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完毛姆的成果之后再决定。
情报处打算在驻德奥的波兰、波希米亚和捷克军队中引发一场兵变，由毛姆亲自指挥。毛姆想，要是正在美国组建的波兰军队能及时地出现在西线，并打出波兰国旗，那在德国服役的波兰士兵必定会举旗响应，这时德军不啻是一场灾难；倘若能与驻奥地利的波希米亚和捷克士兵同时举行起义，那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了。毛姆禀告怀斯曼，穿过罗马尼亚边境与敌军接触比较容易。那也是一条到达波兰和捷克军营的交通线。
克伦斯基的密使
10月18日，克伦斯基紧急召见毛姆，请他带消息给劳埃德·乔治英国政治家，1916—1922年间任英国首相。。由于内容机密，要求他不能笔录。这个消息是一个不祥之兆：克伦斯基已无法支撑下去，他急需协约国支援枪炮弹药，并要求尽快更换英国驻俄大使，因为他发现那位大使根本不给予合作。他对毛姆说，他不得不让俄国士兵明白他们在为什么而战。他们既没有皮靴和御寒的衣物，更没有食物，然而却比英国多打了一年仗。他们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迫切需要重振士气。他接着说道：
“德国人提出过三种和平方案，我们全部拒绝了。现在该我们提出方案了。如果我们提出无条件或不赔款的和平方案，德国人一定会拒绝，因为大多数德国人认为他们胜利在望。他们永远不会放弃波罗的海的三个岛屿。我们的外交活动不高明，所以我们必须改进外交手段。等到德国人拒绝我们的和平方案之后，我就可以去对我的士兵们说：‘你们看，他们不要和平。’那样士兵们就会士气高昂。他们愿为保卫祖国而战。”
克伦斯基告诉毛姆，协约国可以帮他建立一支人数少而装备精良的军队。然而，要是协约国的援助物资不在严冬降临之前运到，那他无法让现有的军队留在战壕里。一旦他做不到这一点，俄国也就不可能继续参战了。
三月份俄国的攻势中止了，因为协约国只运来一小部分枪支弹药，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克伦斯基自然需要稳定持久的军火供应。他对毛姆说，首先要让全球新闻界用更为同情的眼光来看待俄国的事件。在他看来，不公正的舆论实际上声援了布尔什维克。俄国恳求协约国给予同情和支持，并增加一点经济援助。
毛姆绕道返回英国，先取道挪威，然后在奥斯陆搭乘一艘英国驱逐舰，最后在苏格兰北部登陆。
（图片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他疲惫不堪地抵达唐宁街10号。他对自己的口吃极为敏感，为此他在感到十分安全的时候用纸记下了克伦斯基的要求。首相劳埃德·乔治阅过毛姆笔录的报告后，神色黯然地说他实在无能为力，他不打算满足克伦斯基绝望的恳求，哪怕是折衷的方法都不愿考虑。毛姆沮丧地走回旅馆。越发感到失意和彷徨。正当他试图再作努力时，俄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1月7日，克伦斯基政府被推翻，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他的使命的失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情报处认为派一个间谍带一点钱去就能阻止俄国革命的胜利，这真是天真得可爱！
美国银行家之死
虽然由于出师不利，毛姆心境欠佳，但他知道俄国之行给他提供了极丰富的写作素材。艾兴顿系列小说里的一篇《给林顿先生的衣服》就是一例，它取材于沃斯卡对1917年的一件真实事件的回忆：“我们这些欧罗巴旅馆里的外国人理解了俄国人的心情，之后便像当地人一样处之泰然。我们当中只有一人死亡，一个美国银行家，他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来磋商向克伦斯基政府贷款事项的。他不懂俄语，找了一个没落的俄国贵妇人做翻译。他达成贷款协议后高高兴兴回到旅馆。”沃斯卡说他不该给他泼冷水，“但我觉得那是我的责任”，所以他告诉他克伦斯基政府随时都会垮台。银行家犹豫了一阵，终于决定接受沃斯卡的建议，撤销了协议。他打算取回洗好的衣服之后便离开彼得格勒。他和他的翻译一起去了洗衣房。半小时后，沃斯卡听到街头枪声乍起，他没太注意，最后枪声终于平息了。不久，女翻译心急火燎地赶回来，告诉沃斯卡他们回来路上撞上零星巷战就失散了。她再也没找到银行家。
沃斯卡赶到出事地点——发现他死在路沟里，身下是一堆可怜巴巴的洗好的衣服。
毛姆的俄国之行比他的瑞士之行重要得多。在《哈林顿先生的衣服》里当艾兴顿启程时毛姆准确地描绘出了自己的心态：
（图片死去的绅士）
这是他接到的最重要的使命，他对使命赋予他的责任感很满意。没有人对他颐指气使，经费非常多（他贴身藏着的外汇数目如此之巨，使他一想起来便提心吊胆）。虽然他已经决心去做一件力所不能的事情，但他却不知道那是件什么事。他准备满怀信心地开始执行任务。
