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雨果帮何小兵收拾了房间，花布贴在墙上，码放整齐唱片，然后在床上躺了会儿，期间何小兵想搂着夏雨果一起躺会儿，被夏雨果果断拒绝：“你现在还是低年级，还没到开这门课的时候呢，老实坐着！”
何小兵凑近说：“我想提前把这门课上了。”何小兵在这方面并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从有了这种意识起，就很想实践此事，经常和班里的男生纸上谈兵，现在既然有条件了，就该真刀真枪了。
“提前上了你以后就没的可上了。”夏雨果说。
“以后我就复习呗。”何小兵说，“温故而知新。”
“那么热爱学习啊，你还是上自习吧。”夏雨果说，“反正我不陪你上，别忘了，我可是女子防身术的领打啊！”
夏雨果在她和何小兵的关系之间画了一条“三八线”，并荷枪实弹地防范着。何小兵的意思是，要它干吗，早点儿统一了算了。夏雨果说统一的时机还不成熟，弄不好发生内战。弄得何小兵不敢越线，怕踩地雷上，但时不时地就在线旁边溜达，得空骚扰一下。夏雨果觉得只要何小兵能维持安定的现状，被他占点儿小便宜就被占吧，也算自己为将来的统一，一点点做出贡献。
该上学去了，何小兵背着吉他和夏雨果一起出门，他要去上吉他课。最近何小兵又找了一个吉他老师，这一年来他都是在自己练习，练着练着，迷茫了，不知道该练什么了。到了这时候，应该有个老师指点，于是何小兵就又找了一个。
新老师是何小兵陪严宽逛琴行认识的，严宽要买一个大点儿的音箱，他一直觉得自己的音箱不够大，音量不够响，导致了没有摇滚起来——因为没有合适的鼓手，严宽和何小兵就弄了一个吉他二人组，在学校的晚会上演过几次，音响师怕他们弄坏学校的音箱，就让他们用自己的，而自己的音箱功率太小，在偌大的礼堂里，发出的声音就像蚊子叫，每次演完都没取得预期的效果——何小兵就陪他去了。
当时几个少年正在琴行里围着一个大长毛学吉他，大长毛抱着一把吉他，一阵狂solo，弹得眼花缭乱。弹完，大长毛向众少年一伸手：“谁带烟了？”
有人赶紧递上烟，并点上。
大长毛深吸一口说：“今天我状态不好，不想教琴，你们自己练吧！”说完把学生们扔在一边，问刚进来的何小兵和严宽，“你俩买什么？”
严宽说要买音箱，大长毛就给严宽介绍了几款，严宽都摇头，大长毛问：“那你到底要买什么样的啊？”
严宽说：“便宜的，比现在的价格少一个零的。”
“早说啊！”大长毛说，然后从一堆音箱里又拎出一台，“这个八百，但是能弹出八千的效果来，我给你试试。”说着插上吉他，接上效果器，又是噼里啪啦一通狂弹。
严宽拿过琴，要自己试试，也噼里啪啦来了一通，却并不像那么回事儿。
“我什么时候能弹成你这样啊？”严宽很沮丧。
“那好办，你跟着我学，我把我会的教给你，你就能弹成我这样了。”大长毛说，“先说这个音箱你要不要？”
严宽买了音箱，跟何小兵一商量，正好他们也要找老师，两人一起学学费还能打八折，于是两人投师在大长毛门下，每周去大长毛的家里上一次课——没过几天大长毛就不在琴行打工了，因为老板要求上午十点开门，大长毛起不来，被开掉了。
何小兵和严宽都觉得丢了这份工作很可惜，因为在琴行上班可以随便弹那里的好琴。
“我怎么能为了挣那几百块看摊儿的钱和多摸几下吉他，就牺牲了自己的睡眠呢！”这是大长毛离开琴行后常说的一句话。
大长毛跟人合租了一个两居室，他和女朋友住一间，合租人住一间，客厅公用。那个人白天去上班，大长毛招来一堆人弹琴也没人管。
有一次夏雨果放了学来找何小兵，正好大长毛的女朋友也在，一个剃着光头，鼻子、舌头、肚脐上都穿了铁环，毫无姿色的女人，叼着烟，特大无畏地对夏雨果说：“咱们做摇属的，要学会奉献、坚持、忍耐，我为他都打两次胎了。”从此以后，夏雨果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你跟着这种人能学到什么好啊？”夏雨果问何小兵。
“我就跟他学弹琴，不学别的。”何小兵说。
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何小兵发现并没有学到什么。每次上课，大长毛都躺在被窝里，衣服也没穿，散着头发，裹着被子，像一个被凌辱过的女人，让学生们围着床坐着，先扯些和弹琴没关的事儿，比如昨天打麻将，又赢了多少钱，或者哪个乐队的演出演砸了，没拿到演出费，一扯就是半个多小时，然后自己做几个示范，就让学生自己练习了，耗够两个小时，就下课。期间，大长毛还要问学生们带没带烟。
今天是最后一次课了，何小兵已经决定上完就不再跟他学琴了。
