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都是他的，他挺爱看书的。”
他拿起一本（新体育），翻了翻，“他喜欢看这些？”
“挺喜欢的，上上个星期他开始每天早上练长跑了，你看那是他的球鞋。”
“这也是他看的吗？”他拿起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是，是他从厂子里借来的。”
周志明心里好像有一面重鼓在擂，“不！不！不！他不应该是自杀！”但是他抿紧了嘴巴没有出声，脸色平静地离开书架，又踱到五斗橱前面。橱面上零乱不堪地散放着些水杯、电筒、眼镜和本子之类的东西。梅英走过来一边动手归置这些东西，一边说：“这几天，淑萍也没心思收拾屋子了，平时呀，这间屋子抬弄得可干净呢。”
“这是谁的本子？”他从橱面上拿起一只塑料皮本子，翻开看了一眼，他当然认识社卫东的字，于是对淑萍说：“他写的，我拿走看看行吗？”
“行。
“这是什么，淑萍？‘海英手里拿着一只小玻璃瓶子，”里面是什么水呀？“
“什么？”淑萍用红肿的眼睛审视了一会儿，摇摇头，“不知道，可能也是他的。”
周志明接过那个瓶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一种暗红色的水，闻闻，挺呛，他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东西。
又问了些其它的问题，说了些老生常谈的安慰话，他离开了西屋，临走的时候把杜卫东那个本子，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小玻璃瓶都带在了身上。
在回机关的路上，他觉得一股子很有力量的火，从心里一直烧到脸上，他坚信杜卫东不是马三耀讲的那种多愁善感、神经虚弱的人，也不是那种木知道珍惜新生活而继续作歹的人，他应该把他的死因查清楚，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来，好让杜卫东走得明白，让王大伯一家人安下心来，他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因为他，现在也只有他，才能这么强烈地、确切地体会和感觉到杜卫东死的奇怪！
系二天早上一上班，周志明就来到技术室。刚拿出那只小瓶子，搞化验的老钱就伸出一只手来。
“送检单。”
他笑笑，“没有。”
老钱半真半假地绷起脸，“刚～上班就跑这）［起哄，是不是？”
他把瓶子递过去，“凭交情，你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老钱朝瓶子上斜了一眼，“到底是公事私事？要是公事，回去填个送检单，写明送检的目的要求，叫你们科长签上率，别嫌麻烦；要是私事，劳驾别往这儿拿。”
他知道老钱平常特别喜欢他，所以带点赖相地说：“得啦；我又不让你们化验，凭经验，帮我闻闻是什么东西，还不行吗？”
“嘿，你这上下嘴唇一碰，说的倒容易。你以为跟酱油醋似的，一闻就闻出来啦？哼得了，谁让我是你大叔呢，拿来吧，我闻闻，省得你哭这是什么怪味儿啊，好像有酒精，小齐，你闻闻来。”
小齐把鼻子凑上来：“好像还有碘酒味儿”
“不行啊，闻是闻不出来的，像这种连名堂也叫不出来的东西，就是做化验也得送技术处才行，呶（这儿”
“算了，你们真笨蛋！”
技术室的门在弹簧的拉力下重重地关在身后，生硬的响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反荡出持久的回音，他机械地向前移动着脚步，心里突然腾起一股恶狠狠的火气，仿佛自己是一个长久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不得不体验着那种由于信心的城垣不断溃坍而产生的烦躁和恼恨。这个职业，这些个案子，真是太难了！这一瞬间，他胸中集变起一种异常狂暴的心情，恨不得把手上这只小玻璃瓶用力摔在墙上，看着那暗红色的浆水随着玻璃的碎片飞迸出来才痛快。
然而这个歇斯底里的念头在脑子里刚一闪，就立即被一阵猛烈的心跳窒住了，“我这是怎么了？这么没有耐心，这么缺乏克制，我不能这样，我还算一个侦察员呀，一个听起来多么光荣的称号，，他镇静下来，看着手里的瓶子，把它揣进兜内，忽听到身后段兴玉的声音在问他：”在这儿干嘛呢？“
“没干嘛，”他转过身。
“你不舒服？好像脸色不大好。”
“没事儿，我就这样。”
他们两个说着话，走回到办公室来。
大陈、小严和小陆成鼎足形坐在屋里，见他们进来，大陈说：“我们等你们半天了。”
段兴玉在自己的桌前坐定，说：“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吧，今天上午得把投信人的画像勾勒个初稿出来，可惜我们手上的颜料就是这么一封信，太单一了点儿。”
“嗅，”大陈说，“刚才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议了议，粗粗略略地给作案人画了一张相，我们在大方面意见一致，在个别问题上还有不统一的地方。”
“是吗？”段兴玉说，“那就先说说你们一致的意见。”
