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从未注意到——眼前不是母亲，而是外祖母。就象在王族里，王侯将相一死，王孙公
子便因袭其位，于是奥尔良公爵，塔兰托亲王和洛姆亲王便分别成为法兰西国王，拉特雷默
伊耶公爵和盖尔芒特公爵，而生者也往往通过性质不同，但原因更为深刻的继承方式，继死
者的财产为已有，成为死者的后继替身，把业已中断的生命继续下去。对妈妈这样的闺女来
说，母亲的去世造成的巨大悲痛也许只是提早咬破蛹壳，加速了心爱的人的变化和出现，倘
若没有这一危机，加速发展进程，一下子跳越几个发展阶段，心爱的人的出现必将迟缓一
些。在对故人的哀悼中，也许存在着某种启示，最终使我们的性格特征出现了相似之处，再
说，它们就潜藏在我们身上；哀悼中，特别是我们的能动性一时中止——这种能动性主要是
个人的（如我母亲的通情达理以及从她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含讥带讽的快乐天性），只要心
爱的人还活在世上，我们就不顾忌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哪怕有损于心爱之人的利益，从而与
我们从心爱之人身上继承下来的特殊性格互为抵销。一旦心爱的人不在人世，我们便会为与
以前判若两人而顾虑重重，欣赏的将只是过去的她，只是业已成为历史，但却与其他事物交
织在一起的自身，只是从今之后将保持完整的自我的自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绝非人们通
常所指的那种极为含糊、虚假的意义），可以说死亡并非无益，人死后还仍然会给我们施加
影响。死者起的作用甚至超过生者，其原因在于真正的现实唯有通过理智才能显示出来，是
理智活动的客体，因此，我们对不得不通过思维再创造的一切，对每日生活向我们掩盖的一
切，并不真正了解总之，在对故人深切的悼念之中，我们对故人所热爱的一切无不
视为崇拜的偶像。我母亲不仅舍不得我外祖母的手提包，这小包已变得比蓝宝石、比钻石还
珍贵，舍不得我外祖母的袖套，舍不得所有那些使她俩外表显得格外相似的衣着服饰，而且
我外祖母一直爱不释手的德·塞维尼夫人的几部作品，我母亲也怎么都舍不得拿去交换，哪
怕与名作家的手稿交换。过去，她常取笑外祖母，说外祖母哪次给她写信都少不了要录上
德·塞维尼夫人或德·博泽让夫人的一句话。而在母亲抵达巴尔贝克之前给我写的三封信
中，每一封都针对我引用了德·塞维尼夫人的话，仿佛这书信不是她写给我的，而是我外祖
母写给她的。她执意要下堤坝去亲眼看看我外祖母信中每次都向她提起的那片海滩。我看着
她手执她母亲的晴雨两用伞，全身披黑，迈着虔诚、怯生生的步履，从窗边向前走去，踏着
在她之前亲人双脚踏过的细沙，那神态仿佛是在寻觅一位死去的亲人，那亲人也许会被海浪
冲回岸边。为了避免她孤零零一人用餐，我不得不陪她一起下楼。法院首席院长和首席律师
的遗孀一起介绍给了母亲。母亲对与我外祖母有关的一切都是那么饱含深情，以至于听了首
席院长对她说的一席话，心情无比激动，并感激不尽，将永远铭刻心怀，而对首席律师的遗
孀没有任何表示，未说一句悼念去世的外祖母的话，母亲又感到忿恨，痛心。一位言语激
动，另一位沉默不语，尽管我母亲认为这两者相去甚远，但只不过是表达死者令我们产生的
冷漠之情的方式不同而已。不过，我觉得，母亲往往从我无意中渗进几分痛楚的话语中获得
些许温暖。正如保证我外祖母永远活在我们心间的所有一切东西，我的痛苦只会给妈妈带来
幸福（尽管她对我百般抚爱），后来，我母亲每日都下楼去海滩上坐着，完全效仿她母亲的
所作所为，阅读的也是她母亲最喜爱的两部书：德·博泽让夫人的《回忆录》和德·塞维尼
夫人的《书简集》。她跟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一样，绝对不能容忍别人称德·塞维尼夫人为
“才智横溢的侯爵夫人”，正如不容称呼拉封丹“老好先生”一样。但是，当她在书简中读
到“我的女儿”这几个字，每每觉得听到了她母亲对她的说话声。
在这朝圣般的活动期间，她本不愿受到任何打扰，可运气不佳，偏偏有一回在沙滩上遇
到了打从贡布雷来的一位太太，身后跟着她的几个女儿。我想她叫普桑夫人。可我们私下总
是戏称她为“有你好瞧的”，因为她警告女儿们当心闯祸时，张口闭口总是这句话，比如她
冲着一个总揉眼睛的女儿喊道：“等你得了眼炎，有你好瞧的。”她从老远见到我妈妈，就
声泪俱下，没完没了地问候起来，可看那派头，不象是表示慰问，而是象教训人。她生活在
贡布雷的一座深宅大院里，几乎与世隔绝，觉得世上什么东西都不够温柔，甚至连法语词和
人地名都要软化一番。她认为将斟饮料的银具叫作“居伊尔”过分生硬，于是便称“戈
