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部想独占。如果你不去培养人们的思想感情并把它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你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成就。
这是党的任务，而且也是文学的任务。”对于如何判断一个作品的好坏，他说：“一般说来，我认为一个聪明人——即
使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蠢人——理解一部文学作品要比理解一支乐曲、一幅绘画或一件雕塑更容易些。作家像是泥水匠
或是车工，他生产的成品可以被拎起来从各个角度进行观察，并且作出判断。一个作家要塑造他的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
就不能不进入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从党的生活到人民的生活。”接着，赫鲁晓夫的话题又转到斯大林，他说：“斯大
林对艺术家的态度有其好的方面。他是政治家，是有高度智慧的人。但是许多知识分子在他统治时期遭受苦难。有些人
他是不喜欢的；当局没有给这些艺术家以他们生存所必需的和应有的待遇、谅解和宽容。如果由一个人或一批人来判定
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这会给知识分子造成严重的苦恼，特别是在那些可以随心所欲地判断其质量的某些艺术领域，
如音乐。但是，作曲家、画家和作家遭到的更大的苦难是被束缚起来，不许动弹。任何形式的限制都犹如给创作活动上
了枷锁。斯大林像所有暴君一样，只有在作家的作品吹捧他本人和他的统治时，他才对他们优礼有加。在这方面，斯大
林就像那个迫害普希金的尼古拉一世一样。普希金是个伟大的作家，这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没有。他写了不少表
达他自己和人民心灵的美丽诗篇。”接着，赫鲁晓夫又朗诵了几句普希金的诗句。一般来讲，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即兴的，
因此常常显得啰啰嗦嗦，前后矛盾，主题不明确，有时扯得很远，比喻又不尽恰当，这也是囿于他的教养。他继续说：
“普希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流放中度过的——先是在南方的摩尔达维亚、基什尼奥夫和敖德萨，后来在普斯科夫附
近他自己的庄园里。想想看，在所有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进行创作。当然，尼古拉一世要普希金创作，但是还要他颂扬君
主和支持君主政体。”接着，他又解释说：“不是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在斯大林时代都受到压迫。例如，伏罗希洛夫曾
狂热地表扬画家格拉西莫夫，原因是格拉西莫夫在他的画中颂扬过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还有一个宠爱的作曲家，他
经常为伏罗希洛夫唱赞歌，这就是波克拉斯，他现在仍然很受尊重。看来是他谱写了关于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的骑兵部
队功勋的歌曲。有一个专门名词可用来刻画诸如格拉西莫夫和波克拉斯这样的艺术家：他们都是宫廷画家和宫廷音乐家。
有权势的人总是把这样一批艺术家供奉在自己周围，赐给他们官府的恩宠——更不必说物质待遇了。有些得到斯大林恩
惠的知识分子却落得个悲惨的结局，法捷耶夫就是一例。他是个有卓越才能的作家，他的《青年近卫军》是不朽的作品。
可是，法捷耶夫经常在作家协会颂扬斯大林，自认为是斯大林的代言人，甚至为被控犯罪的人捏造伪证。后来斯大林死
了几年以后，包括许多作家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在内的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的事实揭露了出来，这些人根本不是歹徒
或人民的敌人。法捷耶夫对此不能理解，他也不能理解对斯大林的罪恶的揭露。他知道他已走到了尽头，于是自杀了。”
接着，赫鲁晓夫的口气一变，回到正题上来，他说：“如果我们每一位作家和艺术家都从其活动应该巩固而不是削
弱共产主义阵地这种观念出发，那就好了。那时，他们就会对自己的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更多地检验自己的活动，这
样社会舆论就没有必要批判思想不健康的作品了。”他说，今后的文学作品不允许以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活动为主题，原
因是驾驭这方面的材料总会出现偏差。“而整个意识形态工作，每部文艺作品都要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为共产主义
事业服务”。
最后，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讲话：“显然，我们的过错还是在于没有及时发现艺术界某些不健康的现象，更没有采取
必要的措施以防止这类现象的蔓延。对所有这些领域都应进行整顿。”
不久，官方正式的禁令便出台了。解冻潮流因苏共中央一纸禁令而被阻止了。但这一潮流并未在苏联消失，它由外
露转入地下，从此开始形成难以控制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潜流。
第十五章
问题成堆
赫鲁晓夫在这一时期不仅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失和，而且也同科技界知识分子发生龃龉。
这天，赫鲁晓夫与苏联核科学家座谈。在座的有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会上，赫鲁晓夫
向科学家们宣布：苏联准备进行新的一轮核试验，这些试验将会为苏联解决德国问题提供支持。萨哈罗夫对此很有看法。
从 1957 年起，萨哈罗夫就开始注意由核武器试验产生的放射性物质污染大气的问题，并因这一问题所负的责任而深感
不安。每一次核武器试验，无论是在美国、苏联、英国、还是法国进行，都要涉及几千万吨 TNT当量的核爆炸。若以每
