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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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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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年反右时不是又重新拿出来整丁玲吗?虽然如此,为了顾全大局丁玲还是草签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医院看过周扬。第四次文代会开会前夕,丁玲于6月、9月两次书面向作协党组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但如石沉大海。后来有人告诉我,党组讨论过丁玲的要求,周扬和夏衍都反对。后来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李:后来中共中央是不是另外发了文件为丁玲彻底平反?
    陈:是1984年以中组部的名义发到县团级,宣布彻底平反。
    李:周扬对此是什么态度?
    陈:这个文件是在我们的要求下拟定的。我们向组织部提出,宣传部通过,送到书记处,乔木批了。然后,送几个当年的当事人征求意见。林默涵写的是:完全同意。刘白羽写的是: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我有错误,应该检讨。
    李:我听说当年丁玲的专案就是刘白羽负责的。
    陈:文件发布之后,他到家里来专门向丁玲道歉,在丁玲去世后,他写文章承认自己要负历史重责。林默涵在一次会议上,专门跑到丁玲面前,承认自己当年的错误。周扬却不一样。当把文件送到他那里时,他居然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事先不和我商量一下,我还是宣传部的顾问嘛。”这就是他的态度。陆定一的批示是:没有意见,由他们搞吧。张光年把文件压了一个多月,后来在中组部的催促下才退回,他说当时南京大后方的情况很复杂,我们不了解。但他把特务头子徐思曾的回忆录片段复印附在一起。文件发下来,光年同志主持的作协党组,一直不按中组部的指示和丁玲本人的一再要求办,没有在作协机关向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也没有向知名作家非党人士通报。
    李:夏衍的态度怎样?
    陈:1985年丁玲在西安的一个座谈会上讲创作自由问题,新华社发了内参,习仲勋作了批示,说丁玲讲得好,批给曹禹,因为当时剧协正在开会。但夏衍反对传达,说丁玲是搞文学的,不是搞戏剧的,而且历史上还有问题。
    李:你们对人们所说的周扬“文革”后的忏悔怎么看呢?
    陈:我听过他的道歉。我总结为四句话:我左过,也右过,我整过人,也挨过整。在文代会上,周扬道歉,说特别对不起陈企霞。刘白羽提示说还有罗烽、舒群、白朗。周扬问舒群是什么问题。舒群在台下应声喊道:“反党分子!”周扬说得很轻松,我心想,这也叫忏悔?
    李:一文革”后你们和周扬的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陈:大概是在1979年初,我们刚从山西回来,住在友谊宾馆。听说他要去日本访问,我们想肯定会有些日本朋友要问丁玲为什么没有平反,就去看他。他当时住在北京医院做出国前的例行检查。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甘露。这是1963年以来丁玲和他的第一次见面,也可以说九死一生后的重逢。可是见面后他一句也没有问丁玲的身体和生活,以及平反的事情。只讲自己耳朵怎么被打聋了,苏灵扬被剃阴阳头。等我们告别要走时,我听见他坐在沙发上小声说:“过去的事情我认为也不能推到一个人身上。”当时,我坐在沙发中间,丁玲在左边,他在右边所以我听得非常清楚。他靠在沙发上,仰着头说。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一个人指的是谁。是毛主席,还是他?他又说:“默涵也有责任。”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的情况,那个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非常清晰。甘露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记述这次见面,文章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三期。
    李:谢谢你为我提供了这么多历史细节。我想,这可以帮助我,乃至帮助别人了解复杂的历史。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经本人审定)
 与丁一岚谈周扬
    时间:1995年12月
    丁一岚——邓拓夫人
    李:我准备写一篇关于邓拓的文章,想请你谈一谈。
    丁:在谈邓拓之前,我想先和你谈谈周扬。前两年我看了你那篇写周扬的《摇荡的秋千》,有些想法。
    李:可以。我那篇文章中正好提到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的事情,还引了一大段话。你们和他应该说很熟悉吧?
    丁:我不太熟悉他。在延安学习时不认识他,但听过他的报告。解放战争时期他到张家口之后我才认识他。当时华北局成立后,周扬担任宣传部部长,邓拓任副部长,前前后后有些交往。
    李:你和周扬是不是“文革”结束后来往多一些?