伊”；她唯恐直呼“费纳龙”而对《忒勒玛科斯》和蔼可亲的作者有所不恭——我自己也一
样，心甘情愿地把最聪慧、最温和、最忠厚的贝特朗·德·费纳龙当作最亲爱的朋友，凡与
他相识的人，都永远忘不了他——从来都称呼他“费内龙”觉得“内”这个音增添了几分柔
和。这位普桑夫人的女婿就不那么温和了，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原是贡布雷的一位证
人，提着银箱一走了之，让我姨夫损失了偌大一笔财产。但是，贡布雷的大部分居民与他家
的其他成员相处还很和睦，并未因此造成关系紧张，大家倒对普桑夫人表示同情。她从不接
待客人，但大家每次打从她家栅栏门前经过，都少不了留步驻足，对花园的浓荫翠绿欣赏一
番，但却看不清里面别的东西。在巴尔贝克，她并不怎么碍我们的事，我也只遇到她一次，
当时她正训斥在咬指甲的女儿：“等到你手指流脓，有你好瞧的。”
妈妈在海滩读书时，我便独自呆在房间。我回想起外祖母一生中的最后时刻以及与之相
关的一切，回想起她最后一次出外漫步，我们陪伴她一起走过的楼梯门，这扇门一直保持原
样，始终大敞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间的其他东西仿佛并不真实存在，我内心的痛
苦象毒剂一般，将它们全都毒死了。后来，我母亲硬要我出门走走。当初的第一个夜晚，我
等候着外祖母到来，曾独自沿街走到迪盖—特鲁安纪念碑，然而，如今在这条街上，我每次
举步，娱乐场某一早已忘却的情景便象一阵难以抵拦的逆风，阻拦着我向前迈进；我垂下眼
帘，不看任何东西。等我恢复了几分体力，便返身向旅馆走去，我心里清楚，不论我等待多
久，从此再也不可能在旅馆与外祖母重逢，想当初我抵达的第一天夜里便与外祖母相见了。
由于我到旅馆后才初次出门，有许多我尚未见过面的陌生仆人好奇地盯着我看。一位年轻的
服务员站立在旅馆门口，摘下帽子向我致意，继而又很快戴到头上，动作灵巧利索。我想准
是埃梅有过吩咐，拿他的话说，早已“下令”，对我要倍加敬重。可就在这同一时刻，我发
现服务员又向另一位进门的客人脱帽致意。事实是，这位年轻小伙子在生活中只知脱帽，戴
帽，动作无懈可击。一旦明白了自己别无能耐，唯在这方面出类拔萃，他每天便忠于职守，
尽量多多脱帽，为此赢得了客人不便表露，但却普遍存在的好感，也引起了门房的特别喜
欢，门房负有雇用服务员的重任，迄此为止，除了这位难得的小伙子，还未能找到一位适应
的，谁来干不了一星期，准被撵走，埃梅对此大惑不解，吃惊地说：“可是，干这等差使，
只要让他们有礼貌就行，不该这么难呀。”经理也严格要求他们务必“到职到位”，意思是
要他们必须呆在岗位上，说不定是想要他们保持“堂堂仪表”，只是不会运用这一词语而
已。旅馆后面那片开阔的草坪，旧貌已经改观，新修了几个花坛，鲜花盛开，但原先的一丛
异域小灌木被移走了，连第一年守着草坪入口处的那位小厮也不见了踪影，他曾以柔如幼茎
的身躯、颜色稀奇的秀发，在外观上为入口处增添了光彩。他终于效法两位哥哥和一位当打
字员的姐姐，跟波兰的一个伯爵夫人走了，当了她的私人秘书，他哥哥和姐姐都是因为魅力
不凡，在旅馆被来自不同国度的男女名流迷上后挖走的。他们走后，只有小弟弟孤单单一人
留在旅馆，因为他斜眼，谁也不想要他。适逢那位波兰伯爵夫人和他两个哥哥的保护人来到
巴尔贝克，在旅馆下榻，小住一段时日，他喜气洋洋。尽管他打心眼里嫉妒两位哥哥，但也
爱着他俩，尽可好好利用这几个星期，培养培养骨肉之情。丰特弗洛尔特女修道院院长不是
这样经常离开修女们，去分享路易十四给她胞妹莫特马尔的盛情招待吗？女修道院院长的胞
妹是德·蒙代斯邦夫人，是路易十四的情妇。那时，小伙子到巴尔贝克才不到一年，对我尚
不熟悉，可听到比他老一些的服务员招呼我时在先生两字之前加上我的姓氏，便立即模仿他
们的样子，第一次称呼我时就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或许是因为向一位他认定知名的人士显
示了自己的学识，或许是因为遵循了五分种前尚不知晓，但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不得违反的惯
用礼节。这家大旅馆对某些人可能会产生诱惑力，对此我完全明白。它就象是一个高高搭起
的大舞台，众多的角色纷纷粉墨登场，甚至连置景处也热闹非凡。虽然旅客只不过是某种观
众，但无时无刻不加入到表演中去，仿佛观众的生活展现在舞台豪华的场景中，而不象在剧
院，只有演员在台上演戏。打网球的尽可身著白色法兰绒上装回旅馆，门房却非要穿上绣有
银饰带的蓝色制服才能把信交给他。倘若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