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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中途去上了厕所，回来的时候不停揪住身边的朋友问：怎么样怎么样？刚才演到哪里了？女主角怎么又回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如果电影拍得过于晦涩，播放电影的整个过程中，都会不停有人小声地问：怎么会这样？他为什么自杀？他刚才不是还很高兴么？他死了没有？为什么最后他又出现了？他为什么要一枪打中自己的脚？他和那个女人，到底什么关系嘛！那个小孩，到底是谁的嘛！那女人最后到底跟谁结婚了嘛！
真俗气啊！！
三十六变与七十二变
小时候看《西游记》，一开始看到孙悟空会七十二变，觉得很厉害，慢慢看下去，发现孙悟空完全不珍惜他的七十二变，经常随随便便地变来变去，心里很担心他把七十二变用光，导致最后变无可变。我还试图数他变的东西，看看有没有到七十二个，我是多么焦虑的小孩牙！如果那时还没有学到两位数以上的算术，我将不得不在我的手指头和脚趾头都密密麻麻地写上：树木、苍蝇、老头、小女孩、山庙才数得过来牙！
后来知道七十二变并不是确指，我又有了新的难题：既然都不是确指，那猪八戒的三十六变和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有什么区别呢？
那天我在北京冬日正午的阳光中忽然想起这个难题，就近询问了IT界腻史最腻害的琴僧，他想了一下，说道：三十六变和七十二变之间的差别，我猜想，大概就跟低像素图片和高像素图片之间的差别差不多，三十六变像素比较低，所以猪八戒变的各种东西都不太像，而且他通常都只能变成和他形体差不多的东西，不能像孙悟空那样变成极端的小飞虫，而且猪八戒失真也比较厉害，很容易被拆穿。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困扰我多年的少女时代十大不解之谜之一，就此获得了完美的解答。
坐公车记
每周二和周四，我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车去上班。去的时候通常是上午九点半到十点之间，下午要赶在四点半以前坐上回来的公车，要不然就只能在城里找个朋友一起吃饭，等到七点之后再坐车回家。
每周二和周四，我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坐的从来不是同一路公车。想起来很奇怪呢！因为我去的时候，在小区门口坐上车，到了那里还要下来走一站地，回来的时候，在单位门口坐上车，到了这里还要下来走一站地。在两头，都没有直达的车。
也因此，我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走的路线都不一样。有些地方我上班的时候要经过，下班的时候，我却经过另外一些地方。
因为我要坐这么长时间的车，所以我总是有位子的。我习惯了公车有座位。从前住的地方，也是一样，有好几路公车的始发站在小区门口，我是“坐公车始终有座妹”。
因为坐的路途远，时间又长，在公车上我心安理得地不让座位，要知道，往往都是这样，等到那些老人、小孩、抱小孩的人一批批地都下车之后，我却还在车上呀！
上班的时候，我经常在公车上打瞌睡，当我睡到有点不耐烦，想起来要看一下车站牌的时候，每次都在相同的那一站。回家的时候，我则很期待前方的一个大立交桥，每次公车到了那里都突然加速，飞快地转个弯，换到另外一个方向的路上，我总是暗中以为公车以后就一直都这么快，产生快要到家的错觉，心里很欣慰。
被掩饰的焦虑：论近古中国个人居所中的大型客厅
在近古中国，有一段时期，人们开始喜欢自己的住所有一个庞大的客厅，在这个庞大的客厅里，人们放置了沙发（足够供十个人同时端坐其上，夜间还可放上被褥，睡下两个成年人）；尺寸和客厅大小呈正比不断递增的娱乐产品电视机（号称有数十频道却每每同时播出同一个剧目，请参考我的另一篇论文《貌似丰富的娱乐——近古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方式研究》）；与沙发电视配搭，必不可少的大型茶几（有时也被称为咖啡桌，请参考我的另一篇论文《虚幻的满足与反叛：近古中国新阶层的兴起》）；还有大型柜子，这些柜子也许被放满了图书，也许放上主人去各地游玩时购买的纪念品或从童年时期开始收到的礼物（它们风格不统一，质地各异，展示起来颇费脑筋，往往还要占去大量空间，有些客厅甚至挂有中国结、灯笼，墙上却张贴“蒙娜丽沙”和“星月夜”的复制品。参考论文同上）。为了照亮这庞大的客厅，需要巨大的窗户增加采光，夜晚自然也需要巨大的顶灯，但过大的窗户却使得人们在客厅中的一切活动都可能被附近的陌生人看得一清二楚，于是人们在窗边悬挂巨大的布，有时这布甚至分为两层，一层呈薄纱状，用于白天，既不妨碍采光，又能遮挡窥探者的视线，另外一层则使用纺织得很密的厚重的布，用于夜晚（请参考我的毕业论文《窗帘的背后是什么：近古中国市民阶层居住密度不断降低的二十年思想文化变迁史》，该论文讲述了首都北京一位普通市民张某二十年来居所变迁的过程，对历次居所内部格局、周边环境、邻居文化程度、张某与邻居关系的变化都做了详尽的分析和探讨，其中一章从张某窗帘开销的增长入手，论证了近古中国经济发展是如何使得“隐私”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同时也造成了人们生活模式的变化、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和隔膜等）。
