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把出席这个招待会所有人员的名单开列出来,一定是一个奇妙的排列组合。过去的对手或者朋友,以后的朋友或者对手。他们中每个人的过去或未来,都会是一部厚厚的书。他们相互之间起伏不定的关系,更是无法详尽描述准确概括的存在。20世纪复杂的演进一。号磻溪。认为“天地之理,著于万物”,反对佛教和天有,伴随着他们的人生。从上海亭子间到延安窑洞,从反胡风反右后的劳改农场到“文革”中的监狱,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宽广舞台。往昔的冷清近日的荣耀,往昔的荣耀近日的冷清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场景,在不停地闪动不停地被剪辑之后,似乎奇迹般透过他们的身影一并呈现出来。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历史老人是位画家,那天的大厅,在他的眼中,完全是一块巨大的调色板。几十年间的驳杂色彩,浓缩在这块调色板上。
十年前的这一场景,我真觉得恍如昨天。
十年!怎么会过得这样快?
过去,说到历史时,人们(当然包括我自己)常爱说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十年、半年世纪,只是短短一瞬。这话没错。不过,它只是立足于静态观察时表述的一种客观判断。其实,它应该还包括另外一种内容,即人置身于时间流动之中时的感受。文章写到这里,我便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十年,对于历史自然是短暂的,但作为亲身经历的人来说,它也未必就那么漫长。譬如对于我,它好像同样显得步履匆匆,显得短暂一一尽管我一生中不会有多少个十年。
这只能说是自己的一种感觉。事实上这十年是多么丰富,变化多么迅疾异常。和历史上任何一个十年相比,它都不会显得缓慢、苍白,甚至要远为伟大、复杂而多彩。不管怎样描述它概括它评价它,可以肯定地说,它与20世纪的任何一个十年相比,都不会逊色。
但如此丰富的内容,此刻我感觉到好像它们是不分前后不分主次一下子呈现在历史舞台上。十年,它本来就是不分幕次不分场别的戏剧。
我看重人的消亡。依我看,许多人的逝世,最能说明这十年的丰富。正是在这十年,那些注定要在20世纪史册上留下名字的重要人物,政界的、科学界的、军界的、文化界的一个个告别人间。仅就文化界来说,现在或者将来都必然不断为人们提及的一些人物,便是在这十年离开我们。冯友兰、梁漱溟、俞平伯、马寅初、胡风、周扬、沈从文、朱光潜、丁玲、萧军、胡乔木(我更愿意把他放在文人行列予以描述)如果愿意,当然还可以举出更多引人注目的名字。他们参与了这个世纪的创造。也因他们,这个世纪的中国文人性格长廊上,喜剧悲剧不断上演着,从而留给人们无尽话题。他们每一个人,其经历、人格、精神状态等等,都能构成一本书,丰富且耐读。不妨假设一下,这个世纪过去,以后的人们只要把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仔细阅读,我相信他们便能从中窥见这个世纪不平凡的景象。
能否这么说,时间的流逝正是以一个个生命的消亡为标志。
时间可以带走生命,但是,时间能消解一切吗?
丁玲自然是十年前那个聚会的中心。
20多年的沉寂之后,这一天,也许要算丁玲复出后最为辉煌的日子。巴金从上海为她写来长篇祝词。叶圣陶出任她的顾问,上午刚刚出院还执意参加招待会,被丁玲劝阻。几代文人,除了官场必要的应酬之外,许多人可以说是为她而来。已是80高龄,但她依然拥有别的老人所缺少的雄心与抱负,或者说,年轻人一般的活力。她不愿意被人遗忘,更不愿意让人永远打入冷宫。一旦机会降临,她会用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她的举动,有一点是不能否定的,那就是一如半个世纪之前,她还是洋溢着一种创造精神。其中,也带着几分执拗、自负。
她来得很早,在记者们簇拥下微笑着侃侃而谈。我想,环顾四周,她一定感到满足。不知她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面旗帜(或许这正是她所向往的),在她的周围,在《中国》的周围,汇集了鲁迅的儿子、冯雪峰的儿子、“胡风集团”的受害者、“右派分子”特殊的历史演进,给予她这样的机会。特殊的环境与需要,使她把可能变为了现实。
许久她没有感受到众星拱月时的那种满足。我想,丁玲也许会重温50年代初获‘嘶大林奖金”而带给自己的荣耀。对于她,那是多么值得留恋的日子。鲜花、颂词、掌声,曾经无休止地抛向她,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之时,作为一个明星,她闪烁着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光彩。然而,恍如一场短暂的梦,很快她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不得不在北大荒冰天雪地里,承受劳累、寂莫。所有的辉煌,顿时消融于黯淡的雪色。
多年的沉寂、冤屈总算一扫而光。然而,时间对于她绝对不可能消解一切。她可以原谅、淡忘导致自己遭遇痛苦的诸多因素,可以在微笑中和往日的宿怨握手,但是,她却永远不会原谅某些人——因冤屈的产生,或者其他原因。
她的心中,浓浓阴影难以驱散。
