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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我听艾若说过,他参加青年军是想找机会去找你父亲。
周:当时我就知道。在知道父亲在延安后,他就想去那里去找父亲。事实上与在延安的父亲取得联系正是在青年军。是通过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的何其芳以通信方式联系上的。并按何其芳的指示,退伍后1945年秋到了南京,和在梅园新村的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1946年,他在上海找到新华社办事处,可惜没有去成延安。1948年他冒险逃离蒋管区找到解放军,不久又冒险返回家乡把我和弟弟周岳,还有几位亲友带到解放区。我想父亲一定想过我们父子关系中的是非问题。他始终没有对他处理父子关系的做法表示过认错。有一次,在医院因为另外一件事引到这个问题,艾若平和而直率地对他说:“我们初来北京时你对我们说‘对不起你们的妈妈’,但解放后30多年你做的与你说过的这句话不一致。”艾若以前从未对他说过这句心里的话。父亲说:“唉!那不是一回事嘛!”接着他和颜悦色,对艾若和我表示从未有过的客气和热情。他不再说这件事,没有解释“不是一回事”。我们离开病房时他微笑着握着我们的手,坚持要送我们到楼梯口。见到患病的父亲这般表情和动作,我的心软了,难过了。也许这是他最后向自己的儿子表示歉意。
李:“文革”中他的亲戚有没有受到他的牵连?
周:都受到牵连,包括同他从未见过面、从未联系过的人。伯父周谷宜被批斗关押,死在牢房,死因不明,连尸骨也下落不明。后来平反了。伯父在解放前因受父亲的牵连还坐过国民党的牢,差点被处死。“文革”中他的日记被抄被毁,有人看到他“文革”期间的日记中有“起应(周扬)负我”四个字。后来,堂弟去看望刚出狱的父亲时,父亲对他说:“你爸爸的事我知道了,我也感到难过。”小脚老太太姑妈,被戴上高帽子在长沙游街一天。“文革”后来过北京,我问她游街时怕不怕,她说:“不怕。没做亏心事,心里没有鬼。只是莫名其妙。”父亲对姑妈仍然表现冷淡,他听了我同姑妈的对话,淡然地说:“游街,锻炼锻炼也好嘛。”
李:从家族的角度,你怎样看你父亲?
周:不少益阳人知道“益阳三周”,周谷城、周扬、周立波,以“三周”为荣。家族的人也是这样。周家原是纯粹的地主,没有人做官和经商,也不是诗书门第。在父亲小的时候,莲庄湾(又名田庄湾)一片是周家的大田庄。父亲说,为了装出家中有人做官的样子,周家可能通过送钱送礼,经有关人员同意,曾在周家大屋大门两旁的墙上写有“肃静回避”四个大字。据莲庄湾的人说,当时周家重视慈善事业,救济邻近穷人,因此名声好,劫富济贫的绿林队伍路过莲庄湾从不惊动周家。祖父早逝,祖母慈祥开明,作风民主。因此父亲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除祖母舍不得他走以外,从未遇到过家族、家庭的阻挠,从未因革命行动同家族、家庭发生过政治上的矛盾与冲突。父亲尚未成年时,家产一分为三,祖母、伯父、父亲各一份。我8岁第一次回老家时,周家已经穷了,父亲这份田产已经没有了,祖母、伯父只剩很少一部分,按照阶级划分的标准,他们已不再是大地主,只算是小地主或小土地出租者。老家的人不满旧社会的黑暗、腐败,衷心赞成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此,解放后父亲没有遇到老家政治上的麻烦事。“文革”中报上一篇署名盛和秀的短文《周扬的罪恶家史》,内容与事实不符。我记得盛和秀解放前都叫她“和姑娘”,那时30岁左右,文盲,很穷,很老实的样子,曾是我家邻居。执笔人根据她编造的材料写成那篇文章。“文革’冲她成了毛著学习积极分子,去益阳城开过会。“文革”后她名声不大好,这篇文章以及这类文章使长期表现“左”的我,见识了“文革”中的假话,从而使我头脑开始有点清醒。祖母、伯父的家因父亲的缘故,在“文革”前还沾过一点儿“革命家庭”的光荣,解放初期村里把写着“革命家庭”的红纸,贴在周家的门上。父亲注意阶级界限,“文革”前他对我说应该有阶级斗争的观点,说他以前很了解祖母、姑妈、舅舅等人,他们都老实善良,但他们都是地主,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兄弟三人,在“文革”以前,都在没右请示、没有了解划分家庭出身的标准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为地主。1983年在医院我说到家庭出身问题,父亲说:那你填错了,你应该填革命干部。
李:你前面所说的他对亲戚感情很淡,是否与这种政治态度有关呢?
周:可能有关。
狱里狱外
李:“文革”中他自己在秦城监狱的情况说没说?
