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的博士也是这样——往往凭藉这些专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万字的文章，这就是训诂之学。后来发展为考据，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某一句话，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 这些学问，为了一个题目，或某一观念也可写百多万字。总之，汉儒就是训诂考据之学；在中国文化上叫“汉学”
，意思是汉儒作的学问。 汉学自汉武帝开始，就有“五经博士”
，就是四书五经等书中，通了一经的就是“博士”
，所以中国有博士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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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称，也是从汉朝开始的。 所谓博士，就是专家。 如《诗经》博士，就是《诗经》的专家。 到了唐代以后，就慢慢注重文学了，因为几百年训诂考据下来，也整理得差不多了。到了宋代，当时有所谓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个人，他们提倡新的观念，自认为孔孟以后继承无人，儒家的学问断了，到他们手里才接上去。这中间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传一样，把学说接上去了，这是宋儒很奇怪的观念。 然后他们就批评各家都不对，创了所谓理学。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现在的思想界中，理学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称新理学，讲儒学的学问。 但很遗憾，他们还不成体系，仍旧不伦不类的。 至于宋儒的理学家，专门讲心性之学，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半是佛家来的，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 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 对于宋儒的理学，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发现了这一点，就不同意他们。 一个人借了张家的东西用，没有关系，可以告诉老李，这是向张家借来的，一点不为过。可是借了张家的东西，冒为己有充面子，还转过头来骂张家，就没道理了。 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方面又批驳佛道。 其结果不止如此而已，从宋儒一直下来，历代的这一派理学，弄到后来使孔孟学说被人打倒，受人批评，宋儒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以后经过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学范围中转圈圈，是不是阐扬孔子的真义，很难下一定论。 有一本《四朝学案》，是讲宋、元、明、清几百年来儒家心性之学的。 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学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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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政 第 二３１
盛行，所以清朝入关的时候，很多人对明儒的理学非常愤慨，认为明儒提倡理学的结果是：“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指责理学对国家天下一点都没有用。 平常讲道德、讲学问，正襟危坐谈心性，到了国家有大难的时候——“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做到“临危一死报君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对于真正儒家的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离谱了。 因此，清初一般学者，对于此高谈心性、无补时艰的理学相当反感。最著名的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些人，也绝不投降满清，而致力反清复明的工作。 后来中国社会帮会中的洪帮，现在又叫洪门，就是他们当时的地下组织，是士大夫没有办法了，转到地下去的，洪门首先是在台湾由郑成功他们组织，一直影响到陕西，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谓天地会等等，都由洪门后来的分衍而来。清初顾亭林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谈，于是回过头来作学问，再走考据的路子，叫作“朴学”
，因此也有称之为汉学的。 我们身为中国人，必须要了解“汉学”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 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也称汉学，是指中国学问。 古书上所指的汉学，是偏重于考证的学问，这是顺便介绍的。我们为什么引出了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了孔子这句话：“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后，八百年来，一提到异端，一般人都认为专指佛道两家。 这句话不要搞错了，在孔子当时，没有佛家，也没有道家，在当时儒道不分家的。 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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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所以认为《论语》中异端两个字，是专指佛道而言，则是错误的观念。现在我们回转来研究，什么叫“异端”呢？这在文字上解释非常简单。“端”就是两头，尖端，两边的头，或多边的头谓之“端”。
“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特别从事怪异的思想。 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用现代的思想问题和心理学来研究，也可以说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欢异端的，每个人都有爱好标新立异的天性。
由养士到考试
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对于处世大有助益，这篇文章简称《论养士》，苏东坡作的。 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领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 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有道理。“养士”这个名称，出在战国时代，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也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作宾客。 过去叫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
；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于现在的研究室、参谋团、秘书室。 现在也有称作幕僚。“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那时养士，养些什么人呢？
苏轼指出的分类是智、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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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说只是两种人，一种用头脑，一种用体力。 讨论这四种人，如果以现代职位分类的科学来作博士论文，起码可以写他两百万字不成问题。 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喜欢简单，所以几百字的文章就解决了。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坐着吃人家的——无法役于人。 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用头脑非常能干，叫他用劳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劳力就蛮好。 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气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要多观察人，然后再读有关的书，才有道理。 又像许多人有智，这个智是聪明才智；有许多人有辩术，专门用手段，不走正道，走异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当方法想不出来。 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才，就看老板怎么用他，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 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 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为国牺牲，他怕死了不干，这是有力没有勇。因此苏东坡说智、辩、勇、力四种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 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教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结果怎样呢？反了！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对这种士怎么办呢？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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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 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以现代名词而言，是人才的分类，贤是贤，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四个范围。）称为孝廉。（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 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
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 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 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 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 唐代的秀才，也便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
天下英雄入彀中
唐太宗创办了考试制度，录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后，站在最高的台上，接受第一次录取者朝见之后，忍不住得意的微笑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我这一玩，天下的英雄都自动来钻进我的掌握中，再不会去造反了。 有功名给你，有官给你做，只要你有本事，尽管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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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唐太宗的得意之处。 苏轼也说，建立了考试制度以后，就等于六国时候的“养士”
，所以他认为养士是很重要的事。 以现在的观点来说，就是智、辩、勇、力分子没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没有很好的归宿，就是社会的大问题，也是政治的大问题。但是如何使他们得其养，又是个问题。起用也是养，退休也是养。 讲到养，我们要想到前面所讲的，犬马也有所养呀！不是说有饭吃就得养了，仅仅这样是养不了的。 智辩勇力之士，有时候并不一定为了吃饭。 天生爱捣乱的人，如果没有机会给他捣乱，他好像活不下去，若不要他捣乱，就得把他引入正途，这就是为政教化的道理。解释了半天，“异端”就是走特殊思想，不走正路的，走偏道，而偏道中还想出特别花样。但是，异端有没有用处？
但是有用处的。 举个例子来说，汉朝平定天下，汉高祖说，我不过得到几个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