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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中南海依然是政治权力中心，不过，它已更换了主人。居住在那里的已不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太上皇，而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与陈毅等一批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中南海已成为全国人民敬仰并寄托希望的神圣地方。待至我进中南海工作的时候，每年“三八”妇女节后，湖面开始化冻，湖水碧波荡漾，湖边垂柳轻拂；院内林木苍翠、绿荫如盖、芳草成茵，已是一个庄严幽静的园林。
“文革”初期，中南海也着实热闹过一阵子。那场动乱一开始，只见“红卫兵”与造反派冲击学校、文化机关，特别是冲击文艺团体、军事院校、党政机关。后来，形势不断地恶化，“红卫兵”、造反派劲头足胃口大，动乱的势头逐渐扩展到工厂，影响工厂妨碍生产；冲击到机关，则使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为了稳住中南海内部不致被波及，使党中央领导机关有一个稍为安静的工作环境，故中央三令五申：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不许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但是，中南海里的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再说，“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之一戚本禹，就是党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其时名声显赫，气焰十分嚣张。外部社会的各种思潮冲击着中南海，里边有一小部分人抵挡不住这种冲击力。同时，他们也出于种种原因，最起码是不愿当“臭老保”（保守派）。他们也要起来“革命”，一腔“革命”的热血沸腾起来了。
因为“文革”动乱一开始时的口号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些人开始写大字报。自然，他们最保险的做法是，把矛头首先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与邓小平。这是“革命斗争大方向”，谁也无法反对或提出任何异议。你若贴出这一类大字报之后，没有人来责难你，上头亦没有人出来干预。这便可证明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因而是正确的，合法的。然后，再将斗争矛头指向其他人。于是乎，不几天就贴出了朱德是“黑司令”、“火烧××”等一批大字报。
后来，这些人的头脑开始膨胀起来、不顾上面“三令五申”不许在中南海里面成立“战斗队”等造反组织的禁令。他们照样成立战斗小组、战斗队等“革命造反组织”，并采取一系列“旗帜鲜明的革命行动”。他们本是中南海里的人，熟悉“海里”的情况。他们组织批斗“最大的走资派”和夫人们，可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方便条件。但他们错了。他们违反了禁令，竟敢在禁区里鼓噪，闹腾。周恩来闻讯，怕事态扩大不好收拾。他只得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很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并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采取了一定的组织措施，方在较短的时间里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他下令解散那些“非法组织”，中南海内的这股力量被迅速地扼制住，没有发展起来，最后便渐渐销声匿迹了。
内部的造反派被遏制住了，而外面的“红卫兵”运动发展势头正方兴未艾，一浪高过一浪，高潮迭起。
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于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他老人家明确地表示支持“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行动。
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大中城市学校的“红卫兵”自然兴奋若狂，真像开了锅一样。因为上面规定学生们串联时的吃、住、行一切免费；学校宣布停课闹革命，学生们不仅没有了考试之“忧”，而且可到全国各地参观游览，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离北京近且交通方便的那些城市率先带队如潮水般涌入首都，每天多至几万人，高峰时，每天进出北京的“红卫兵”数量达到150万至170万人之多！
那时我正在周总理处工作，全国铁路交通运输情况十分紧张，简直是“乱”了套，各地铁路交通部门不断向总理值班室告急。“红卫兵”大串联使北京各大中小学的教室、礼堂、饭厅，甚至车站、码头及广场等地都挤满了学生。是年秋末冬初，南方来京串联的青年学生，身上衣着单薄，不适应北方的季节气候，加之旅途劳顿，饮食不周等因素，引起呼吸道与肠胃道传染病流行；北京各医院凡是能呆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满了病人。
