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和我都努力投入其中。应当说事情做得很好。公司用它通常的傲慢方式作出答复，拖延解决所有实质性问题，宣称它有卓越的能力决定什么对公司、从而对公司股东最为有利。它用不是很高明的影射方法指责我们的动机是出于私利而干涉他人事务。
由于大股东不多，我们准备亲自访问每一位持有100股以上股票的股东。公司通过其职员及布什内尔一家也做了类似的努力。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理权。它拥有9200股，占全部股票的23％。我安排了一次与基金会财务顾问伯特伦·卡特勒的会面。他彬彬有礼地听着，但却相当明确地表示，基金会从不干涉它所投资的公司的经营。我尽力向他解释说，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与北方输油管公司的经营没有任何关系；这仅是一个由股东作出的、与公司过剩资金使用有关的决定。但我还是徒手而返。
我发现这是自己第二次接近小约翰·D·洛克菲勒。第一次是作为帮他筹资建立费·贝塔·卡珀基金会（Phi Beta KappaFoundation）的团体的一员，我收到一份有他签名的请帖，邀请我到休假俱乐部进午餐。我猜想这顿午餐的代价会很昂贵。但是与这位亿万富翁慈善家会面的荣耀，唤起了我的虚荣心，消除了我的谨慎，所以我就去了。他只请了一小批能为这项基金提供捐款的客人与他同桌进餐。我勉为其难出资500美元。我觉得这是一段帮助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相当独特的经历。费·贝塔·卡珀基金会很快成立了。从那时起它就开始出版一份名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的好杂志。
下面我们回到1927年北方输油管公司代理权战役：格林曼和我在休假俱乐部会见库克，讨论我们的战略，特别是与洛氏基金会代理权的关系问题。很凑巧，我们瞧见小约翰·洛克菲勒坐在我们隔壁一张桌子处，与一名身着运动服的年轻人共进午餐。后来证实，这名年轻人是小安德鲁·梅隆，是拥有数百万家产的金融巨头兼艺术品收藏家、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长的安德鲁的儿子。这次邂逅使我们心动，有一会儿阿尔弗雷德·库克认真考虑过如何接近洛克菲勒，邀请他讨论我们的代理权之争，请求他的基金会予以支持。但很快我们因这个主意很鲁莽而予以否决了。
虽然如此，我们在获得其他代理权上还是做得出奇的好。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惊讶于我们的成功，因为后来的经历告诉我，当你大声疾呼时，你面对的是一大群毫无责任心的股东，同时还要面对在公司已树立牢固地位的管理层，这样，即使是一个很有理由、合乎逻辑的事件，也很难进展下去。
1928年1月，召开年会的日子到了。我再次前往石油城，但这次不是孤身一人。陪同我的，是库克手下的3名律师，包括著名的阿尔弗雷德本人，还有亨利·斯格伯德，蜚声天下的费城事务所的合伙人，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顾问。我们还掌握了颇多的代理权，足以使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提前一天到达石油城，安顿在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一家旅馆。我们同布什内尔兄弟举行了预备性谈判，同意当天晚上审核代理权，以便节省会议时间。管理层看到这么多他们自己的代理权在过期后被我们接管过来，既吃惊又困窘。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当我们取得了某人300股股票的代理权时，老布什内尔情不自禁地痛苦感叹。“他是我的老朋友”，他气喘吁吁地说，“当他把代理权给我时，我还请过他吃午饭呢。”
在第二天会议开始前，管理层要求先商谈一下。我们控制的代理权超过1．5万股，足以使我们选出董事（因此我们获得了除了属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外的大约一半选票）。布什内尔总经理现在非常服帖了。他认为找不到任何理由在会上公开争论，免得每个人都尴尬。他很乐意接受我们这一方提名两位董事，并把他们写进公司候选人名单。这样，选举就一致通过了。阿尔弗雷德·库克提名我和斯格伯德作为董事。布什内尔试图让库克本人——或别的人——代替我。他显然并不喜欢我。库克没和我商量就明确拒绝了。库克说道，这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我有权享受胜利果实。布什内尔兄弟屈服了；唯一的一份候选人名单正式确定并选举通过，整个会议相当顺利地结束了。
现在我成为第一个不直接隶属于标准输油管公司系统却被选为其董事会成员的人。尽管北方输油管公司相对其他大部分公司来说规模较小，但我仍为自己的成就相当自豪。