十年前的那个下午,我没有见到那些与丁玲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历史人物。现在想来,我当时一定是用企盼的目光在大厅里搜寻过。远远近近的风云波澜之后,我特别愿意看到那些在历史中扮演过不同的角色的人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场景中相遇,如何含笑面对,或者漠然视之。
我最希望见到的场面并没有出现。沈从文没有来。周扬。夏衍等也没有来。在丁玲漫长的一生中,他们都是与之有关的重要人物。
他们当然无法参加这个集会。沈从文已经半身不遂,周扬也重病在身,夏衍年岁颇高。我所考虑的是:即使身体健康,他们也不可能接到邀请;即使接到邀请,他们或许也不会参加。丁玲与他们之间,横亘着鸿沟,难以逾越。
沈从文与丁玲的矛盾,因丁玲公开撰文涉及往事而在晚年突起波折。至死他们相互没有谅解,而是把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留给后人描述、评说(参见拙著《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百花文艺出版社)。比较而言,他们之间的矛盾,尽管有许多时代的、政治的因素参与其中,但毕竟更具个人色彩。在所有世纪,在所有时代,类似的个人恩怨,都有可能出现。这是文人间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断上演着的人生戏剧。
和周扬等人的矛盾则不同。他们才应该是丁玲心中挥之难去的阴影。从延安时代起,特别是1955年、1957年对她的无情打击,使她永远不会原谅他们。这阴影从来没有淡去。她会不会根本不愿意告别那些阴影?既然阴影给过她磨难,那么现在,当苦难过去,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它们反而使她获得活力。在蒙受打击时,她奋力抗争过,在陷入逆境时,她默默等待过。现在,一切不同于以往。她以特殊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显示出她的个性,有意无意之中,与周扬(对手?)的相对是那样鲜明而引人注目。从这一角度考虑,以往的阴影对于她不再是政治生命和生活的沉重负担,相反,它给她以刺激,给她以活力,更给她新的感召力,或者说凝聚力。
于是,她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中心。那些在不同年代不同运动中与周扬有过这样或那样矛盾的人们,汇集到她的周围。她和周扬的对峙,半个世纪以来似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形成一个完美的局面。
在这样的人与事的演变中,时间显得那么无足轻重。尽管其间有过风风雨雨,有过起承转合,尽管与之关联的人们不断地交换和排列组合,没有化解的矛盾,却一如半个世纪前的延安时代,依然存在着,并以不同方式延续。
一个个心灵上打着无数个无形的结。这些结也把时间紧紧捆住。时间是流动的,但在这里也是停滞的。
两年前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我曾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文学团体在中国的演变》。开始我想讲贯穿半个世纪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宗派之争。可是,转而又起,“宗派”,一个多么难以讲述清楚的现象。我们中国人自己,不管文人也好,旁观者也好,本身就无法面对这个尴尬的现实。更何况纠缠其中的那些错综复杂难说是非的人际纠纷,也许是永远无法理清的一团乱麻。如此棘手的话题,我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把它讲得明白易懂。
我放弃了最初的想法。但自那之后,“宗派斗争”这一问题从来没有走出我的思绪。我不能舍此不顾。研究20世纪中国的文人,研究这个世纪的文化现象,这个课题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回避的。
一直困扰左翼文化界的宗派斗争,不管与之有关的人们是否承认,它始终客观存在着。我们的目光大可不必停留在小小的人际纠纷,有的也许不再值得提及,因为那毕竟更大程度上属于个人性情所至,是任何时代都不可避免发生的生活现象。但对于具有代表意义的宗派纠纷,因为它们与政治和文化的兴衰起落、与人的命运沧桑有着密切关系,便包容了巨大的历史分量,所以,纵然难以归纳梳理,也值得花费气力去认识,去解剖。
问题是它实在太难以把握。这是一个巨大的漩涡,我所熟悉的或者陌生的,我所敬重的或者厌恶的,许多人都在这一漩涡里被动地或主动地滚动着。它还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旦走进,人们便在无休止的曲折小径上行走,陷人一个似乎永远走不出的窘境。拐来拐去,忽东忽西,如此循环反复,如此起伏跌宕。有的人渐渐失去人格的方向,有的人渐渐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与动机,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量,驱动着人们不断做出自己也无法解释的选择,走向不可知的彼岸和终点。或者说,根本没有彼岸,没有终点。
不仅仅如此。宗派斗争意外地成为一帖兴奋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