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找我爷爷诉了苦。“曾实实在令人寒心，一点不知道体谅人。嘭嘭嘭，天还没亮整栋房子都在摇晃。”
我爷爷和曾实谈了话。曾实说：“他这人就是这么讨厌，嫌吵怎么不对我说呢？”
曾实没和他父亲商量，把练习时间改在每天晚上。晚上伴随着“嘭嘭嘭”看书也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曾庆璜皱着眉不时进出房间。曾实说：“又怎么啦？”
曾实平心静气告诉父亲：“我必须练功。我不能像你那么瘦弱。我不愿意被人家欺负，打败！”
曾庆璜认为现在并不是战争年代，凡事都必须武力解决。读好书就行了。
“我当然要读好书，也要练好功。往往有人不讲道理。只认拳头。”
“那你能不能不在晚上练呢，我必须晚上看书备课。”
“行。”曾实又把练功改在了早晨。
曾庆璜在我家说他对曾实烦透了。本来在为他东奔西走找个好工厂，看来还是让他下放好了。曾实自愿下放。通过做知青他可以被招生读大学。所以他丝毫不领他父亲的情。
其实，我早就觉察到了曾实性格中的好强和自私。过去我们交换小说的时候他就从不让我。他给我借了《水浒》，我非得有一套《红楼梦》才换得过来。我们一同看《卖花姑娘》的情景是永在我对他的印象之中的。
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是我们看的第一部彩色宽银幕影片。学校包场的时候，电影院里哭得一片呜呜声。我看了一遍还想再看一遍。爷爷就给我买了四张票，让曾实带我和两个女同学去解放电影院看电影。那时候社会风气不好，影院门口常有穿细裤腿、梳飞机头的流氓阿飞。居仁里的曾实在中山大道上是享有盛名的，也常穿哈服和考板裤。爷爷对曾实说他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电影开始不久，我们三个女孩几乎同时流泪了。那“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篮上市场”的歌声一起，心就酸得无法克制。我们掏出手帕，按在鼻子上不住地欷觑。
曾实居然始终没流一滴泪。
回家的路上，曾实训我们：“哭哭啼啼的，和你们没法看电影！”
我们三个人，还有身旁成百的观众都哭肿了眼睛，所以我们认为这种眼泪没有什么不光彩。我和曾实辩论起来。
我说：“你不流泪只能证明你是冷血动物，没有感情。难道顺姬的遭遇还不够悲惨？”
曾实说：“电影是假的，是人编出来的！”
我说：“是的。人编的。可它是作家根据真实的生活编的。世界上就是有顺姬。”
曾实说：“幼稚！哪个作家按真实的生活写作？作家写东西必须经过艺术加工，你懂吗？”
曾实用那种饱含优越感的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说话，我的两个女同学比我更下不了台。曾实胜利者的神情在老通城餐馆灯火的衬托下显得是那么冷酷，不懂世故。我想我好歹给他家送过许多次红烧肉呢，他吃了就忘了！但这话我没说，道理虽如此，说出来就太小气了。我一个人跳上恰好停站的公共汽车，很勇敢地回到了居仁里。爷爷问曾实呢？“死了。”我说。
后来，女同学说：“我们还以为你和曾实好呢。”
我说：“不会。我不喜欢他。”
女人永远喜欢无原则忍让她的男人。小姑娘时候就是这样，长大成熟了还是这样，到老到死，永远。
曾实却不明白这点。
曾实性格中的这一点和他父亲很相像，不知他父子俩到头来弄清楚了他们的共同之处没有。
第八节
轮到我们下放的时候，是按父母所在系统以便加强知青的管理。文教卫一个系统。我母亲是医生。我又和曾实下到了一块，只不过生产大队不同。另外他高我三届。
下放农村之后，曾实三天两头来我们队，送豆腐给我们吃。他在他们大队的豆腐坊里做豆腐。他们那一届已经有不少人招工走了，曾实放弃了招工的机会，一心等着招生，在做豆腐的闲暇时间里，一本一本地看那些数理化书籍。
知青虽然都只十几岁、二十岁，毕竟也算是踏上社会的人了。很多知青开始考虑找对象的人生大事。在乡村那种野天野地里等待将来，心也寂寞得百无聊赖，大家便谈恋爱。
豆腐送得多了，我们同队的女知青就提醒我曾实有那种意思。我既不奇怪也不理会。从小是街坊，青梅竹马长大，关系一直还可以，不光是曾实会动念头，一般人也以为我们顺理成章。我的处理办法是让曾实的念头自生自灭。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偷偷写作，诗、散文、小说，写了厚厚一大本，藏在我的床垫下。我的心飞翔在很广阔的世界，哪儿会和曾实谈什么恋爱。
招生的名额终于让曾实等到手了。他拿着招生表格跑来向我征求意见。
“你说我走吗？”
