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俄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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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
（同上，６页）
列宁之所以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内容，当然是因为他已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任务的缘故，而这又是和俄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有关的。
人们通常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但脱离了具体历史条件一般地这样说，却未必正确。例如，如果是在西欧１７、１８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具有现实的优越性。
虽然那时，如前所述，已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代替封建制度的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
人们通常还说：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依靠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更高的文明。这样的说法，也需要补充。社会主义不是在一块“空地”上仅仅依靠这制度的优越性建立新的大厦，它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和方法，吸取资本主义的全部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文化（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人们能很好地进行这样的继承、利用和吸取）
，然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真正能发挥出来，才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的文明。
因为落后，更要学习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上的，那么逻辑的结论似乎应该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最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是这样来考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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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
但历史的发展比一般的预想要复杂得多。当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统治全世界的时候，资本主义的世界链条首先在哪一个环节上（在哪一个国家中）被突破，不是简单地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在这里起作用的既有国际条件，也有国内条件，包括阶级力量的对比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无产阶级政党的素质和领导能力，等等。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指出，由于俄国历来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度”
，革命后遇到特殊的困难。
１９１９年他说：“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同上，２９３、２９４页）。在本国没有比较丰富的资本主义“遗产”可以接受，这至少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因此，列宁特别强调向资产阶级学习的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几个月，列宁主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
在１９１８年４月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报告中，他尖锐地提出了向资产阶级学习的思想。他说，资产阶级已经推翻，“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
老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
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门课程我们还没有学过。所以我们说，哪怕他是一个大骗子，只要他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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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得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在它已经达到的阶段上停滞不前“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３８、２３９页）。
列宁的这段话使人想起在中国革命胜利时毛泽东说过的话。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
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１４８０—１４８１页）。
前面已经说过，俄国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嘲笑和反对列宁的这种说法。
在反驳这些“左派”
分子的空谈时，列宁说：“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接着他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为一个阶层或集团应该服从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年幼无知，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且有东西可学，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办理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方面没有独立工作的经验”
（《列宁全集》第３４卷，２９０页）。
在１９１８年列宁虽然已经考虑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达到社会主义，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一般地不同新政权合作，而持反对态度，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没有能实现。俄国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内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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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１９２０年苏俄曾立法实行对外国资本家的租让制。在讨论租让制的报告中，列宁说：“我们要挨着他们（指租让的企业——引者）
开办自己的企业，学习他们如何经营模范的企业。
按照现在最新的技术成就进行装备，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这需要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列宁也谈到租让企业”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的问题。他说：”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
（《列宁全集》第４０卷，７７页）。
列宁于１９２１年提出新经济政策。
列宁的逝世使新经济政策过早地结束，这对于苏联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起了什么影响，是值得研究的。在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仍然强调向资产阶级学习。他在著名论文《论粮食税》的结论中说：“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
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
‘学习’成绩，只有靠实践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好，要会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
（《列宁全集》第４１卷，２３２页）。
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除了对立的关系以外，还有一种继承的关系，说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向资产阶级学习——如果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的“左”的观点来看，这是极其荒谬的，甚至是反动的，但这的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这个观点正在我们的改革开放中得到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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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２年４月１０日。这篇读书笔记是１９８５年２月写的，未发表过，但作者在１９８７年写的《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中曾提到这篇读书笔记中的基本观点，并且采用了其中一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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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左”
邓小平同志最近在视察南方时的讲话中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里我就防止“左”的问题说一些看法。主要说两个问题：一、当前防“左”
，防什么？二、为什么产生“左”
，怎样防？
先说第一个问题。警惕右，警惕什么？非常明确，就是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然破坏国家的安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动乱，这是必须警惕的。防“左”
，究竟防什么？我想概括地说这样两条。
第一条，防“左”就是要防止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问题要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说起。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首先提出来的，１９８１年党的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个提法，１９１年江泽民同志在建党７０周年讲话时也肯定了这个提法。历史决议里说，这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那么还有没有阶级矛盾呢？
江泽民同志说：“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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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
这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现阶段主要解决什么问题的基本认识。这个认识反映在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就是，“一个中心”
：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所以，完全不承认阶级斗争存在是错误的。国内国际阶级斗争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激化。但如果因为阶级斗争一时激化，而把它提高到不适当的位置，则是错误的。什么叫不适当的位置呢？如果提高到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位置，那就是不适当的。
两个基本点中，有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里显然包括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实际上都是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像国外有些人那样，否认国际上的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