百万吨 TNT当量核爆炸的放射性尘埃伤害数千条生命计算，那么每一次核试验至少要伤害近十万人的生命。萨哈罗夫在
会议期间向赫鲁晓夫写了个便条，其中写道：“经过三年暂停之后又恢复核试验，这将违背核禁试条约，也会妨碍裁军
的进程，而且还会引起新的一轮军备竞赛，特别是洲际导弹和反导弹防御方面的竞赛。”萨哈罗夫的字条沿着一个个座
位传过去，一直传到赫鲁晓夫手中。赫鲁晓夫拿着字条看了一下，随手放进上衣胸前的口袋中，然后邀请所有与会者同
他共进午餐。当大家围桌坐定以后，赫鲁晓夫发表了即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萨哈罗夫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但他
应当把外交政策留给我们这些擅长于这门微妙艺术的专家来处理。实力可以使我们的敌人陷于混乱。我们不能大声说我
们的政策是以实力为后盾的，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我听从萨哈罗夫这样的人们的意见，那我就不是什么
部长会议主席，而只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了。”赫鲁晓夫这种傲慢的态度，以及为达到其政治目的不择手段、一意孤行
的做法，令萨哈罗夫等一批科技知识分子深感失望。
如果说赫鲁晓夫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的冲突是有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那么他与科技知识分子关系的疏远则完全
是由于他个人的独断专行、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作风造成的。
自此，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苏共思想家苏斯洛夫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伊利切夫的理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染源”
已经毒化了苏联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的思想。必须挽救他们，否则他们就会毁掉自己，并给国家、给共产
主义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只要放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就会无孔不入，就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反革命事件，
就会以绞刑架和枪杆子结束。
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一理论，终于使他同过去那些最热烈的支持者闹翻了。现在，他们已经分属不同的阵营。
麻烦不止于此。欧洲的风波刚刚平息，同美国的斗争刚刚告一段落，社会主义阵营内纷争又起。这次是同中国彻底
闹僵了。
22大时，赫鲁晓夫没有邀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会上，赫鲁晓夫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攻
击，并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现领导。对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致词中批评赫鲁晓夫说：“我们认
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
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指责，是无助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周恩来还指出：“把
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
仇者快。”代表大会期间，苏中两党举行会谈，但由于双方都坚持已见，会谈毫无成效，周恩来遂率代表团在大会结束
前提前回国。赫鲁晓夫去机场送行。而在北京，毛泽东率全体党政高级领导在首都机场迎接了周恩来的归来。自此，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和中共的关系全面恶化，后来两党公开分裂。
11月 7日，即十月革命 44 周年纪念日，也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20 周年纪念日，霍查宣布与苏联公开分裂。12月
11日，苏联宣布撤回驻阿的苏联外交人员，并要求阿尔巴尼亚外交人员同时撤离苏联，断绝了两国外交关系。
12月 15 —16日，中国《人民日报》公布了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分歧的一批文件，支持阿尔巴尼亚抵制苏联的行动。
这一年，苏联要求中国连本带息偿还所有的贷款，包括抗美援朝期间苏联给予中国的军事物资。这是苏联继前一年
突然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并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之后的又一次要挟行动。
随后，苏中两党的分歧和争论继续升级。
1962年 4—5 月间，苏联当局通过驻中国新疆的苏联领事馆和苏侨协会在伊犁地区引诱、煽动数万名中国公民出走
苏联，并挑起暴乱事件。10月下旬，印度军队再次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苏联从军事上、政
治上、经济上支持印度反华。赫鲁晓夫公开为印度辩护，指责中国对印度进行自卫反击的正义行动。
此外，赫鲁晓夫还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并授意苏联的报刊大量地发表文章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
在 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