吻合，并没有排除同类的其它工具，至于说社卫东利用修管子的机会窥得财物，预先打开窗户插销，则更其属于主观推理了。严格地看，认定社卫东犯有盗窃罪的直接证据似乎一样也没有！
“对！对！”他不由鼓起掌来，“我就是这个感觉！”
段兴玉还想说什么，严君进来请他去值班室接长途电话，他临走拍拍志明肩膀，嘱咐说：“这两天你再去刑警队把情况了解详细一些，重点是看有没有政治性窃密的可能，有什么想法带回来商量，不管你和马三耀多么熟，在兄弟单位也不要指手划脚的，发表意见千万不要太轻率太任性，人家也是经过了大量查证工作才下的结论，况且这个结论还要经过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和法院的审判活动两道关口的考验，案子究竟是错是对，大家都在负责嘛。”
他点点头，心里明白，段兴玉说了这么多，主旨还是叫他尊重别人。
段兴玉走后，他正想收拾一下自己办公桌的抽屉，严君走了过来。
“哎，刚才施肖萌来了个电话。”
“她回来了？什么事？”
“叫你下了班到庆丰路第一百货商场门口去，她在那儿等你。”
“到那儿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
“就说这个？”
“就说这个。”
“你怎么说的？”
“我说呆会儿告诉你。”
“咳，我今天晚上还得上刑警队去呢！”
“那我怎么知道？你的事什么时候也不跟我说。”
周志明笑了：“我这一天到晚，脑袋老跟桶浆子似的。哎，对了，你跟小陆的事究竟怎么样了？真的，小陆人不错。”
“和小陆，什么事？”严君很超然地问。
他看出严君的故意装傻，说：“你说我的事从不告诉你，所以你的事也就不告诉我，对等，是吧？”
严君闷了片刻，“好，告诉你，我的事都可以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不结婚了。”
严君动感情了，他赶快用半开玩笑的话把她的情绪隔断，“好嘲！你这话可搁在这儿，我看你能坚持多少年。”
严君脸上一点儿笑意也没有，靠在桌边发了半阵儿呆，周志明转开话题，问道：“该下班了，还不回家吗？”
‘林今天晚上去刑警队干什么？“严君却反问他，”要不要我帮忙？有没有需要抄抄写写的？我晚上没事。“
“算了，不去了。”他挥了一下手，“本来是准备去看卷的，可我现在觉得都有点儿没信心了，不知道施肖萌约我是什么事，我去看看吧。走吧，咱们一块出去。”
他们熄了办公室的灯，走出来了。
地赶到庆丰路第一百货商场的时候，施肖萌已经等得一脸不耐烦了。
“怎么才来呀？你们单位接电话那个女的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下班前告诉我的，就是严君接的电话，你没听出来？”
“严君，噢。”
“你什么时候从自新河回来的？”他从肖萌肩上接过沉甸甸的书包，问道。
“今天中午才回来，走吧，咱们进去吧。”她挽起他的胳膊向商场的大门走去。
“干什么呀？你想买什么，还非得叫我来？”
“嘿，人家别的男的想陪女朋友逛商场还愁没机会呐，你倒好，请你来还勉为其难的。”
“好好好，逛吧逛吧。”
“逛吧逛吧，跟应付差事似的。”施肖蔚喷笑着使劲拽了他一万胳膊。
商场大厅里，灯光亮堂堂的，因为正是晚饭时间，所以顾客不算太多。一楼是卖食品和日用百货的，他们没有多逗留，爬上了二楼，肖萌拉着他直奔卖电讯器材的柜台来了。
“妈妈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买一台那种二百块钱的小录音机，我是叫你来帮我挑挑。”
“家里不是有一台吗？索尼四个喇叭的，相当不错了。”
“那是我姐姐的呀，我又不能带到学校里去。”
施伯伯和来阿姨对季虹的格外偏爱，是周志明早就感觉到的，而萌萌看来对此也十分习惯了，本来嘛，连她都是季虹带大的。
他们在一位把脸板得像块三合板似的女服务员那里，买了录音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根本不让挑试，志明本想请她多拿几个比比外观，但一看那脸色，话简直就说不出口了。
他抱着录音机的纸盒子，跟萌萌走出商场，这才想起来问道：“这次上自新河转一圈，怎么样？你也算是旧地重游了。”
“咳，就那么回事吧。上次去看你的时候，只是觉得那儿荒凉。苦，这次去倒是变了不少，盖了好多新房子，也干净整齐多了。可那种地方，最大的毛病就是太闭塞，弄得干部一个个的都那么没水平。”
“谁说的，好多干部还是很不错的。”
“你跟我说的那个丁队长，我也见到了。”
“是吗？”周志明兴奋地抬高了声音，“他问我什么了吗？你怎么不早说！”
“当着那么多同学，我没跟他说你蹲监狱的事，光是随便聊了脚。”
“噢，”他有些失望地降下声音，“你们聊得来吗？”
“咳，就那么回事吧，我还好，我们有几个同学差点跟他辩论起来。”
“噢？因为什么？”他有点惊讶。
“那天正好是参观犯人劳动，我们一个男生问他，现在对政治犯的待遇和刑事犯有没有区别。”
“他怎么说呢？”
“他呀，他反问了我们一句，‘你们说的政治犯是什么含义呀？’后来那个男生说，政治犯就是因为政治目的而不是因为刑事目的而坐牢的人，西方国家的监狱对政治犯就是优待的，比如，要和刑事犯分别关押，免除劳役，木加极刑，提供书报什么的。你猜他说什么？”
