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神是不是贼兮兮的？”后来，在我和小红烧肉在一起的唯一的两个星期里，我仰望着由于粉尘污染而呈现暗猪血色的北京夜空，问怀里的她。
“不是。很黑，很灵活，毫无顾忌，四处犯坏的样子。隔着眼镜，光还是冒出来。”小红烧肉香在我怀里，闭着眼睛说，猪血色的天空下，她是粉红色的。她的头发蹭着我的右下颌骨和喉结，我闻见她的头发香、奶香和肉香。我痒痒，但是两只手都被用来抱着她，我忍住不挠。
“你喜欢我什么啊？”我问小红烧肉。王大师兄说过，这种事逼问题，只有理科生才问。他也问过成为了他老婆的他们班的班花，班花骂他，没情调，没品味，没文化。可是我想知道，一个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姑娘，如何从几百个同样穿绿军装剃小平头配一条阴茎两个睾丸三千根腿毛的男生中间，一眼挑出那个将来要她伤心泪流日夜惦记的混蛋。没有没有原因的爱，没有没有原因的恨，学理的需要知道论证的基础，没有基础，心里不踏实。
“眼神坏坏的，说话很重的北京腔，人又黑又瘦。当时的你，比现在可爱，现在比将来可爱。听说过吗，好好学习，天天向下？说得就是你的一生。当时那个样子，才能让人从心底里喜欢，我现在是拿现在的你充数，试图追忆起对当时那个北京黑瘦坏孩子的感觉，知道不？所以，你是条烂黄花鱼。”小红继续香在我怀里，闭着眼睛说。天更红了，人仿佛是在火星。
“那叫滥竽充数，不是烂黄花鱼。”
“我从小不读书，我眼睛不好，我妈不让我读书，说有些知识就好了，千万不要有文化。有知识，就有饭吃，有了文化，就有了烦恼。烂黄花鱼比滥竽好玩。”
“从心底里喜欢是种怎么样的喜欢啊？”我问。
“就是有事儿没事儿就想看见你，听见你的声音，握着你的手。就是你做什么都好，怎么做都是好。就是想起别人正看着你，听你聊天，握着你的手，就心里难受，就想一刀剁了那个人，一刀剁了你。就是这种感觉，听明白了吧？好好抱着我，哪儿来那么多问题？你这么问，就说明你没有过这种感觉，至少是对我没有过这种感觉。”
“我有。我只是想印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感觉像不像。”我说。
我刚考上大学，去信阳军训的那年，一米八一，一百零六斤。夏天在院子里，知了扯着嗓子拉长声叫唤，我光了上身冲凉，顺便在自己的肋骨上搓洗换下来的袜子和裤头，顺便晾在枣树树枝儿上。当时ELLE杂志上说，有个从非洲逃出来的世界级名模，也是一米八一，一百零六斤。杂志上没提，那个姑娘胸有多大，我无从比较。我想，一米八一，一百零六斤，胸能有多大？我一口气能做三十个双杠挺身，胸肌发达，要是名模的乳房不比我胸肌大许多，我也可以号称名模身材了。
因为仁和医学院的预科要和B大生物系的一起上，所以，我们要和B大一起军训。我问我老妈。“为什么B大和复旦要去军训啊？”
“因为去年夏天那场暴乱。”我老妈说。
“那跟我没关系啊，我当时才上高二。”
在这件事儿上，我当时简直是模范。八九年五月底的一个下午，全学校的狗屁孩子都被校门外的大学生队伍招呼到街上去了，男女杂处浩浩荡荡昂首挺胸急切地冲向天安门，仿佛在天黑前赶到就会被写入几百年后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我怕走长路，而且天也阴了，闷闷的，蝙蝠和燕子低飞，要下雨。要是去天安门，身上没带家伙，刘京伟怕被白虎庄中学的仇家围起来打，张国栋下了学要去找他女朋友看一个叫霹雳舞的电影（除了张国栋自己，没人认为那个女孩儿是他女朋友，包括女孩儿自己），我说，傻屄呀，马上要下雨了，桑保疆说，那好，咱们打牌吧，三扣一，不赌脱衣服了，刘京伟，你长得跟牲口似的，看了会做噩梦的，看了你的玩意儿我都不好意思拿出自己的玩意儿撒尿哦。秋水，你长得跟手风琴似的，没什么可看的。咱们赌真钱，人民币，但是衣服可以换成钱，不论大小，一件当五毛。生物课老师夹着讲义来上课，教室里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围坐两张课桌对拼成的牌桌，我和刘京伟平平，张国栋输了，桑保疆赢大了，桑保疆正吵吵，再赢下去，张国栋就有借口当掉裤头，光着屁股见他的姑娘了。生物课老师说，你们为什么打牌啊？我说，其他人都去游行了。生物课老师说，别人游行，你们也不要打牌啊？我说，那，我们也游行去？桑保疆说，那，我们不打牌了，我们打麻将吧。张国栋说，那，老师您上课吧。刘京伟说，你愣着干什么，快讲课啊，课本翻到多少页啊，女的和桑保疆到底有什么不同啊。生物课老师没说话，放下生物进化时间表的教学挂图，凑过来看我们打牌。窗外，黑云就挂在杨树梢儿上，街上乱糟糟的人群以更快的速度向天安门广场移动，仿佛天安门广场有避雨的地方。我瞄了一眼，那张生物进化时间表上是这样描述的：“四十五亿年前，地球形成。十五亿年前，出现最古老的真核细胞生物。一百万年前，新生代，人类繁盛。”街上忽然一阵风，雨点忽然砸下来，溅起地上的尘土。
