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的前沿领域来对待。中国当前的医疗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焦点，特别是农村的医疗问题似乎已成痼疾，让人无可奈何，它在何种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它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它对社会文明的潜在作用都难以预料。正因为医学在人类生活中的这种重要地位，所以疾病、连同医学从古到今文学艺术创作与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几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话语传统。
范：你的总结和提升让我觉得你差不多具备了卫生部长和国务院分管副总理的水平，你说出了一些我写作时没有想透的问题的关键，我现在正在修改这部小说，我希望自己能够把你的提升融会贯通。
汪：我们当然不会在医学层面上讨论这部作品，但我对小说这方面的知性因素非常有兴趣，虽然这些内容都是以文学化的方式来呈现的。
范：这也是我写这部小说时的一个难题，知性的内容要融化在生活或者故事中，不能让人觉得一个作家在写医学知识的书，那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汪：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蛮重要的。我是非常看重长篇小说的知性的，所谓知性就是小说的认识性的方面，它是作品中比较显在的，具有客观的、历史的、物质的与知识的品质。长篇不同于中短篇，特别不同于短篇。短篇可以只是一些细节、意念、情绪、意象或氛围，但长篇不行，它必须有硬度，必须结实，必须再现我们的生活，必须有知识。黑格尔对长篇小说就有这些要求，这些要求很具体，概括地说，某一个时代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我们要能在长篇小说中知道。我们现在对这一点特别地不以为然，于是，知识可以放弃，生活经验可以漠视，人生阅历也不再重要，长篇小说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虚，越来越幻，实实在在的东西越来越少。
范：字数越来越少，过去说一个中篇能拉出一个长篇来，现在大概一个短篇也能拉出一个长篇来。书倒没有越来越薄，因为纸张越来越好，书就越来越厚还越来越轻，十万字的长篇，拿在手里也蛮好看，送人也送得出手了。有时候跟出版社联系出书，人家第一句话就问，多少字，他不是希望你字数多，而是怕你字数多。我曾经在笔记本上记下对自己这部小说的要求：要有许多干货，要有好玩的生活细节，要挤掉水分。当然，这只是自我的要求，有没有做到要听专家和读者说。
汪：为什么现在长篇写作看上去那么容易？为什么长篇写作的年龄越来越小？与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或误区的存在都有很大的关系，不需要学习，也不需要积累，天马行空，拿起来就写。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靠不住的。不扯远了，回到你的作品上去。《赤脚医生万泉和》的知性就镶嵌在人物和故事的叙述中。比如稍稍做一些剥离与连缀，一条脉络是很清晰的。在没有赤脚医生之前，农民有病找谁？找乡村医生，在作品中就是万人寿，这种医生并不存在于现代医学与医疗体系当中，他们通过家学传承或师徒授受的方式一代代延续下来。他们以本土哲学为基础，依赖本土出产的自然资源为药源进行诊疗。这一传统以前少有人质疑，但自从西医进来以后就不同了，双方的矛盾自两者相遇后就没有断过，去年学术界还就中医的存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近著名的学术打假人方舟子又对张仲景的医学理论提出了质疑。这种不同文化与科学间的较量在作品中有很形象的体现，那就是万人寿与涂医生，涂医生是现代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型医生，学的是西医，擅长伤科。他最看不起以祖传中医起家的乡间中医，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那是伪科学。
范：涂医生和万人寿都是好医生，他们都在最基层为农民排忧解难，过着和农民差不多的艰苦的日子，心里甚至比农民要苦得多。但是他们又互相瞧不上，正如你所说，这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这是历史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
汪：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乡村医疗就是靠这些乡村医生或者说是郎中来维系的，当然不可能有很高的医疗质量。
范：那是另一部好看的小说，可惜我写不出来。
汪：我想到了医学下乡，与文化下乡、科学下乡等一样，是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的医疗也是当政者感到头疼的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开始于什么时候？赤脚医生最早在什么时候，是哪里的经验推广的？这一制度曾经受到怀疑，但问题恐怕还得历史地看，对于一个文明程度不高，物质生活水平很低，生命与健康期望同样不高的时代来说，这不失为一种补偿性的制度，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农民的小毛小病到合作医疗站，毛病大了就往公社或县城跑，虽然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不管那个人做大队或村子的领导，有无赤脚医生却相当重要。
