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个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开垦荒地的办法，使谷物在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时
年产量达到 110亿普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具体办法，就是扩大玉米的播种面积。赫鲁晓夫的计划是，使前两年已经
开始的垦荒运动，到1956年至少完成 2300 万公顷到 3000 万公顷的任务。平均每年从新开垦的荒地上至少得到 20 亿
普特谷物。有了新开垦的土地上所出产的大量商品小麦，国家就可以大胆地扩大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玉米播种面积，使
这些地区大大提高肉类、奶类以及经济作物的产量。
赫鲁晓夫在重申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开垦荒地的方针之后，强调要加强苏维埃法制。他说：“经验表明，社会主义
法制稍微削弱一点，就会使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乘机进行他们卑鄙的破坏活动。”报告特别列举了“列宁格勒案件”，并
说中央委员会决心采取恢复正义的措施，恢复那些被无辜判罪的人们的名誉。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赫鲁晓夫批判了“个人崇拜”，强调恢复和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他说，苏联共产党“坚决反对
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党和群
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后果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
损失”。
米高扬在发言中接着赫鲁晓夫的调子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我之所以要强调这条老道理，是因为
大约 20 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而流行着早就被马克思、后来又被列宁指责过的个人崇拜。”米高扬还具体地
批评了斯大林的观点，他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分析了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其中有一些关于
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大家知道的论点，这些论点对我们未必有帮助，未必是正确的。”这是自 20 年代未布哈林被批判
以来，在党的会议上对斯大林的第一次公开批评。
2 月 24 日，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决议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赞同中央委员会在它的总结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和结论。这是以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肯
定了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以此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大会的一切都按照预想在顺利进行。赫鲁晓夫的报告也得到了良好的反应，但是他并不满意，他为这样一个思想所
烦恼：“大会将要结束，大会所通过的一些决议，无非是形式主义地走过场。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几十万被枪毙的人
仍将使我们的良心不安，这些人包括第 17 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入中央委员会的 2/3委员。当时在政治上活跃的党员不是
被枪决，就是被镇压了。”在波斯别洛夫委员会所看到的一切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在大会的一次休息期间，当室内只有主席团的委员时，赫鲁晓夫鼓起勇气，又把在会议前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了出来，
他对主席团的成员们说道：“同志们，我们对波斯别洛夫同志的发现准备怎么办？对所有被捕的和被清洗的人们我们准
备怎么办？大会即将闭幕，我们大家又快要分散了，但对斯大林统治下的滥用职权行为却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我们已
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远不是人民的敌人，他们是一些忠实的男女同志，他们忠于党，忠于十月革命，忠于列宁主义
事业，一心为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努力。我们再也不能让他们被继续流放或关在集中营里了。我们应该想
个办法让他们回来。”
赫鲁晓夫的话音刚落，休息室就像炸了锅一样，大家七嘴八舌地群起而攻之。伏罗希洛夫叫喊说：“你怎么了，你
怎么能这样说话？你以为在代表大会上把这全部东西一摊就可以脱身了吗？你可曾想过，这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威信将会
产生怎样的影响？你不可能把你的讲话保守秘密。消息会泄露出去，说斯大林领导下发生了什么，于是手指就要直接指
向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我们自己充当的角色，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卡冈诺维奇也随声附和，用同样的调子激烈反对他。赫鲁晓夫心里明白，他们之所以反对，并不是害怕对党的原则
作深入分析，而是想逃避他们在过去的问题上应担负的责任。赫鲁晓夫沉着而冷静地回敬他们，他说：“即使从你们的
出发点来看，我仍旧认为掩盖一切是不可能的。迟早会有人要走出监狱或集中营，回到城市，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他们的
亲戚、朋友、同志们和家乡的每一个人。全国和全党将会发现，人们在监狱里花去了 10 年到 15 年的时间——所有这
一切又是为了什么？不为什么！对他们的控告是捏造的！
他们曾受过审问，对他们提出公诉的理由是捕风捉影地凭空想象出来的！同志们，我请你们再从另一个方面想一想。
我们是在主持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因此，我们有责任向代表们坦率说明那些年代里党领导的一切行动。
我们已经就斯大林逝世后一段期间里我们自己的行动作了说明，但作为斯大林在世时的中央委员，我们也应当讲讲那段
时期里的情况。我们怎能装作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呢？
“因此，同志们，我请求你们支持我。代表大会将近结束，代表们即将散去。我们散会以后，新释放的罪犯很快就
将陆续回家，就要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人民。到那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当然要问：”这怎么行呢？
为什么在第 20 次党代表大会上你们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呢？你们是一定知道的。‘他们问得很有道理，
我们将无言以对。要说我们不知道，那是谎言。我们手头有波斯别洛夫的调查材料，我们知道一切。我们知道党内有过
高压统治和专横统治，我们必须把我们知道的事情告诉代表大会。“
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几乎异口同声地喊起来：“我们将会受到责难！党有权要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发生的事情
负责！我们那时也处在领导岗位，即使我们并不知情，那只是活该——我们仍旧要为此受到惩罚的！”
赫鲁晓夫回答说：“如果你们考虑到我们党是以民主集中的原则作基础的，那么我们作为党的领导人就没有权利不
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之中有些人对许多事情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即人们只把要你知道的
事情告诉你，别的事情你一概不必多管。于是我们就不闻不同。
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处于这种地位。有些人是知情的，有些人甚至在这件脏事中插了手。可是，尽管我们各个人对
这些事情应负责任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作为 17 大以来的一个中央委员，准备向党承担我的一部分责任——即使党认为
在专横的做法被强加于党的那一段时期内所有领导人都应受到责备，也在所不辞。“
这时，一直在旁静观的莫洛托夫开口了，他说：“你可知道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伏罗希洛夫仍争辩不休，说赫鲁晓夫的设想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如果这样做，必然遭到党对主席团成员的愤怒。他
反复他说：“是谁要我们这样做的？谁说我们应该告诉代表大会这些事情？”
赫鲁晓夫回答说：“没有一个人要我们这样做。可是，罪恶终归是犯下了，是不是？我们至少得对自己承认这一点。
人民将会发现那些事情，那是必然的；如果我们闭口不说，他们以后问起我们那些事情来，那他们就已经是在审判我们
了。我不愿意发生那样的情况，我也不愿意那样被动地承担责任。我宁愿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最后，经过协商，双方作了妥协。主席团决定：赫鲁晓夫不是在正式大会上，而是在非正式的内部会议上另作一个
专门报告，专门报告不以赫鲁晓夫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赫鲁晓夫同意不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
公开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而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后，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第二个报告。
2 月 24 日深夜 11 时至 25 日凌晨，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举行了一次未列入议程的内部会议，外国代表团没有被邀
请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团长、党中央书记贝鲁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团长、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被邀
请参加，这是例外）。出席会议的人员中有 100名在 30 年代遭受迫害，现已恢复名誉、重返工作岗位的早年党的活动
分子，这份名单是由赫鲁晓夫亲自审定的。大会由赫鲁晓夫亲自主持，并以第一书记的身份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
其后果》的报告。这个报告即著名的“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开始时说：“现在我们要谈的问题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的阶段
变成了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党的第 20 次代
表大会报告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集体领导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最高原则，斯大林破坏了这一原则。
赫鲁晓夫说，集体领导是列宁为党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斯大林与列宁不同。他不是耐心地对人们进行工作，循循
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依靠集体从思想上影响的办法，而是用强迫的办法。他抛开了列宁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从思想
斗争走上了强迫命令的道路，走上了大规模镇压和恐怖的道路”。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滥用权力，以中央的名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