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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这种心态，具体的表现，就是经济上总是追求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样希望进口或者构建一个‘主义’的框架，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陈宦的话里带有一丝沉痛，“这种认识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无论改革还是**，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进越好。就好比开火车，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速度而欢呼，直到超速颠覆、车毁人亡，才能反省一下这样做的危害。”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进的未必就是进步的。速度绝对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实效才是核心。”杨朔铭说道，“昔年清廷的崩溃，绝非一些史家所说的政治改革步子太慢而导致**，其实恰恰是步子太快导致失控出轨。”
从后世穿越来的杨朔铭在这个时代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反思之后，已经明白，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而晚清推行的宪政改革，初定的预备期是9年，大大低于日本的30多年及英国的上百年，但还是被后人指责为太慢而细细考察一下，这些责难者的主流，恰恰正是那些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需要从政汉改革的大跃进中，尽快地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利，而这种超越基本国情的大跃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口头宣称的普通民众分享权利的美妙远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权之后，长期以激进面貌出现的孙中山，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孙氏的预备立宪期与晚清相比，其实要更加漫长。这充分说明，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成为执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认识到，政治改革上的“大跃进”，不切实际，无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帮助在野者夺取政权而已，无法成为执政行政的根基
历史在这里，可以说对那些以**家面貌出现引领“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人进行了无比绝妙的讽刺。
晚清因政治改革超速而导致了政权崩溃，这并不足惜，但这一超速颠覆，却也中断了循序渐进的、有规则的温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无规则的武装争斗。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大旗下，精英阶层裹挟草根阶层党同伐异、争权夺利，谁也无暇关注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这种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本，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正是杨朔铭试图破解的“王朝更替律”。
一些人总是将对政治改革的任何速度控制，都指责为保守。这种指责，如果不是缺乏基本的社会阅历和行政常识，就是另有所图。殊不知，超速颠覆之后，作为司机的执政者之死，或许并不足惜，但是，那些一味叫嚷提速的人们，是否考虑过这辆车上的乘客安危呢？因为这辆车上面，不仅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而且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和将来
说什么“而今迈步从头跃”，都是不负责任的鬼话
“瀚之可知，当今世界上，或许很少有几个民族，会如同我们中国人这样，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热衷于 ‘主义’之争。”陈宦声音里透着苦涩，“这种偏好，其实是最应该去除掉的。”
第365章 刘文彩的救赎
“不错，这种可以称之为‘泛意识形态化’的集体偏好，养成了我们喜欢‘上纲上线’的行为习惯，总是喜欢将简单的‘问题’之争，放大到硕大的‘主义’之战，没事找事、小事闹大、大事闹崩，绝不妥协，战斗到底，你死我活，不断折腾。”
说到这些，杨朔铭的声音也变得分外沉痛。
“晚清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即是如此。各派都将‘天地君亲师’或者‘救亡图存’的大旗举起来，争夺合法性资源乃至话语主导权，而忽略了洋务运动中一贯的关注民生的、所谓‘器物’层面和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化。在与时俱进的政改大旗下，精英阶层几乎全部投入了夺权的传统游戏之中，而一旦夺到权力，则一切照旧，口号依然激动人心，现实却也仍旧暗无天日。”杨朔铭仿佛又陷入到了久远的历史回忆之中，“对清末民初的**与改革情况，可以下如此的断语：‘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谁败，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听你说话，总是这么痛快淋漓。”陈宦苦笑着点了点头。
