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 第13部分

　　　　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留给中国人的可以说只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继续当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附属国（如果共产党不能领导人民进行坚决的斗争，或者斗争方法一贯错误，因而失败，那就会是这样）

　　　　；另一条道路就是实际上我们所已经走过的，经过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道路呢？即使说，还有变成一个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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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那也决不会是变成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只能是从极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做起。且不论国际条件是否容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容许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不发达一步步走向发达；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在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底子上，蹒跚地走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那将发生多少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人民将为此付出多少痛苦和流血的代价，是可以想象出来的。在旧社会中成亿的人民流离失所，成百万的贫民在饥饿中死亡，成百万的妇女沦为娼妓，这些景象只会一一重演。

　　　　这样看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经过新民主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并不是走了一条“吃亏”的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倒是几倍、几十倍地艰难而曲折，并且是看不到前途的（或者是可以预计到有大规模流血斗争和革命的）漫长的道路。

　　　　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走了３０年，的确遇到了许多困难，发生了许多失误，但是现在中国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上已经达到的成就，决不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能够做到的。

　　　　人们在历史发展中是能够起主动作用的，但是并不能任意地选择前进的道路，而只能在历史所已经准备下的现实条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选择。中国人民所选择的道路，是在可能范围内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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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有一种说法：因为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中国应该放弃社会主义而重走资本主义道路，“补这一课”。

　　　　这种说法的谬误从以上所述可以概见。

　　　　但是，如果说，我们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补充学习许多别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学会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必要的东西，那是对的。

　　　　这里要简单地说一下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只有消灭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所有制，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上是对立的。但就另一方面看，最终消灭私有制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而社会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所准备下来的。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时候，要继承和利用社会化大生产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又有继承关系。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５１页）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列宁曾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准备了许多现成的东西。他说：“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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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

　　　　“我们可以把它（大银行——引者）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

　　　　（《列宁全集》第３２卷，３００页）

　　　　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把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社会化大生产，按照人民的利益而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所不能容许的更大程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根本所在。但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在不同的国家中需要经过不同的过程和不同的长时期才能真正做到。

　　　　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说来，从资本主义得到的“遗产”

　　　　越丰盛，当然越有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说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当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统治全世界的时代，资本主义的整个链条首先在哪一个环节上被突破，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在这里起作用的既有国际条件，又有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等等。事实上，从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以来，进入社会主义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

　　　　列宁指出，由于俄国原来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

　　　　，革命后遇到特殊的困难。

　　　　“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

　　　　（《列宁全集》第３６卷，２９３—２９４页）。对于中国，当然更可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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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曾经有过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

　　　　他们把凡是沾上资产阶级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都必须抛弃。针对这种幼稚的观点，列宁说：“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８９页）。他又说：“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

　　　　（《列宁全集》第３６卷，１２９页。引文中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是指广义的文化）。

　　　　所以列宁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完成以后，就必须提出“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

　　　　，向“有大生产的经验”

　　　　的“实业家和商人”学习的任务。他说：“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老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门课程我们还没有学过。所以我们说，哪怕他是一个大骗子，只要他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只要他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得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在它已经达到的阶段上停滞不前”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３８—２３９页）。

　　　　在中国革命胜利时，毛泽东也曾类似地提出这项任务。

　　　　他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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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接着他又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

　　　　（《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话毫无疑问是对的。

　　　　如前所述，中国的旧社会并不是一点没有留下资本主义的遗产，但的确是太少了。

　　　　在一个国家中，原有的经济基础虽然落后，但具体的历史条件使得无产阶级可以领导人民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它就不应该退缩不前，——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了。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在开始社会主义事业以后，就必须充分估计到缺乏足够的资本主义“遗产”而产生的困难，因此就要善于使用各种过渡的经济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十分重视学习资本主义生产的经验和知识，包括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等等。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间忽略了这样做的必要，甚至以为，如果这样做就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原则，那就完全错误了。

　　　　中国现在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实力已经比３０年前大大增强。

　　　　但是我们如实地承认，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在这以前一个时期中形成的对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观念，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搞活城乡经济的种种政策和措施。诸如在农村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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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求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个体经济和各种私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等等。从这些做法中固然可以看到我们并不拒绝吸取以往的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生活的经验。但是，这并不是什么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势而采取的社会主义的政策和措施。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外开放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又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对外开放之所以重要，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就因为我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