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在1840年12月写信给约。斯。穆勒说:“《论美国的民主》的下卷,在法国没有象上卷那样获得成功。我不认为现代的舆论对书刊的评论有什么不对。因此,我正在忙于检查自己犯了什么错误,结果发现一个重大失误,那就是使读者觉得似是而非。
我认为,我找到的缺点在于:书中引用了一些为广大读者所不知道的不见经传和尚有疑问的材料。当我只讲美国的民主社会时,人们马上就理解了。如果我按照实际情况来谈法国的民主社会,读者也会完全理解。但是,当我要叙述美国和法国的社会使我产生的认识时,我就得描述尚无完整的模式的民主社会的一般特征。。。。。。。。。。。。。。。。。。。。。。
(重点是编者加的)。正是在这个地方,我没有考虑一般读者的要求。只有习惯于钻研一般真理和思辨真理的人,才喜欢同我走一条道路。我认为,我没有使本书产生应有的效果,主要的责任在我,特别是在于我叙述各部分所采用的方法。“
今天,“民主社会的一般特征”已经达到了全面的发展。
因此,现代的读者来阅读本书的下卷将不会有什么困难,这是毫不足为奇的。
在1840年可能把本书视为释义性著作的人,今天会完全认为它是专门的研究性著作了。
托克维尔的著作,在世界的名著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可以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博丹的《国家论六卷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并列齐名,但本书的预见性使它能永远确保特殊的地位。
托克维尔认为下卷的价值高于5年前出版的上卷。他在1840年写信给本书的英译者亨利。里夫说:“我希望您能觉得下卷好于上卷。
这是我自己的判断。“
后人也确认了作者的判断。
在这里介绍几本研究美国的文化和特点的现代著作,可能对读者有好处:查尔斯。比尔德夫妇的:《美国精神:对美国的文明思想的研究》,纽约,1942年(第170页及以后几页引用了托克维尔的论述)
;M。
米德:《美国特点》,伦敦,194年;G。戈勒:《美国人》,伦敦,1948年(法译本,巴黎,1949年)
;M。
J。波恩:《美国文化》,柏林,1930年;E。
A。
莫勒:《美国世界》,伦敦,1928年;J。
D。帕索斯:《民族国家》,伦敦,1945年;D。
W。
布肯《美国特点》;H。
S。
康马杰:《美国人的智慧》,伦敦,1950年(这是一本大部头著作)。——法文版编者(法文版编者的这段话,原在卷末编者注之首,因中文版将编者注移于所在页的下面,故将这段话移于此。——译者)
10
第一部分
民主在美国对智力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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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于美国人的哲学方法
我认为,在文明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最不注重哲学了。
美国人没有自己的哲学学派,对欧洲的互相对立的一切学派也漠不关心,甚至连它们的名称都几乎一无所知。
A但是,我们又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美国居民,都在用同样的方法指导他们的头脑,根据同样的准则运用他们的头脑。
也就是说,美国人虽然从未下过工夫界说他们的准则,但他们却有一个大家共通的确定的哲学方法。
摆脱一统的思想、习惯的束缚、家庭的清规、阶级的观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民族的偏见;只把传统视为一种习得的知识,把现存的事实视为创新和改进的有用学习材料;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全凭自己的实践去探索事物的原因;不拘手段去获得结果;不管形式去深入本质——这一切就是我以下将要称之为美国人的哲学方法的主要特征。
如果想再深入一步,从这些特征中找出一个足以概括其
参看:施奈德:《美国哲学史》,纽约,1946年;安德森、菲什:《美国哲学:A从清教徒开始到詹姆斯》,纽约,1939年;柯蒂:《美国思想的发展》,纽约,1943年。——法文版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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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一部分
余一切特征的最主要特征,那就会发现每个人在运用他们的头脑时,大部分只依靠一己的理性努力。
因此,美国是世界上研究笛卡儿的学说最少,但却实行得最好的一个国家。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美国人不读笛卡儿的著作,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情况不需要进行思辨的研究;而他们之所以要按照笛卡儿的名言行事,则是因为这个同一社会情况自然地使他们的思想接受他的名言。
在民主社会里盛行的接连不断运动中,上一代和下一代的联系逐渐松弛或断绝,每个人容易忘却祖先的观点或并不因此而感到不安。
生活在这种社会的人,将不再信守其所属阶级的见解,因为可以说阶级将不复存在,而仍然存在的阶级也是由一些游移不定的分子所构成,以致他们的团体本身根本不会有可以控制其成员的真正能力。