“没关系也是有关系。知道不，人民的政权，就是有权对人民做一切事情，人民就是自己人，自己人必须听安排，自己人怎么都好安排。”我老妈说。
“哦。但是为什么只选我们和复旦两所学校啊？不公平。”我的理科生天性改不了。
“人民的政权讲究组织决定，强制执行，公平不公平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只有你们这两所大学享受这么好的教学设施，国家财政拨款和国家给的名气，公平吗？我没遇见你爸的时候比你现在聪明多了，但是旧社会没有给我上学的权利，公平吗？要是我上了大学，我能当部长，比你还牛屄。”我老妈被我长期的提问训练出来了，基本能应付自如。
“那，一年军训有用吗？一年之后，脑子就明白了，不上街了？如果这是标准，我现在就不上街了。”
“再给你讲一条，最后一条，人民的政权讲究先做再看效果，效果不好，不是组织的决定做错了，是没有做好。组织决定要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即使有失误，也是正确的，也是前进中的问题，以后调整一下就好了。”
“你为什么让我学医啊？”
“养儿防老。我本来想生四个孩子，一个当售货员，一个当司机，一个当医生，一个当厂长。这样，生活不愁。你姐姐当售货员，不用油票和粮票，不用排队，也能买到花生油和粮食。你哥当司机，你当大夫，我和你爸有了病，你哥就开车接了我们，到你的医院去看病，不用挤，不用挂号，不用花钱。你的弟弟当厂长，厂长有权分房子。结果只生了你们三个，而且你哥和你姐都没有出息，不上进，不听组织决定，不按照我给他们设计的轨迹成长。就剩你了，你当然要当医生。”
“生四个最好了，可以不拉别人家的小孩儿也能凑够一桌打牌了。我哥不当司机，你也有车坐啊，他买了一个车。我不当医生，我将来开个医院给你住，给我爸住，进什么科，你们随便挑。”
“小王八羔子，你咒我们得病啊，没良心的东西。你不当医生，你干什么去啊？”
“哦。”这个问题问住了我。我从来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我，刘京伟，张国栋，桑保疆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刘京伟喜欢牛屄和打架，张国栋热爱妇女。我知道我一定不能学的专业，比如中文，那还用学啊，不就是把中国字从左边码到右边，切吧切吧，搓搓，长短不一，跟你老妈唱唱反调，跟你单位领导唱唱反调，跟街上卖的报纸杂志唱唱反调，就是小说。我还知道我学不会的，比如数学，我真不会啊。我吃了一根冰棍，我又吃了一根冰棍，我一共吃了两根冰棍，这种逻辑我懂。但是1＋1=2，我就不能从心底认同。桑保疆更惨，他的逻辑是，我吃了一根冰棍，我又吃了一根冰棍，我吃了一顿冰棍，爽啊。高考过后，桑保疆苦着脸找到我说，他蒙对了好几道大题，考过了重点线。我说，好啊，恭喜啊。桑保疆说，好你妈，分数太低，报的重点学校都没考上，被分配到了南开大学数学系，陈省身是名誉主任，系里的介绍材料说，这个系是培养数学大师的。我从来没有乐得那么开心过，恶有恶报，天理昭昭。
“当医生好，没谁的饭吃，只要还有人，就有医生这个职业，就有医生的饭吃。”我老妈接着说。后来，我发现，我老妈把她遇事探最底线的毛病一点不剩都传给了我。我坐到麻将桌上，就做好准备，把兜里的钱都输光。我在东单大街上看见从垃圾筒里掏出半张烙饼就往牙里塞掏出半罐可乐就往嘴里灌的大爷，就琢磨，我会不会有一天也沦落到这个地步，然后想，果真如此，我要用什么步骤重出江湖？
“那干吗要上仁和医大啊？还有那么多其他医学院呢？”我问。
“废话，哪儿那么多废话。这还用说吗，你上学，国家出钱，仁和八年一贯制，你读得越多，赚的越多，出来给博士。而且，学得越长，说明本事越大，就像价钱越贵，东西越好一样。傻啊，儿子。”
总之，我上了仁和，跟着B大理科生在信阳陆军学院军训一年，这一年军训救了我，我从一百零六斤吃到一百四十斤，从一个三年不窥园的董仲舒，锻炼成为一个会打三种枪，会利用墙角和窗户射击，会指挥巷战，服从命令爱护兄弟的预备役军官。
在信阳陆军学院，我第一眼看到小红的时候，她和其他所有女生一样，早饭吃两个大馒头，穿镀金塑料扣子的绿军装，遮住全部身材，剪刘胡兰一样的齐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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