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空产生的一道幻想，闪电般击中了印家厚，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你叫什么名字？”
“肖晓芬。”
印家厚一下子冷静了许多。这个名字和他刻骨铭心的那个名字完全不相干。但毕竟太相像了，他愿意与她多在一起呆一会。“你刚才有什么话要说，就说吧。”
姑娘诧异地注视了他一刻，偏过头，伸出粉红的舌尖舔了舔嘴唇，说：“我是待业青年，喜欢幼儿园的工作。我来这里才两个月，那些老阿姨们就开始在行政科说我的坏活，想要厂里解雇我。我想求你别把刚才的事说出去，她们正挑我的毛病呢。”
“我当然不会说。是我儿子太调皮了。”
“谢谢！”
姑娘低下头，使劲眨着眼皮，睫毛上挂满了细碎的泪珠。印家厚的心生生地疼，为什么每一个动作都像绝了呢？
“晓芬，新上任的行政科长是我的老同学，我去对他说一声就行了。要解雇就解雇那些脏老婆子吧。”
姑娘一下子仰起头，惊喜万分，走近了一步，说：“是吗？”
鲜润饱满的唇，花瓣一般开在印家厚的目光下，印家厚不由自主地靠近了一步，头脑里嗡嗡乱响，一种渴念，像气球一般吹得胀胀的。他似乎看见，那唇迎着他缓缓上举 突然他好像猛地被人拍了一下，清醒了。没等姑娘睁开眼睛，印家厚掉头出了幼儿园。
马路上空空荡荡，厂房里静静悄悄。印家厚一口气奔出了好远好远。在一个无人的破仓库里，他大口大口喘气，一连几声唤着一个名字。他渐渐安静下来，用指头抹去了眼角的泪，自嘲地舒出一口气，恢复了平常的状态。
现在他该去副食品商店办事了。
＊＊＊
天下居然有这么巧的事，印家厚和他老婆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他们俩的父亲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下个月十号是老头子们——他老婆这么称呼——的生日。五十九周岁，预做六十大寿。这是按的老规矩。
印家厚不记得有谁给自己做过生日，他自己也从没有为自己的生日举过杯。做生日是近些年才蔓延到寻常人家的。老头子们赶上了好年月。五年前他满二十九岁，该做三十岁的生日。老婆三天两头念叨：“三十岁也是大寿哩，得做做的。”正儿八经到了生日那天，老婆把这事给忘了。她妹妹那天要相对象，她应邀陪她妹妹去了。晚上回来，她兴奋地告诉印家厚：“人家一直以为是我，什么都冲着我来，可笑不？”他倒觉得这是件可喜的事，居然有人把他老婆误认为未嫁姑娘。关于生日，没必要责怪老婆，她连自己的也忘了。
老婆和他商量给老头子买什么生日礼物。轻了可不行，六十岁是大生日；重了又买不起。重礼不买，这就已经排除了穿的和玩的，那么买喝的吧，酒。
他们开始物色酒。真正的中国十大名酒市面上是极少见到的，他们托人找了些门路也没结果，只好降格求其次了。光是价钱昂贵包装不中看的，老婆说不买，买了是吃哑巴亏的，老头子们会误以为是什么破烂酒呢；装潢华丽价钱一般的，他们也不愿意买，这又有点哄老头子们了，良心上过不去；价钱和装潢都还相当，但出产地是个未见经传的乡下酒厂，又怕是假酒。夫妻俩物色了半个多月，酒还没有买到手。
厂里这家副食商店曾一度名气不小。武汉三镇的人都跑到这里来买烟酒。因为当时是建厂时期，有大批的日本专家在这里干活，商店是为他们开设的，自然不缺好烟酒。日本专家回国后，这里也日趋冷清。虽是冷清了，但偶尔还可以从库里翻出些好东西来。
印家厚近来天天中午逛逛这个店子。
“嗨。”印家厚冲着他熟悉的售货员打了个招呼。递烟。
“嗨。”
“有没有？”
“我把库里翻了个底朝天，没希望了。”
“能搞到黑市不？”
“你想要什么？”
“自然是好的。”
“‘茅台’怎么样？”
“好哇！”
“要多少？先交钱后给货，四块八角钱一两。”
印家厚不出声了。干瞅着售货员默默盘算：一斤就是四十八块钱。得买两斤。九十六块整。一个月的工资包括奖金全没有了。牛奶和水果又涨价了，儿子却是没有一日能缺这两样东西的；还有鸡蛋和瘦肉。万一又来了其它的应酬，比如朋友同事的婚丧嫁娶，那又是脸面上的事，赖不过去的。
印家厚把眼皮一眨说：“伙计，你这酒吓人。”
“吓谁啦？一直这个价，还在看涨。这买卖是‘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的事。你这儿子女婿，没孝心的。”
“孝心倒有。只是心有余力不足。”印家厚打了几个干哈哈退出了商店。
要是两位老人知道他这般盘算，保证喝了“茅台”也不香。印家厚想，将来自己做六十岁生日必定视儿子的经济水平让他意思意思就行了。
＊＊＊
雅丽在斜穿公路的轨道上等着他。
