他自己，任何人都弄不清这些公司错综复杂的关系。）
其时，雷伯已和厄尔尼·高兹契尼亚克取得联系，在高兹契尼亚克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塞梯尼亚兹把这些公司合并成一个控股公司。然后，他请审计员估价。为此，他选择了一家信誉卓著的事务所。通过估价，这个庞大的有限公司的股份价格便确定下来。证券交易委员会予以批准之后，纽约一家有声望的银行把它们投放到市场上。这是那个财政年度的一件大事。尽管塞梯尼亚兹通过高兹契尼亚克为雷伯确保了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售股净得仍不少于十九亿五千三百万美元。
这笔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王的大多数商业账目恢复收支平衡。
其实，更确切地说这只是暂时的缓解。克立姆罗德还在不断地提款，加上巨额的银行贷款必须偿还，这预示着缓解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它没有使塞梯尼亚兹得到宽慰。而且，他的担心也不仅仅是财政上的；他认为，自己与雷伯之间的冲突根本没有解决。亚马逊尼亚的摊子在他看来仍然是个无底洞，或迟或早会把一切都吞下去，除非巴西和其他有关国家开红灯，不理会以保护人自居的雷伯借口帮助印第安人的一切遁词，禁止这些投资．塞梯尼亚兹认为，这是一种自大狂的表现，由于王对自己的行为不作任何解释，这种自大狂尤其令人不能容忍。
“这么多年来，他的全部业务一直由我经手，可是对我也不作解释。直到一九七八年，我才从报纸上获悉，那些生产纸浆的巨型成套设备，从日本发出，足足绕了地球一圈，耗费之大谁也不会相信，方始运到亚马逊河口。他干下的这些蠢事，后来都得有人向银行付帐，我自己就是不得不面对银行的那些人之一。
“实际上，我没有撂挑子的唯一原因，我想是这样的：局面一个月比一个月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不管我想得对不对，但我觉得，我准备好的接班人已无法接受这个摊子。这就有了个借口”
大卫·塞梯尼亚兹始终拿不准自己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对王的感情，这种悬而不决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年春天。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1
雷伯寻觅自己旧踪的长途旅行（迪耶戈·哈斯称之为“王的告别演出”，后来还把经过情形都告诉了乔治·塔拉斯），是一九七九年的事。
王本人向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透露的若干真情，得到这些事实的补充，将来有助于他们两人把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毕生踪迹——从他在维也纳出生一直到一九八○年四月——一段一段拼凑起来。当然，其中难免留下些可以理解的空白点。
雷伯没有按原来的时间顺序作这次觅踪之行，他不是把昔日走过的路重头再走一遍。乔治·塔拉斯认为，在他一生的这个时刻，雷伯已对自己漂泊生涯的结局作出了决定。现在，他就是需要回顾自已往事的某些片断，记忆和旅程把他带到哪里，他就去什么地方，根本没有一定的路线。
一九七九年，亨利·阿尔特还活着，在法属西印度群岛经营一个小公司，把配备船员的游艇租给想周游加勒比海的旅游者。
他微笑着对迪耶戈说：“这是我的一大憾事。当初，如果这个鬼家伙，”他指着雷伯，“愿意留下来和我合作，我们恐怕早就一起发了大财。”
“靠走私卷烟？”雷伯问，一边也在微笑。他们讲的是法语，那时候迪耶戈听法国话的水乎已有所提高，但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
“完全正确，当然靠卷烟。当时可以赚一大笔钱。我也真的赚了不少。一度我赚了十亿法郎。可是不久这些钱又让我给亏折了。”
“要是我在的话，局面就会改观吗？”
“我绝对相信能改观，”阿尔特接着说，同时转向迪耶戈。“他有一件我从来没有过的东西，灵敏的脑袋瓜子，虽然那时他还年轻。这颗脑袋太灵了！”
“Que sorpresa。（注：西班牙语，真叫人吃惊）”迪耶戈说。“我感到mucho mucho（注：西班牙语，非常非常）吃惊。”
法国人打量着雷伯的旧布裤和圆领衫。
“真有趣，”他说。“告诉你，当初我敢发誓你将来一定有出息，一定能成为名人。”
“我了解他，”迪耶戈用英语插话。“我知道还有个人也了解他，一个在格林威治村卖汉堡包的。他是雷伯的崇拜者之一，从来不要我们付钱。”
阿尔特笑了起来。他说他并不是那个意思。他邀请这两个客人一同进屋。他成了家，第三代孩子也已经有了五个，他的买卖相当不错，尽管不能说是非常了不起。由于某些不太清楚的原因，反正与抵押和贷款有关，银行都讨厌他。但是他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一向就是这样过的。他喜欢在海边住。感谢上帝，如果撇开银行不谈，他觉得自己渐渐进入老境还不算太可怜。他举起盛着混合甜饮料的杯子。
“让我们为失意者干杯，我们就是失意者，我们也不在乎做失意者。”
不久以后，一个名叫保尔·苏必斯的法国阔佬成了阿尔特的主顾。因为他在巴黎当部长，人们都称他为“总统先生”。前面提到，有家银行对那个当年在丹吉尔活动的卷烟走私贩恨得要命，巧得很，苏必斯正好在这家银行拥有股权。
“你一定会觉得可笑，先生。”阿尔特后来对乔治·塔拉斯说。乔冶·塔拉斯的基金会则刚同这个法国人的公司签订了一项油水很大的合同，准备组织一些儿童周游加勒比海。“然而，我还是要说。你说你有点儿了解雷伯·克立姆罗德，而那位苏必斯对我又如此慷慨，我甚至觉得，这两个人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
“你说对了，我确实觉得可笑。”塔拉斯不动声色地回答。
在耶路撒冷，他们在约尔·白尼适一套相当简朴的公寓里住了三四天。约尔·白尼适虽然不系领带，却是以色列议会的议员，而且即将成为国务秘书。
白尼适问雷伯：“前几天你在丹吉尔吗？”
“他把我拖去逛那些散发着薄荷气味的市场。”迪耶戈说。“我们甚至参观了他以前住过的宫殿，才三平方米见方，在卡斯巴的利雅得国王街。现在我知道他是从哪儿学的西班牙语，原来他在西亚金街跟一个从卡斯蒂里亚北部来的西班牙小贵族住在一起；这个人现在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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