在石油城会议休会期间，布什内尔总经理发表了一番调和性的讲话，说什么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大家应该有可能就公司的财务结构达成一致意见。那时我们认为这些讨好的话并无实际意义。然而，几个星期后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讨论此事。这个老伪君子用悦耳的语调说道：“你知道，格雷厄姆先生，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反对你向股东返还现金的主意；我们只是感到那时不合适。如今，我们已准备提出计划，我们想它将会完全得到你的同意。”
该计划把每股票面价值从100降到10元，返还50元现金，每只老股票换3只新股票，每只老股票还有20元的现金余额。布什内尔补充说，日后还可能从现金余额中再次分配。但是首先要为那些忠诚的雇员准备适当的养老金。实际上，每一股最终分发了70元。北方输油管公司新股票的总价值加上返还的现金，最终合计比老股票每股110元还多。
我们弄不懂是什么促使原先顽固的对手突然改变主意的。阿尔弗雷德·库克后来得知，洛氏基金会通过它们的代理权向管理层表明，他们赞成尽可能多地分配公司闲余资本。这个说法很可能是真的，因为最终其他所有的输油管公司都效法北方公司，对其股东作出相应的分配。
我第三次遇到洛克菲勒是在多年以后，是我独立主张采取的行动，至今我还为此而自豪。那是1945年，我已成为趾高气扬的纽约州商会（New York State Chamber Of merce）的成员——部分是要为市民服务，但主要原因我想是为了利用他们午餐俱乐部的设施。国会里的民主党人当时支持相当革命的提案，即后来众所周知的“1946年充分就业法案”，该法案要求政府保证采取各种适当措施保持高水平的就业。企业界人士一般不信任也不喜欢民主党人，保守的天性使他们厌恶这项提案。纽约州商会下的一个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直言不讳地谴责这项议案，这份报告获得全体与会人员一致通过（我那天不在那儿）。但是1945年秋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这项议案。看到这些，我们商会里善良的成员非常沮丧，以致委员会认为提交第二份报告再次谴责即将成为法律的议案是合适的，这样可向公众表明商界领导人与这些别出心裁的新主意无关。
当我在一份月刊上读到上述第二份报告时，我感到纽约州商会应该有个成员站出来对同事说：政治与经济气候自1929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给秘书长写了一封信，要求获准在下次会议上发言——那第二份报告将在这次会上采纳——时间不超过3分钟。当然我的要求被接受了。
按会议安排，大通银行（Chase Bank）的行长、洛克菲勒的女婿温特若波·奥德里奇将作主要发言。在这个场合，洛克菲勒先生也参加了会议，我发现自己就坐在他旁边。当讨论就业法案的决议时，主席唤了我的名字，我是唯一的一名希望就这份报告发言的人。带着可以理解的紧张心情，我用3分钟时间作了措词严厉的发言，并以一个很不恰当的劝告结束。我劝告我的同事不要使自己“像波旁家族一样听不进，改不了”。全体与会者鸦雀无声地听我讲话，连洛克菲勒先生也静静地在听，当我返回座位时，与他擦身而过。投票开始后，支持委员会谴责报告的“赞同”声占绝对优势，我只听到旁边有个人跟在我后面说“不同意”。
我与洛克菲勒家族的另一次交锋不是代理权的较量，而是与全国运输公司（National Transit pany）有关的法律上的较量。全国运输公司是标准输油管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在经营输油管的同时还经营它自己的一个生产抽水泵的子公司。公司管理层向州权威机构申请采取被我们代表股东利益而拒绝的行动。他们想把我们大量现金资产的大部分投放于毫无吸引力的用途上。不管怎样，他们撤回了申请，后来——很可能是在洛氏基金会的推动下——把大量的现金分给了股东。我们那时已成为它的最大股东之一。
我提及全国运输公司一事有两个原因。许多年以后，我们与沃特海姆公司（Wertheim ＆ pany），一家重要的纽约证券交易公司——合伙取得了对这家相当重要的企业的控制。这笔交易中一些有趣的细节我将留待以后叙述。另一个原因与我早期一系列的投资成功有关，还涉及到传奇般的名字：巴鲁克。随着业务的扩展，我们放弃了在NH＆L公司的小办公室，在比佛大街60号棉花交易大楼设立了总部。H·亨茨公司（H．Hentz ＆ Co．）的纽约证券交易事务所的旧总部曾设在这儿。该事务所的两个合伙人是杰罗姆·卢因和赫尔曼·巴鲁克博士。我逐渐与这两位搞得很熟。还有一个年轻合伙人是阿瑟·纽马克，他的家庭和我们早期在英国时是朋友。（当我经济十分拮据时，为阿瑟辅导过几何学，数年后我帮助他闯进华尔街，在《华尔街杂志》研究部工作，此后他跳槽到亨茨公司当统计员，由于开拓业务有方，又升为合伙人。）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想拓宽介入与我们套利保值经营相关的股票的方式——我们发现除了设在NH＆L的帐户以外，再开立两个经纪帐户是可取的。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