“嗯？”
“他说你们不是学法律的吗，你们当然知道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不使用政治犯这个词的。
如果硬按你们的分法那么分的话，我们这儿的犯人倒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普通刑事犯，一类是反革命犯，他们同样都是触犯了刑律的，都得接受相应的惩罚和改造，而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其实他这叫瞎绕，反革命犯和政治犯还不是一回事吗，只不过咱们国家不愿意把这帮人叫得那么好听罢了。“
“我看不是一回事，反革命犯和西方国家的政治犯在性质和对象范围上都有不同，因为国家的性质就不同嘛。难道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人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是一回事吗，当然并不是说外国的政治犯都是进步的。”
“你呀，干脆给我念段《共产党宣言》得了。”
周志明苦笑了一下，“没办法，前些年搞阶级斗争，搞得洪洞县里没有好人，现在呢，成了桃花源中没有坏人了，一说起坏人，反革命，很多人都不觉着如何可恨，说起好人，先进人物，人们也不觉着多么可爱，人间的规律，真是物极必反。”
“那也要具体看，小偷流氓我就恨，全枪毙大概也不会有人惋惜。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刑法草案哪，我就觉得对那些小偷流氓太宽了，他不把你杀了，你就不能枪毙他，而政治犯呢，又没强奸抢劫，嫖赌溜撬，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坐牢，结果在十九条罪行中，就有十六条可以判处死刑的。”萌萌争吵般的俄战着。
他也抬高了声音：“你以为政治犯都是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吗？对那些反对祖国，出卖祖国的反革命干嘛要格外开恩？你周围的那些同学都怎么回事？净是些非驴非马的观点。”
路边几个行人停下步来看他们。萌萌把声调降下来：“非驴非马也不错，那是骡子，正经也是一物。”
话不投机，两个人都闭了嘴，默默地在存车处取了车子，又默默地骑了一段路，志明看了她一眼，不无讨好地把话头又扯了起来。
“哎，萌萌，向你请教个问题成不成？法律方面的。”
“向我请教？可不敢当。”
“瞧你，还拿糖。”
施肖萌脸上的不痛快释解了，但还是矜持了片刻，才说：“什么？你说吧。”
他稍稍琢磨了一下，说：“某地发生了一起窃案，某人被控告犯有盗窃罪，但是原告只能确认被告去过现场，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在发案期间正在现场，换句话说，就是直接证据不足，而这个被告呢，虽然否认发案期间去过现场，但也提不出任何证据来加以证明，像这样的案件法院该怎么处理呢？”
“这算什么？”肖萌好笑地偏过头来，“智力测验还是实际案例？”
“你别管是什么，该怎样处理吧？”
“你是搞公安的，连这个也不懂？别故意考我了。”
“不是，我不大清楚这类问题在刑法理论上怎样解释。”
“这个问题跟刑法没关系，这是属于诉讼法范畴内的举证责任问题。按照咱们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只有原告才负有举证责任，被告是不负举证责任的。”
“？”周志明费解地把眉头打了个结。
“也就是说，原告必须负责向法庭提出被告的犯罪事实，并且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如果提不出证据或者证据不完全，就不能认为被告有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是无须向法庭提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的，没这个义务，就好比我说你杀了人，可又拿不出多少证据来，而你呢，却完全用不着来解释你没有杀人或者不可能杀人，哪怕你根本解释不清，只要我这个原告提不出确凿的证据来，法院就只能宣告你无罪，不能判的。”
“啊，啊，你的意思我懂了。”周志明又想起徐邦呈脱逃的事了，甘向前他们怀疑是他放跑的，不但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反倒叫他拿出证明自己没放的证据来，简直不讲理。可他仍然用迷惑的口气问道：“理论上是这么说吧，可实际上，什么叫证据不全呢？找不到直接证据的案件很常见，有时候几个间接证据加在一起不也照样判吗？这种事多了。”
“这一类案例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讲过，这就是运用证据的技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