印家厚装出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摸了摸上上下下的口袋，扭头往副食商店走。
雅丽说：“你的信。”
印家厚只好停止装模作样。平时他的信很少，只有发生了什么事，亲戚们才会写信来。
信是本市火车站寄来的，印家厚想不起有哪位亲戚在火车站工作。他拆开信，落款是：你的知青伙伴江南下。印家厚松了一口气。
“没事吧？”雅丽说。
“没。”印家厚想起了肖晓芬。想起了那份心底的优伤。他明白了自己的心是永远属于那失去了的姑娘的，只有她才能真正激动他。除她之外，所有女人他都能镇静地理智对待。他说：“雅丽，我说了我的真实想法后你会理解的。你聪明，有教养，年轻活泼又漂亮，我是十分愿意和你一道工作的。甚至加班——”
“我不要你告诉我这些！”雅丽打断了他，倔强地说，“这是你的想法，也许是。可不是我的！”
雅丽走了。昂着头，神情悲凉。
印家厚不敢随后进车间，他怕遭人猜测。
江南下，这是一个矮小的，目光闪闪的腼腆寡言的男孩。他被招工到哪儿了？不记得了。江南下的信写道：
“我路过武汉，逗留了一天，偶尔听人说起你，很激动。想去看看，又来不及了。
“家厚，你还记得那块土地吗？我们第一夜睡在禾场上的队屋里，屋里堆满了地里摘回的棉花，花上爬着许多肉乎乎的粉红的棉铃虫。贫下中农给我们一只夜壶，要我们夜里用这个，千万别往棉花上尿。我们都争着试用，你说夜壶口割破了你的皮，大家都发疯地笑，吵着闹着摔破了那玩艺。
“你还记得下雨天吗？那个狂风暴雨的中午，我们在屋里吹拉弹唱。六队的女知青来了，我们把菜全拿出来款待她们，结果后来许多天我们没菜吃，吃盐水泡饭。
“聂玲多漂亮，那眉眼美绝了，你和她好，我们都气得要命。可后来你们为什么分手了？这个我至今也不明白。
“那个小黄猫总跟着我们在自留地里，每天收工时就在巷子口接我们，它怀了孕，我们想看它生小猫，它就跑了。唉，真是！
“我老婆没当过知青，她说她运气好，可我认为她运气不好。女知青有种特别的味儿，那味儿可以使一个女人更美好一些。你老婆是知青吗？我想我们都会喜欢那味儿，那是我们时代的秘密。
“家厚，我们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我已经开始谢顶，有一个七岁的女孩，经济条件还可以。但是，生活中烦恼重重，老婆也就那么回事，我觉得我给毁了。
“现在我已是正科级干部，入了党，有了大学文凭，按说我该知足，该高兴，可我怎么也不能像在农村时那样开怀地笑。我老婆挑出了我几百个毛病，正在和我办离婚。
“你一切都好吧？你当年英俊年少，能歌善舞，性情宽厚，你一定比我过得好。
“另外，去年我在北京遇上聂玲了。她仍然不肯说出你们分手的原因。她的孩子也有几岁了，却还显得十分年轻”
印家厚把信读了两遍，一遍匆匆浏览，一遍仔细阅读，读后将信纸捏入了掌心。他靠着一棵树坐下，面朝太阳，合上眼睛；透过眼皮，他看见了五彩斑斓的光和树叶。后面是庞然大物的灰色厂房，前面是柏油马路，远处是田野，这里是一片树林，印家厚歪在草丛中，让万千思绪飘来飘去。聂玲聂玲，这个他从不敢随便提及的名字，江南下毫不在乎地叫来叫去。于是一切都从最底层浮了起来五月的风里饱含着酸甜苦辣，从印家厚耳边呼呼吹过，他脸上肌肉细微地抽动，有时像哭有时像笑。
空中一絮白云停住了，日影正好投在印家厚额前。他感觉了阴暗，又以为是人站在了面前，便忙睁开眼睛。在明丽的蓝天白云绿叶之间，他把他最深的遗憾和痛苦又埋入了心底。接着，记忆就变得明朗有节奏起来。
他进了钢铁公司，去北京学习，和日本人一块干活，为了不被筛选掉拼命啃日语。找对象，谈恋爱，结婚。父母生病住院，天天去医院护理。兄妹吵架扯皮，开家庭会议搞平衡。物价上涨，工资调级，黑白电视换彩色的，洗衣机淘汰单缸时兴双缸——所有这一切，他一一碰上了，他必须去解决。解决了，也没有什么乐趣；没解决就更烦人。例如至今他没去解决电视更新换代问题，儿子就有些瞧不起他了，一开口就说谁谁的爸爸给谁谁谁买了一台彩电，带电脑的。为了让儿子第一个想到自己的爸爸印家厚正在加紧筹款。
少年的梦总是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一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印家厚随着整个社会流动，追求，关心。关心中国足球队是否能进军墨西哥；关心中越边境战况；关心生物导弹治疗癌症的效果；关心火柴几分钱一盒了？他几乎从来没有想是否该为少年的梦感叹。他只是十分明智地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