人类那深藏在内心——从远古到现代，从童稚到成年——从未减轻过的对黑暗的恐惧、对光明的渴求，是大型客厅大大促进当时电力照明业发展的原始动力。人们在客厅天花板的正中安置花样繁多的顶灯（它们无一例外需要五个以上的灯泡，同时又令人费解地要在周边加上各种材质的繁复的修饰物来减弱光线），在天花板周边再安上一圈小顶灯，在墙壁四周又加上壁灯，为了控制这些灯，又加上数个开关（这些开关彼此难以分辨，经常被误按，无形之中对其使用寿命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在客厅有可能同时使用这么多的灯，所以人们需要更为节约能源（参考当时十年间的报纸报道，有充分理由相信，大型客厅开始普及之时，能源开始呈现短缺趋势），散热性能更好（旧式灯泡在开启几分钟内就会变得很烫，大量旧式灯泡集中照明，无疑会使客厅温度升高，甚至烤焦天花板，烧坏木质、纸质和布质灯具，引发火灾），寿命更长成本更低（有这么多的灯泡需要更换，是一件麻烦的事，同时也将导致一笔不小的开支），无论从技术和生产上看，都易于普及的灯泡（具备这点优势的灯泡，才会有厂家乐于生产推广，人们在社区便利店才能方便地购买到替换灯泡，而不必为了寻找特殊灯泡跑遍全城。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考我的另一篇论文《近古中国节能灯推广史》）。
也许有些人会以为，大型客厅必然伴随着与之相应的其他大型空间，比如大型卧室，不，恰恰相反，近期考古发掘出的平山文化遗址中，有大量在塑料口袋内保存完好的近古中国户型图（这十年来发掘的文化遗址通常都伴随大量塑料口袋，我已在前不久的论文《过度发展的现代化：近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中指出，这些文化遗址应该是近古中国的垃圾填埋场，虽然目前针对这一论点还有很多争议，但我在此重申我的观点），这些户型图显示出大型客厅总是配置了小型的房间。卧室里除了放下一张大床、一组衣柜之外，很难再放下其他的东西，于是卧室家具的储物功能被家具商们强调出来：床下可能隐藏着一个大抽屉；衣柜越做越高，恨不能顶到天花板；墙的拐角处放了一个量身打造的三角形电视柜；儿童房中则放了一个双层的床，还有一个尽可能小的书桌，给儿童写作业和画画。书房则往往兼作客房，除了照例要放置一个带抽屉的床和一个高衣柜供留宿的客人使用之外，还要放下书架、书桌和电脑桌，房间如此狭小，又如此凌乱，又放了在当时大有取代电视成为人们第一娱乐工具之势的电脑，人们在所谓的“书房”内其实很少读书，相关活动就此转移到了饭厅（有桌子）或者客厅（有明亮的灯光），就这样，“书房”这一概念慢慢在普通市民阶层消亡，只在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那里存在着，但就在这些人那里，“书房”也是尴尬的、梦想般难以企及的处所，书籍笨重的形式要求更多的地方来放置它们，他们只好把书籍都放在客厅里，“书房”只有少量书，因此，我们可以从当时人们放置书柜的地方，来大致判断出他们的社会阶层和文化修养。
大型客厅因为在个人居所中占据了最显赫的地位，所以不知不觉中承担起许多职责，而其他的房间反而缩小成只具备最基本功能的空间：卧室只是卧室，盥洗室只是盥洗室（虽然可能有两个），厨房只是厨房，书房甚至比书房还少人们的健身器只能放在客厅里，与大电视配套的家庭影院系统也在客厅（人们就此丧失了在卧室躺在床上看电视的娱乐，或者仍然拥有这种娱乐，却只能看小电视，从而丧失了在客厅看清晰画面、听震撼音效的享受，仍可参考《貌似丰富的娱乐——近古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方式研究》一文），钢琴也放在客厅各种新购置的庞然大物都不得不放在客厅，同时还在客厅进行着本该由其他空间分担的活动（比如在客厅沙发上坐着吃饭，由于茶几的高度偏低，人们进食时的舒适感大打折扣，但在饭厅吃饭时，人们通常又无法观看电视），可以想见，这一点也导致人们在家中的运动量增加：比如在吃饭的时候，为了添一碗饭，人们起身，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