周:“文革”的事情没有详细谈。我不主动问,他也不多说。零零碎碎说过一点。被关的头几年伙食不好,常吃粗粮,菜少,有时吃不饱。林彪事件后,伙食有点儿改善,有时甚至在菜里还能发现一点儿鸡肉。他在一个平房里住过,里面冷,睡在桌上,在门外一个桶里小便。自己洗衣服洗被子缝被子。审问时讲实话就挨打。一只耳朵已被打得萎缩了,不能复原了。后来只好沉默,不表态,这样挨打少一点儿。有一段时期,他被关在监狱以外的地方,后来在监狱以外的地方,在陆续释放、解放一些人的时候,他的问题却像是在升级,他被迁到了真正的监狱。他想未必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比别人更严重吧?到底有什么真正严重的问题严重到要坐牢呢?
李:他想没有想到可能是因为他和江青关系不好的原因?
周:他没有说。他在狱中联系以前从未想到过的许多问题,反复阅读《资本论》,读得津津有味,温故知新。出狱前一夜没有睡,给毛主席写信,谈自己的错误,并问主席、江青好。原估计毛主席看信后可能找他谈一次,后看到主席衰老有病,知道已不可能。艾若和我去看夏衍,夏衍说:“你爸爸太老实了,组织纪律性太强了,写什么信,我的组织纪律性就没有他强。通知我出狱,我就让儿子把我背出来了。”
李:夏衍谈他狱中的情况吗?
周:他也没有谈。他只说“那是封建法西斯”。他被打致残的那条腿变短了,脚上穿着特制的鞋,鞋底明显加厚。父亲刚出狱后的一段时间里,因长期关押说话机会少,唇舌变得不灵活,说话困难。还有幻听,断断续续听到“打倒林彪!打倒周扬!”的口号,感到不舒服。“文革”结束后不久,《人民日报》刊登过一篇批判张春桥的文章,文中提到张攻击鲁迅是受周扬的指使。我去问父亲:“真有那回事吗?怎么批‘四人帮’还要批你?文中把你写成30年代张春桥的后台。”他说:“随他们说去吧,我都烦了,不想去澄清。我为什么要指使别人攻击鲁迅?那时候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狄克、张春桥。”
李:他对自己的经历如何思考,有没有与你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周:没有集中谈这个问题。没有探讨。只说过一些可能与这有关的话。他的人生道路有偶然性。他原本是想学军事的,七搞八搞结果还是搞文。族内曾决定把他过继给祖父的堂兄弟当儿子,祖母舍不得,天天哭泣,哭得族人改变了这一决定,否则他会有不同的经历。一位不相识的巴西人长期注意他的情况,来信祝贺他出狱。由此他想到自己的名气——“有点名气也只是虚名”。有人说他的文章干巴巴,情感少。他好像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大满意。谈起他的文章干巴,我突然想起50年代在报上看到的他悼念陈波儿的短文,我说那篇有情感。他说别人也说那一篇他写得动感情了。当时袁牧之在陈波儿遗体旁哭得很伤心。
李:人们好像对他的文集没有收一些批判报告表示不解?
周:他同意出文集,但劲头、兴趣不大。“文革”前他写的不少东西同批判、斗争相连,伤害不少人,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既然要出文集,就应把那些有问题的东西也收进去。1983年艾若去医院时说到他的事情,艾若说“左”危害最大,最顽固,今后应汲取以往教训,顶住“左”的压力,坚持真理,坚持原则。过去艾若从不这样当面谈父亲的工作,所以听了艾若的话,父亲似有稍许同感和不悦,低声说:“是啊。”稍听片刻又低声说:“你的思想可能比较解放,将来你也可以批判我嘛。”有人建议他写自传,他暂时不准备写,想以后再说。他想象,将来读者在他的自传中读到有些部分,例如15岁结婚后在长沙读书时住在旅馆,让妻子和两个佣人陪着,一定会奇观当年他怎么会是那样。他很羡慕鲁迅、郭沫若、茅盾书读得多,比他读得多。经历同他类似的一批人,从延安时代起就是政务多,当领导,搞组织行政工作,开会,搞运动,很难做到像鲁迅。郭沫若、茅盾那样读书。他很羡慕鲁迅、郭沫若、茅盾、毛主席的历史知识。他说:“把历史知识掌握好了,那是很厉害的。”他很遗憾自然科学知识懂得太少,影响了读马、恩的书,看《自然辩证法》时有的地方领会不深。宗教的书看得少,现在很想看。他还想多读多写,他长叹一声:“唉!总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老了。”1983年我领着他做了几项身体检查之后,医院同意他出院。出院那天他很高兴,说:“我在死不在,死在我不在。”大意可能是这样。他说这是古希腊哲学家的话,马克思欣赏这句话。回到家,他在院子里使劲原地踏步试试腿劲,机要秘书赶紧从屋里跑出来阻止。当时父亲精神状态很好,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