“综合起来有这么几条，”大陈说，“第一，作案人必须具备仇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动思想基础，这是当然的条件；第二，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第三，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第四，具有能迅速知晓十二月二十七日审判结果的条件，这四条，我们三个意见是比较统一的。”
“嗯——”段兴玉思索着点点头，没有表示什么看法，大陈继续说：“还有几个拿不准的问题。比如说：作案人的职业，我们估计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从这封信上几乎一点儿也看不出带有职业性的语言。另外，也找不出比较特殊的方言土语和谐音字，所以，投信人的籍贯也难以确定下来，还有性别，从行文语气上看像个男的，但也很难说。”
段兴玉沉吟着，问：“把这个人的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上，有什么根据呢？”
“当然有，”陈全有未假思索便说，“这封信的语言，显然不是出自年轻人的手笔，全信只有一百一十几个字，却大量的使用文言，你就拿台头来说吧，冯汉章就冯汉章呗，还非得‘台鉴’，现在的年轻人哪）［懂这些个繁文得节呀。”
小陆插嘴，“不光台头，信文里也尽是古色古香的词儿，你看——”他拿着那封信指点着说，“什么家父啦；移榻啦；无大渐啦。”他自己也笑了，“真绕嘴，这家伙，反正是读过两天‘子曰’的人。”
严君说：“说不定是私塾出身。”
段兴玉听着，仍然没有做出然否的表示。他把目光移向周志明，问道：“你的意见呢？”
“咂——，”志明想了想，说，“这个，我倒觉得，像个年轻人。”
大陈不解地眯起眼睛，“年轻人，为什么？”
“说不出为什么，反正是一个总的印象，感觉。”
“哈，又是你那个感觉，”小陆笑起来，他现在跟志明已经不那么僵了，所以才挪喩地说，“能不能少来点儿那种虚无飘渺的感觉之类，说出点实打实的道理来嘛。”
严君却插上来说：“道理归道理，感觉归感觉，互相又不能代替，上次社卫东的问题，这次卢援朝的问题，实践证明小周的感觉都是挺灵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严君露骨的袒护，小陆有点儿来火儿，“照你这么说，办案子可以不要客观证据，不要逻辑分析，凭感觉就行了，是不是？你这套歪论，纯粹是经验主义，自由心证的大杂烩！”
“帽子工厂。”严君半笑不笑的。
周志明打断他们的争执，说：“信里，是用了些文言，但基本上是个文白相杂，或者说是个白话的东西。那几个古词儿我倒觉得和信中其它文字并不是交融得十分和谐的，总有生拉硬址之感，读起来不那么顺。所以我想这个人大半是没有受过地道的古文训练，倒像是一个年轻人的模仿和卖弄。我上中学那会儿，我们有的同学看了几本《三国》、林附之类的书，说起话来也就是这副咬文嚼字的德行，其实无非是看了几本章回小说，耳濡目染，之乎者也的顺口就来了。”
大陈点起一支烟，喷了一口气，点着头说道：“嗯，也有道理，刚才我还琢磨呢，这个人倒是用了不少简化字，虽然说老年人也有用的，但还是年轻人用的多。”
段兴玉从小陆手里要过那封信，把差不多可以倒背下来的信文又看了看，说：“我还有这样一些想法，咱们可以研究研究。你们提的第一条，作案人的政治思想基础问题，这当然是毋庸多言的，可是我想以后如果在确定的侦察方向上排列嫌疑人的话，这一条可以不列上去。”
“为什么？”小陆问。
“因为作案人并不一定把自己的反动思想暴露得那么明显。人是复杂的，多面的，也许他在单位还表现不错呢，你走上这一条，有的侦察员和保卫干部就容易单凭自己主观上对某人的好感而把他漏掉。过去一搞‘人物画像’就把这条放在首位，因为不这样就会有人说你不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问题，旗帜不鲜明。现在是三中全会以后了，用不着怕这套形而上学的闲话，‘画像’的目的是为了给侦察员提供一个可以捉摸到的标准，又不是给犯罪分子列罪状。”
“对，搞案子嘛，来实际的。”几个人都赞同。
段兴玉接着说：“第二条，你们认为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我同意，但是在文字表述上还是改动一下，因为文化程度包括太广，这封短信不能概括。而且文化程度还容易被人狭义地误解为学历，免不了会漏掉一些嫌疑人，你别看有的人只有小学学历，却自攻了一笔好文采。所以这一条应该改为：作案人具有相当于高中以上的文字能力。”
段兴玉顿了一下，“年龄问题，我倾向志明的意见，如果上过私塾或精通古汉语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绝不会是这种七拼八凑、半文不白的模样，而且文盲文的书信语言是很步噎的，前后都有许多谦谓的套话，一般不会这么开门见山。当然，敌人要在信文中潜伏暗语，在语汇的选择上不得不受些限制，写得通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