“走啊。”
“你就这句话？”
“是啊。”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认为这种对话十分拙劣，就是有什么美好愿望也让小孩子式的大白话说得不美好了。我说：“我明白一切。你一直盼着读大学，今天盼到了，你非常高兴，我也替你高兴，你就快去办手续吧。”
曾实的眼睛受了伤害似地黯淡了一下。笑笑。走了。
不料出了意外的事。表格在公社被改成了另一个回乡青年的名字。曾实在公社暴跳如雷，还砸了办公桌，结果被民兵捆起来送回了大队。因为对方从公社到武汉市都有人，闹来闹去就是闹不动他。这种事在知青招工招生中司空见惯，遇上强硬的对手，最好的办法就是忍下一口气，等待下一次。和所在公社闹僵是最忌讳的。以后它可以卡住名额不下达，曾实对所有人好心的劝告都只回答一句话：“不行。我决不屈服。”
曾实怀里揣着烧饼，饿了就啃一口。自下而上找各级有关部门告状，写了许多信分别寄给市委书记副书记等等。曾实没收到回信而曾庆璜受到了震动。有关部门找曾庆璜谈了话，请他做儿子的思想工作，保证下次一定给个大学名额。那个回乡青年是一位老红军的侄儿，按政策允许给予照顾。
可想而知，父子间又是一场恶战。曾庆璜认为这事闹得太大，惊动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对自己前途一定有影响，同样也可能断送儿子下一次的上学机会。所以在硬的不行之后又使出软的。买了肉、鱼和蔬菜下厨给儿子做好吃的。曾实吃了父亲做的饭，嘴一抹，说：“我决不屈服。”曾庆璜气得差点憋过去。苏玉兰在关键时刻旗帜鲜明地支持儿子，说即便最后上不成大学也要让对方受到名誉上的损失，让他怕你再也不敢欺负你。这种理论和湖南老太婆“打不赢咬也咬一口”的观点如出一辙。曾庆璜惊异时代不同，层次不同，针锋相对的两个女人竟会有同样的人生哲学。这更能证明女人，不管是什么女人，她们的智力都在一个水平线上。
“别听她的！”曾庆璜警告儿子。曾实说：“谁的我也不听。我自己有头脑。”
情况复杂到顶点，曾实想到了一个最原始最简单的办法。他别了一把锋利的匕首，趁黑夜埋伏在那个回乡青年家的茅厕边。青年半夜起床撒尿被蒙面的曾实劫持到了附近的废砖窑。曾实问他是要眼睛还要上大学？青年回答要眼睛。
结果第二天青年上了公社，自愿放弃这次招生，问题便迎刃而解。
曾实把这事告诉我的时候我紧张又兴奋，觉得曾实真是有点了不起。我爷爷知道了后脸都苍白了，忧心忡忡说：“他怎么能干这种事？这是要犯法的呀！我得找他谈谈这个道理。”
我赶紧阻止爷爷。曾实关照过我不能对任何人说这事的。我第一次发现了爷爷的缺点，原来他是这么谨小慎微。
第九节
右派摘帽标志着曾庆璜的彻底解放。全国成千上万的右派扬眉吐气奔走相告的时候，曾庆璜在我家又喝醉了。刚喝酒时还清醒，一个劲感谢党感谢党的好政策。多喝一点就乱说起来：“像开玩笑似的！一会儿戴帽一会儿摘帽，一耽误人家十几二十年！人生有几个青春？开玩笑吧！”
我奶奶说：“曾老师，你再瞎说我只好请你回去了。”
曾庆璜装聋卖哑地说：“我家没人，门锁着。”不过他不再放肆。只说遗憾的是他的苦白吃了。爷爷不同意他的说法。“一个人吃什么都不是白吃。”爷爷说。曾庆璜想了想，认为还是爷爷说的有道理。
右派摘帽之前全国处处先是吹的摘帽风。曾庆璜所在单位领导是多年的老行政干部，对上面的吹风有他特异的感觉。他力排众议，让曾庆璜在教研室负了个小责。最近找曾庆璜谈话，问他对入党有何想法？曾庆璜内心心潮激荡，表面稳重地回答说我的表现离党的要求太远。领导说你这么多年所干的都是成绩嘛，我们党还是时刻关注着知识分子，我们就是想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是的，苦没白吃。
“看上去，上面希望我入党，希望我负责学校的教学工作。”曾庆璜看上去烦恼不堪，一口接一口咪酒。我爷爷也自顾自喝，似笑非笑等着听他的下文。
“咳！”曾庆璜将筷子往桌上一按，脸上是推心置腹的表情，“我这个人，说实话，我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做官，教书匠只想老老实实把个书教好。您说我这思想对吗？”
“对错谈不上，想法倒朴实。”
“我就是赞赏这朴实二字。我以为知识分子们摘了帽还是应该保持本色，您说是不是？”
我爷爷说：“您别老问我，老问我我就吃喝不成了。”
这顿酒时间不长，后来也没有了话说。爷爷说还是上次的酒喝得痛快。
人的精神面貌不同，生活态度就是不一样。尽管那个秋天的毛毛细雨一连下了半个多月，人人都嫌烦。曾庆璜却打着雨伞东奔西跑，去古籍书店又去荣宝斋，准备在家设计一间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