范：在社会各个阶层里，农民对自己的身体是最不重视的，这里有一个文明程度问题，更有经济基础的问题，还有农村生活习惯原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在我少年到青年的那个时期，我亲历过许多农民对自己身体的忽视的事件，小说中有好几件事，都是从真实事件改造而来的。包括我自己也像农民一样，忽视过自己的身体。有一次我扭了腰，很严重，还冒雨继续开沟，结果病情加重。为什么呢，如果是一个农民，毫无疑问，他是为了挣工分，作为一个知青，我也要挣工分，还有一层要想表现好的意思，傻不傻，表现给队长看，有什么用，队长又不能让我上调。那时候青壮年在田里劳动，老人将饭煮好了端到田头，碗就搁在田埂上，有虫子爬过也不要紧，虫子也不脏。渴了就喝沟渠里的水，那时候少有农药，现在是不行了，泥鳅都毒死了。农民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确实无法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有了病急急忙忙往赤脚医生那里跑一趟，开几颗五香豆（药）吃一下，奢侈一点的挂一瓶盐水，就是最大的负责了，还得赶回队里劳动，要不然年底的工分就比别人少。如果连这一点条件都给剥夺了，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汪：医学下乡不容易，涂医生的下放可以说是医学下乡的一种，是强制性的，我记得当时还有所谓医疗队，是按照毛泽东的“6·26”指示来实行的，这对农村医疗是有很大作用的，后来也不了了之。涂医生不愿意呆在乡下，不仅仅是个人生活与家庭的原因，也有条件、文化与价值观上有原因。马莉与涂医生不同，她是自愿的，而且有从小在乡村生活的背景与万泉和的感情基础，但是她后来也败退了，可见原因很多。
范：马莉是注定要失败的。不是因为她的农村行医建立在一种朦胧无知的感情基础上，也不是因为她发现了万泉和其实不是个好医生，而是因为她承担不了农村医疗这付天大的重担。或者反过来说，农村医疗这个天大的重担，不应该由马莉、由任何个人来承担。马莉已经极尽全力了，但她的“全力”太微不足道了。
汪：是啊。医学与其他科学的普及与推广不一样，文化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说不清，道不明。社会学有所谓“路径依赖原则”，它解释的是制度推广中的成本计算问题，如果某一种制度看上去很好，但是如果不与当时当地的文化传统相融合，那就很难实施，或者实施的成本很高，《赤脚医生万泉和》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没有一味地向科学与向善的愿望出发，将问题简单化，所以，后窑大队的医疗是个凭借，你在拿它说文化上的事，说中国这几十年乡村变迁的事，这才是小说的真正目的所在。
范：对的。其实写的是几十年农村变迁，说的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你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文化无法用什么样的概念或词汇去解释。文化更多的只能让人去感受，去领悟，而不是作说明作解释。
汪：乡村的本土医疗不行，医学下乡就难以真正实现，那会出现什么情景？特别是二十多年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解体，赤脚医生消失之后，中国的乡村医疗往何处去？国家医疗力量后撤，医疗资源急剧向城市堆积之后，乡村的真空又由谁来填补？
范：现在就已经出现城市大医院各方面资源过剩，而农村医疗仍然落后的情况。政府向农村倾斜的力度应该加大。现在也有为数不少的私人医生在农村开诊所，但是举步维艰，苟延残喘，他的对象都是掏不出几个钱、也舍不得掏出多少钱来看病的农民。连他自己的生活和未来都得不到保障，他怎么去保障农民？
汪：马莉的私人诊所曾经尝试过，但失败了，这时出现了白善花的假药与巫婆胡师娘。在现代文明的眼里，这两种力量都是反科学的、野蛮的，但是从乡土中国来说，并不是如此简单，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情形在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相同文明发展期也是大量存在的。在医学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他们曾经是人们身体管理学的主角。在中国，巫术一直被认为是可以治病的，它有着广泛的传统文化与原始宗教的深厚基础。至于说它是否真的能治病，这并不重要，因为中医的功能也是有限的，而且，从现代科学哲学来说，它们都是不可证伪的。况且，疾病与死亡都是必然的，在这个前提下，康复与长寿只是一种理想，因此，治疗本质上不是对确切的愈后的追求，而是寻找一种慰籍，是医学关怀与医学心理学的问题。
范：其实农民的顺应自然的思想要比城里人强得多，或者说，他们更能够正确地面对死亡。比如同样得了一个病，城里人会急得团转转，似乎哗啦啦天塌下来了，农民呢，也不是不着急，也会到处求医，但他们骨子里有一种与身俱来的听天由命的思想，能看则看，不能看，没钱看，或者找不到好医生，也可以找巫婆。其实他们心里也不相信巫婆，至少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