陈宦并不知道，杨朔铭作为一个“后来人”，对这些的了解和体会，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要深切。
中国的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伪君子横行，整天呼唤道德，却忽视更为基本的规则建设，结果使整个国家和民族呈现严重的精神分裂，这种情况，在后世已经表现得无以复加。
只是现在的杨朔铭，已经没有机会见到这些了。
中国从甲午战败之后进入“制度万能”的大跃进时代，尤其从1911年辛亥**开启了新一轮“**”之后，近代政治的主流就成为了“痞子运动”和“黑帮政治”，高举的旗帜永远只是幌子，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象袁世凯，他虽然为中国办了不少的实事，但现在并没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功绩，反而只记得他的“复辟帝制”，袁世凯并不了解，他称帝的悲剧就在于他试图追求名实相符，却不知道这个社会现在只能接受“伪君子”，不再容忍“真小人”
泛意识形态化具有极强的自我复制功能，迅速形成了封闭式循环——越是上纲上线，就越是四面树敌；越是四面树敌，就越需要上纲上线。本来可以通过协商、妥协解决并达成双赢的“软性”矛盾，至此都必须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的“刚性”零和方式，进行决一死战，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在这样的“政治挂帅”的斗争思维中，整个中国社会充满了戾气，完全没有信任平台，更缺乏建立信任的机制，如同一个丛林世界，谁都没有安全感，谁都同时担任受害者兼施害者的双重角色，无休止的斗争使得中华民族的元气大大受损。
而在泛意识形态化之下，本来内涵丰富的“政改”变成单一的、打倒和肢解执政者的运动，异化成为各方的走秀t台和政争工具。高喊所谓“政改”的，未必是为了民主民生；而反对所谓“政改”的，其实也未必是顽固不化愚昧保守。
“瀚之想过没有，该如何解决这些矛盾？”陈宦问道。
“中国的政治改革，其核心其实就是对权力的监控，对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而这主要是一项‘技术活儿’，而不是什么‘思想’和‘主义’。”杨朔铭说道，“对于咱们这个人口总数超过很多国家人口的超级大国来说，这种改革本身就是保持肌体活力的‘健康’之道甚至‘生存’之道。”
此时，杨朔铭的思绪，因为陈宦的问话，又回到了他原来所在的那个时空。
在后世，历经了十年动乱的浩劫，中国人终于迎来了改革的春风，但改革尤其是“政改”中，依然充斥着大量“泛意识形态化”的痕迹。
本来是一些政府管理方面的技术问题和能力问题，比如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造成的一些冲突，甚至民间围绕具体经济利益的一些冲突，都被人有意无意地上升到了执政者“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事实上，类似问题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会出现，与“意识形态”根本没有关系但这种政府管理的技术，恰恰却是这个长于夺权破坏、短于建设的古老民族所极为欠缺的而其中某些问题，比如食品造假，比如缺乏商业诚信，比如缺乏公关道德，在中国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出现，其主要源于民族的劣根性，却也被归咎于执政者，这可以说是很多中国人推卸责任的好办法，什么问题都往“万恶的政府”头上一推，自己就都是无辜、正义和无责任的了
同样的，一些政府部门也倾向于对号入座，大包大揽，将一些针对具体人和事的批评，非要“上纲上线”到“意识形态攻防战”的高度，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结果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在改革博弈中产生的正常摩擦，一点不剩地全揽到了自己身上，变成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与政府的摩擦。这种可悲而又无知的大包大揽行为，将社会正常博弈产生的波动，一概解读为“不稳定”，进而为了维持刚性的所谓“稳定”，便强行压制各种摩擦，结果却酝酿出更大的摩擦，最终导致矛盾激化
“稳定”压倒一切，但却不去解决矛盾，结果弄成了矛盾最后压倒了稳定
“而要真正解决问题，根源上就是必须走出这个‘泛意识形态化’的桎梏。”杨朔铭说着，目光望向了远方，“中国人在将一切外在框架异化为投机牟利工具方面，具有超常的能力。晚清以来至现在的中国，几乎成为各种‘主义’的密集试验田，而各种‘主义’进口到中国后，无一例外地都被彻底变型走样，实现了‘中国化’的替代。这是中国特色的虚妄与虚幻，只要走出这种虚妄与虚幻，大概中国就能脚踏实地的前进，少摔跟头了……”
听了杨朔铭的象是回答又象是自言自语的话，陈宦的脸上现出赞许之意，他没有再说什么，观察舱内一时间陷入了沉默之中。
此时伞降攻占刘家大院的行动已经告一段落，一位军官向杨朔铭报告了一下地面的情况，杨朔铭点了点头，对陈宦说道：“咱们下去会会这位‘刘老虎’吧。”
“你们二位辛苦了。”
“你们俩这一次干得不错。回去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
“你们收集的证据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一次对刘文彩的指控会用得到的。”
听了释放他们的军官的话，刘德升和陶诗咏不好意思的相视一笑。
此时周围到处都是忙碌的人群，刘德升和陶诗咏不想干扰别人的工作，于是便在院子里随处走动起来。
虽然让刘文彩关了这么多天，但他们俩对刘家大院到底是个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