    丁:也不多。但经过“文革”,大家如果见面,就感到共同点多一些。我对你文章中所说的“仕途”不理解。关于仕途,我认为不是当了领导干部就是走上仕途,这是世俗的看法。在“文革”后可能这样。我们那时投奔共产党,不是为了当官,还没有掌握政权怎么当官?是要付出牺牲的。不像现在,有明显的变化,许多人是为了仕途,有权就有钱。60年代之前和70年代之后,有区别。“文革”中造反当官,80年代、叨年代吹牛拍马可以当官,这才是仕途。你对仕途的观点,应根据不同形势来分析。你说周扬“走上仕途”,解放以后,他是中宣部副部长,江青是在周扬的领导下工作。要是想走仕途,周扬完全应该搞好和江青的关系,去拍江青的马屁。但是他没有。对江很冷谈。他看不起江青,不然,江青不会那么恨周扬。邓拓讲过,他听江青曾经说过:“我恨死周扬了!”毛主席是不是很重视周扬呢?我看不是,50年代初期,批判《武训传》、1954年“谈论《红楼梦》研究问题”。这些重要的活动把领导文化工作的周扬撇在一边,江青出面找到邓拓,要报纸发稿,最后是毛主席亲自审定。你想一想,如果周扬是个市侩气十足的人,就不会招致江青的仇恨,以后中宣部和文化部挨整也不会那么多。
    李:你讲的周扬和江青的关系这一点很重要,对我有启发。也许用“权力”比用“仕途”更准确一点儿。不管在打天下阶段还是掌握政权阶段,有的人天生对权力有欲望,譬如发号施令,譬如领导欲。
    丁:总之,不要以那样的眼光看待周扬。“摇荡的秋千”是什么意思?我首先不理解。
    李:我的意思是说在文化创造和保住权力之间来回摇摆。一旦涉及到是否能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时,周扬就放弃了最初的文化创造。他好比在荡秋千。这个比喻也许太简单,但这个意思我觉得还是成立的。
    丁:你的那篇文章,首先是题目我就不同意。在我的理解周扬不是那样一个人。经过延安的生活,人是会有变化的。如像你说的,周扬在上海的那样作风在延安肯定行不通,在这种环境中,他得改造自己。不过,那时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像后来那么分明。周扬比较年轻就担任领导职务,有些傲慢,也比较严肃。
    李:据上海左联时期与周扬熟悉的人回忆,到延安和50年代之后,他的确在性格上有很大变化。
    丁:这是难免的。做领导的在工作中都是严肃的,这可能是他的性格有所影响。人也有所变化。我以前不认识他,所以不知道他有哪些变化。
    李:周扬在50年代后,好像一直在挨毛泽东的批评,但他对毛泽东是崇拜的,忠诚的。你和邓拓的经历,和他也差不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丁:我想,我们这样一些老同志,就拿我自己来说。说正统够正统的,我到延安16岁,和党的关系,不单是政治的关系,还有感情的,因为我们就是党培养的。从参加学生运动到延安接受教育,以后抗日、进城,长时间受到影响,对毛主席很崇拜。
    李:你到延安应该说还算年纪小的,周扬不同,他到延安时已经在上海从事过好多年的左翼文艺运动和地下工作。
    丁:虽然年纪上有区别,但延安是个革命思想的大熔炉。到了延安,接受那里的熏陶、教育,谁都会发生变化,大家从抗战开始,就愈加钦佩毛主席,崇拜毛主席,最后简直是迷信了。抗战发生时,大家都希望马上胜利。但毛主席提出持久战,一方面要求我们长期坚持抗战,不能有速胜思想,另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能有失败情绪,这个信念支持我们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不动摇。战争快胜利了,我们认为革命要成功了,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警惕“糖衣炮弹”问题,我们都信服毛主席的远见卓识。
    李:西柏坡会议时,你们和周扬还在一起共事吗?
    丁:我没有,他和邓拓都在华北局。现在回想,当时看到全国就要解放,我们兴奋极了。不过,那时是精神会餐,没有对权力、做官的非分之想,只有革命成功感。但是,毛主席的讲话又给我们敲了一次警钟。他说万里长征只走完了第一步。我们开始不理解,认为至少走了一半。后来慢慢觉得真的很复杂,离到最后胜利还长着哩!所以,实际斗争教育了我们,更坚信毛主席的话是对的。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没错。
    李:不过,你和邓拓,包括周扬,大概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长征”会是那个样子走下去。
    丁:我们这些人在“文革”前对毛主席崇拜以至迷信。也没料到后来有这么复杂的变化,就是到了“文革”以后,我也没有听周扬讲毛主席什么。
    李:你们平反后见面,难道不谈到“文革”,不谈到毛主席吗?
    丁:我们接触机会很少,不可能议论,对毛主席都比较忠心,“文革”后也没有听他讲抱怨话。萧军在晚年写的文章中说:“尽管我遭受到若干年的误解但这算不了什么我今天仍然是如此,一直到我的终生也如此。”丁玲也是这样。萧军是党外人士,受到的打击比我们重得多。他的夫人就住在我们楼上,她讲过去他们的生活苦得很。从这些人“文革”后写的文章说的话看,的确非常宽容豁达。他们受到的政治打击够沉重的,这些老同志都不罗罗嗦嗦地讲过去。
    李:那你对“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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