至于一个人的智力对另一个人的智力的影响,在公民们的素质差不多完全一样的国家里,必定极其有限,因为大家的能力非常接近,谁也不承认别人一定比自己强大和优越,大家都时时以自己的理性进行判断,认为它才是真理的最明显和最近便的源泉。这不仅表明不相信某一特定的人,而且也表示没有兴趣相信任何人的什么话。
因此,每个人都自我封闭起来,试图从封闭的小圈子里判断世界。
美国人的这种只依靠本身确立判断准则的习惯,使他们的头脑产生了另一种思维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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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于美国人的哲学方法7
由于他们认为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小困难不经他人帮助完全可以解决,所以他们容易由此断言,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可以解释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为人的智力所不逮。
因此,他们不愿意承认有他们不能理解的事物,以致很少相信反常的离奇事物,而对于超自然的东西几乎达到了表示厌恶的地步。
由于他们习惯于相信自己找到的证据,所以喜欢把自己研究的事物弄得一清二楚。因此,他们要尽量揭去事物的层层外皮,排除使他们与事物隔开的一切东西,推倒妨碍他们观察的一切东西,以便在最近距离内和光天化日之下观察事物。
他们的这种观察事物的方式,很快又导致他们轻视形式。
在他们看来,形式是放在他们与真理之间的无用而令人讨厌的屏障。
因此,美国人用不着到书本里去汲取哲学方法,他们是从自己身上找到这个方法的。其实,我认为欧洲也曾有过同样的情况。
在欧洲,随着身分日趋平等,人们之间越来越无差别,这种方法就已建立起来和普及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欧洲发生的事件的时间联系。
在16世纪,宗教改革家们开始用个人的理性去论证古老的信仰的某些教义,但对其余的一切教义仍避而不作公开讨论。到了17世纪,培根在自然科学方面,笛卡儿在狭义的哲学方面,放弃了一直被人们公认的公式,打破了传统在学术界的统治,推翻了巨擘们的权威。
18世纪的哲学家们,接着又把上述的原则推广,试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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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一部分
每个人的个人体会去论证他们所信仰的一切东西。
路德、笛卡儿和伏尔泰采用的是同样方法,只是在运用上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但是,宗教改革家们为什么要那样只在狭窄的宗教观念的圈子里打转转呢?笛卡儿本来能够把他的方法应用于一切事物,可是他为什么只想把它用于某些特定的问题上,并且认定人们应当自行判断的只是哲学的事物而不是政治的事物呢?
为什么到了18世纪,这个同一方法突然得到笛卡儿及其先驱者们未曾想到或拒绝推广的普遍应用呢?再者,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我们所说的方法突然走出学术界,渗入到社会,成为智力活动的共同准则,并在法国得到推广之后,而被欧洲的一切国家公开采用或暗中遵行呢?
我们所说的哲学方法虽然得以在16世纪产生,在17世纪达到精确化和一般化,但在这两个世纪均未能得到普遍的应用,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法令、社会情况和这些主要原因所造成的思维习惯,都在阻止它的推广。
这种方法出现于人们开始趋于平等和彼此相差无几的时期,只是到了身分几乎完全平等和人们差不多完全一样的时代,才得以被普遍遵行。
因此,18世纪的哲学方法并非法国人所专有,而是具有广泛的民主性的,这说明它为什么能在全欧盛行,并使全欧的面貌为之一新。法国人之所以能使世界天翻地覆,并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古老信仰,革新了自己的古老民情,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提出了一种能够使人容易攻击一切旧的东西并为一切新的东西铺平道路的哲学方法,以及普遍推行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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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于美国人的哲学方法9
种方法。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为什么法国人现在能比平等已经相当完备而且更为源远流长的美国人更严格地遵行和更经常地应用这个同一方法呢?我的答复是:这有一半来因于下述两种情况。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认识清楚。
我们决不要忘记,使英裔美国人的社会得以建立的,正是宗教。因此,在美国,宗教是同整个民族的习惯和它在这个国土上产生的全部情感交织在一起的。这就使宗教获得一种特殊的力量。
除了这个强而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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