二下“谍海”
俄国的冬天果然加重了毛姆的肺病。他回家后发了烧，医生敦促他尽快去疗养。但是唐宁街催得更紧，召他出席一次紧急会议。怀斯曼也坐在与会的其他高级官员中间。毛姆把一份书面报告呈给官员们。当怀斯曼应邀宣读完报告后，毛姆又接到了新的任务——这一次是去罗马尼亚。在俄国退出战争后，英国情报处打算派一名特工去阻止那里可能发生的任何媾和之举。毛姆很奇怪他们对他竟如此信任，他受宠若惊，因为他依然认为俄国之行是一次惨重的失败。但是，他直截了当地提到了他的健康状况和医生的意见，决策者们收回了成命，反而劝他去休养。毛姆离开他们时，被这种出乎意料的关怀深深感动了。
在自传性随笔集《总结》中，毛姆叙述了他是如何学会秘密接头、清除痕迹和把报告偷送出境的；谨慎而自豪地回顾了他的谍报活动。在回忆中，他觉得，对一切情况，乃至叛变出卖都可能习以为常。但是，战争对他来讲就像他所经历的大多数危险一样是虚假的。他留给读者的遗产便是艾兴顿系列小说。
二次大战期间，毛姆重新出山了，在英国情报处新处长威廉·斯蒂文森（代号“勇士”）的麾下效力。斯蒂文森在给泰德·摩根的信中指出毛姆曾是他的部下，但明确地表示毛姆并不特别有用：
说起萨默塞特·毛姆，他是我们在处理BSC（英国安全协调处）的档案材料时遇到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反纳粹战争中，许多志愿服役者不愿让别人知道他们是间谍机构成员，他们认为他们当间谍是为了在危急时刻报效国家。很少有人喜欢这一行。他们之所以干上这一行是因为别无选择。所以必须尊重他们的愿望。
斯蒂文森手下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和熟人。他在自传《一个名叫“勇士”的人》中披露了那些人，后来指出他们并不在乎曝光。然而，毛姆更喜欢默默无闻。
戈培尔的预言
艾兴顿是第一个非英雄式的间谍。后来的非英雄式间谍人物形象有莱恩·德顿笔下的哈里·帕尔默和约翰·勒卡雷笔下的斯迈利。艾兴顿像毛姆一样为不快所困扰。他神经紧张，悲观厌世，四处游历，寻欢作乐：他嗜好享受佳肴、阅读、火车旅行和热水浴。在日内瓦，艾兴顿像毛姆那样担心自己被捕，但却在沐浴中得到了解脱。艾兴顿既不勇敢，也不成功，甚至不是情报处特别重要的角色。其实，他的生活就像毛姆那样平淡无奇。
艾兴顿的公务非常枯燥。他像毛姆那样定期召见手下的间谍，发放薪水。有时候他会雇佣一个新手。他收集情报，经核实后送往伦敦。每周他去一次法国边境，与同伴接头，接受命令。逢上赶集，他会去见一个卖黄油的女人，看看她是否有来自日内瓦湖对岸的消息。总而言之，他干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工作。
艾兴顿是一个文化人，对画展和看戏比对他不太在行的谍报活动更有兴趣。从《金小姐》中我们可以得知他的冷面上司R招收他当间谍的方式很像毛姆本人的经历：
他向艾兴顿提出了好些问题，然后开门见山地说他具备进行特务活动的特殊素质。艾兴顿通晓好几种欧洲语言，而他的职业是极妙的掩护。他可以借口写作毫不引人注意地前往任何一个中立国家。讲到这里，R说：
“要知道，你必须去收集对你的工作有用处的材料。”
“我很乐意。”艾兴顿说。
艾兴顿喜欢打桥牌，尤其以品尝美味为乐。他还热衷于出那些孤陋寡闻的人——尤其是R的丑。
毛姆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冲突就很像短篇小说《大使阁下》中赫伯特·威瑟斯伯恩大使用刻板的礼仪和令北极熊也寒彻心肺的冷淡态度接待艾兴顿的情况。大使对艾兴顿说道：
“真是稀罕事。我接到指示，要用专用密码拍发你的电报，而且密码电报一到就得马上转交给你。我想密码你已经拿到手了。”
“我希望电报不会常有，阁下，”艾兴顿答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密码译来译去更讨厌的事了。”
赫伯特爵士沉吟了半晌。也许这不是他所期望得到的回答。
在《哈林顿先生的衣服》里，从艾兴顿身上也反映出毛姆和他那四名执行俄国使命的旅伴之间的关系：
他感到迷失在广袤的俄国，孤孤单单只影飘零忽然有人敲门。艾兴顿高兴地用他学来的几个俄语单词嚷起来。门开了，他一下子站起来。
“进来，进来，”他嚷道，“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走进来三个人。他认识他们。他们乘的也是从旧金山驶往横滨的那班轮船，但是根据指示他们不得在途中与艾兴顿联系。他们是因进行革命活动而长期流亡在美国的捷克人，他们被派来协助他完成使命。他们将替他联络上在俄国犹太人中有绝对权威的E教授。
毛姆和艾兴顿都很了解上司的麻木和虚伪。当艾兴顿奉命下令破坏一家奥地利兵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