这年冬天，铁道部长吕正操“失踪”了好几天他被造反派揪走后藏了起来。周恩来一时弄不清是哪一派揪走了吕部长？究竟被扣押在何处？是否安全周恩来既着急又担心。过了两天，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深夜里，吕正操终于来到了西花厅。记得1965年冬，吕部长作为三线建设副总指挥随邓小平一起，由北京出发前往云、贵、川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当时，他看上去还算是个中年，身体健壮，精力充沛。仅仅时隔一年不见，他可瘦多了。此时我看到的是，他长长的胡子茬，一副疲惫不堪，似有好几天没有睡觉的样子，大概是造反派把他折磨得够呛。
吕正操到总理这儿倒是蛮随便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来的时候正好是总理家的水果青黄不接之时。并非我们随员小气不肯拿水果招待他，以茶水和水果待客是周恩来家服务人员起码要做的事情。那天夜里，我们给总理留下一个仅有的大橘子，洗净后搁在一个碟子里放进玻璃橱，准备在后半夜给总理吃。
吕正操来到我们工作人员值班室，进门后靠放电话机的二展柜旁坐了下来，他一眼便看见了玻璃橱内那个大橘子。
他倒好，毫不客气他说：“我也造总理一个反！”他说着话，站起身来自己拉开橱门拿着橘子剥皮就吃。
哎，我心想，真有你的，吕部长，你一点也不客气！真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啊。他刚好吃完橘子，总理就把他叫进办公室去谈铁路交通中断等事儿去了。毛泽东请来了那么一大批客人，北京市前后接待了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这个庞大的数字造成铁路、交通、车站、码头拥挤堵塞，不堪重负。铁道部与交通运输部门叫苦不迭，即使放下所有其他的运输任务，亦难完成这个巨大的超负荷运输任务。于是，各地方交通运输部门与铁道部纷纷向国务院告急，情况汇总到西花厅，把难题交给周恩来处理，而周总理又怎么办呢
“一月风暴”后的夏季开始，北京成立了所谓的“揪刘火线”——中南海四周插满了标志各造反派组织的红旗，数十万人在这里安营扎寨，把党中央办公重地围个水泄不通；口号声、呼喊声、歌声与锣鼓声日夜喧嚣闹腾。
西花厅的位置紧挨着中南海西北角围墙内，周恩来一天劳碌了十多个小时，眼看天亮前正要进卧室去休息，也该是造反派们掀起白天上午的第一个高潮，就是叫你周恩来没法睡觉；或许这也是“中央文革”整周公的一种手段吧？
第四节
随第一位保健对象董必武视察湖北，
轮船航行在长江三峡，半夜三更董老
关心世界乒乓球比赛；陪同胡志明上
黄山，发现山脚下躺着一只豹
我进中南海服务的第一个保健对象是共产党的元老董必武。实在是太幸运了，尽管在董老身边的时间不长，但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至今仍十分清晰。
这位老人家才高八斗，是属于学者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品德高尚，性情温和，脾气极好。而且他的夫人及子女等亲属都能平等待人，使我在他家愉快和顺利地工作了一年，让我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老革命家。
解放前，他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和南京等地同周恩来长期合作共事。
1949年，他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工作，后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俩有着极其深厚的革命情谊。董老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董老家的一年，对我后来在保健工作岗位上没有出什么大错，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这几十年，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
董必武居住在怀仁堂东侧的一所四合院里。怀仁堂西侧庆云堂胡同自南往北一顺儿共有四个建筑格局相仿的院子。一号院住的是李富春与蔡畅家，二号院为谭震林家；三号院是邓小平家；陈毅一家居住在最后的四号院。周恩来与邓颖超居住在那长夜灯火不灭的西花厅，因而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地方。
随董必武视察湖北，使我第一次开了眼界。看到中央领导人是如何接触群众、观察事物、分析问题、作出结论，以及如何指导当地干部解决问题的方法。
同时，使自己养成长期随首长出差在外地生活，既做好本职工作，又要抓紧点滴时间学习。以至到了80年代末，我仍是一年之中有半年以上随首长生活在外地，直到离休为止。
1965年三月下旬的一个深夜里。
“咚、咚、咚！”忽然，有人急促地敲我家房门（当时住东交民巷北京医院宿舍）。
“张大夫在家吗？快起床，到办公室去，叫你出差去。”来人低声说道。
“知道了，你先走，我马上就去。”我听到是医院总值班室一个护士的声音，我答道。
我急忙穿衣起床，洗漱后赶到了总值班室。
“你赶快准备一下衣服和生活用品，带上出诊包，去南方出一趟差，中南海警卫局的老滕会与你联系，他与你一起走。”值班同事这样说。大概出于保密原因，传达任务的人只是说“去南方”，没有讲具体到什么地方。我不便多问，立刻回家准备东西。我刚走到宿舍门口，走廊里的公用电话铃声响了。
“你是张佐良大夫吗？”我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