何小兵和夏雨果上了公共汽车，正好有一个座位空着，何小兵让夏雨果坐，夏雨果不坐，两站就到了，何小兵也不坐，便把吉他放在座位上，站在一旁扶着吉他。
夏雨果到站下车了，在车下跟何小兵挥手再见。车启动，夏雨果看着车走远，然后向学校走去。
这一瞬间，何小兵觉得自己很幸福。从到北京的第一天起，他就觉得孤独，现在这种感觉已经无影无踪了，他已经是一个有人跟他挥手说再见的人了。这种感觉，让何小兵温暖，融化了心里的一部分寒冷，很多绝望的情绪，变成了希望，何小兵觉得生活似乎发生了改变。
已经坐了两站，何小兵还要再坐八站地，到大长毛家，本来应该坐十一站，下了车往回走一点儿就是了，但何小兵选择坐十站，下车后往前多走一点儿，因为这样能省一块钱。何小兵坐的是空调车，每多五站，就多一块钱。
何小兵有月票，平时都坐月票能用的非空调车，坐多少站都不花钱，但是空调车人少，不会挤坏吉他，只有背吉他的时候，他才坐。
下了车，何小兵戴着耳机，背着吉他往大长毛家走去，十多斤背在身上，一点儿不觉得沉。到路口的时候，一辆摩托车拐弯鸣笛，何小兵戴着耳机没听见，险些被撞到。自打听上摇滚乐，何小兵的耳朵里就没再听进过别的声音。
到了大长毛家楼下，何小兵想了想，没上去，坐在楼下抽烟，过了一会儿严宽背着吉他来了。
“怎么不上去啊？”严宽问。
“我不想跟一个成天躺在被窝里的人学吉他。”何小兵说。
“你管他是躺着还是坐着呢，教得好就行了呗。”严宽说，“走，上去吧！”
“他教得并不好。”何小兵说，“我没觉得我从他身上学会了什么。”
“但他确实弹得挺好啊。”严宽说。
“可他确实教得不好啊，咱们是来学琴的，不是来看他表演的。”何小兵说，“我总觉得，一个当众在被窝里弹琴的人，怎么看怎么别扭！”
“既然都来了，还是上去吧！”严宽说。
“不来我还发现不了我已经不想学了，到这儿以后我才发现自己不想上去了。”何小兵说，“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以后就不学了。”
“你想让我怎么说，实话实说还是编个理由？”严宽说。
“随便。”何小兵说，“或者你什么都不用说，他问起来，你就说不知道。”
“好吧！对了，你那些歌卖了两首，钱给你。”严宽掏出一个信封交给何小兵，“一共三千，你数数，这儿还有个协议，你得签个字。”严宽在学校搞晚会联系歌手的时候，认识了几个唱片公司的企宣，他们也买歌。
何小兵看了看协议说：“不是说好两千一首吗？”
“他们说你是新人，这已经不少了，你要不卖可以把钱退给他们。”严宽说，“要不然你再绷绷，说不定他们还能加一千，那么大的唱片公司也不差这点儿钱。”
“算了，这两首歌写得也就那么回事儿。”何小兵在协议上签了字，“名就别署我的了，写个笔名吧！”
“那叫什么？”严宽问。
何小兵想了想说：“大将吧。”
“行，小兵大将，哥俩儿！”严宽收好协议，“那我上去了啊！”
何小兵看着严宽上了楼，摸了摸信封，决定去找顾莉莉，先还一部分钱。
何小兵打了顾莉莉的手机，顾莉莉正在上班，说不用着急还，何小兵说还是先还了吧，他不习惯欠一个人的东西太久，两人约好顾莉莉下班后一起吃饭。
时间还早，何小兵找了个网吧打发时间。以前了解国内外的摇滚乐信息都是通过杂志，现在有了网络，不用再买杂志了，网上到处都是资讯和乐评，何小兵时不时会关注一下。
何小兵以前还完全相信乐评，乐评说好的专辑，他都会买。随着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和自己评判力的增长，他发现，几乎没有不说好的乐评，但是那些专辑，却并不那么好。现在他知道写那些乐评的人，不是收了唱片公司的钱，就是一味帮朋友吹捧，没有什么人真是为了如实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写，或者即使想写，因为版面有限，发表的也是那些有目的的乐评，那些真实的声音并没有传递出来。
艺术这个东西，有趣就有趣在没有一个客观评判的标准，所以当你觉得一个作品不好的时候，别人——特别是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却在说好，还说得像模像样，于是你就含糊了，你也不能肯定他真是这么觉得的，还是违心话。不明真相的人，就中了商业的圈套。
何小兵希望听到绝对正确的声音，如果这种声音不存在，他宁可什么都不听，自己判断。看着那些文章和各种访谈，何小兵突然觉得，这些所谓的摇滚唱片公司和乐评人，虚伪得比谁都厉害，只不过穿了一件印着“热爱自由”的衣服，或打着一面民主的旗帜而已。只要听一听那些唱片，保留自己的真实看法，再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