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 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谋税逗椭盏恪;蛘咚担久挥斜税叮挥兄盏恪�
    不仅仅如此。宗派斗争意外地成为一帖兴奋剂,在政治口号的背后,激发出所有卷入者的激情和创造性。它仿佛具备一种特殊功能,既毁灭人却也造就人。有的人因它而才华消磨,有的人却因它而具备了才能;有的人因它而命运坎坷,有的人又因它而声名显赫。有的人不能不咒骂它,却在咒骂的同时又不能不陷入其中;有的人希望尽快摆脱它,却又最终只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
    我迟迟不能动笔。我担心一管无力而虚弱的笔,不能承受如此分量如此复杂的内容。我更担心,尚未思考透彻就匆匆描述,会让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变得更加含混不清,更加不可思议。
    回首历史时往往就是如此,愈有探讨价值的现象,愈加难以把握。
    但不管怎样,人们总是要面对它,迟早要解剖它。迟早。
    一个早上醒来,我决定还是写写这个题目。
    周扬、冯雪峰、丁玲、胡风,萧军我们视野中的这些人物,幅他们构成的左翼文化界特有的“宗派斗争”现象,其实已经超出了通常对于宗派和宗派主义的定义。一般来说,宗派是指政治、学术、思想、宗教方面自成一派而和别派对立的集团,而宗派主力,则被简单界定为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特点是思想狭隘,只顾小集团的利益,好闹独立性和作无原则的派系斗争。从表现形态上看,半个世纪以来此起彼伏的宗派斗争,当然具备这样一些特征,并因不同环境不同场合而有所不同。然而,这种普遍意义的概括,并不能说明我们面对的特殊现象。就是说,它的色调过于单一,笔触过于规范,绝对不足以勾画我们面对的迷宫,不足以描绘那些漫卷的烟云。
    一切因权力的参与而显示出特殊性。
    按照原有的理解,宗派并非一个贬义的现象,它和“派别”应该是通用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思想、学术、文学诸方面形成各领风骚的派别,或者说宗派。在一个平等的尺度面前,宗派之争本应是思想的冲撞,观念的交相辉映,而不必借助其他。由此,人类的精神领域,才变得丰富起来,才呈现出千姿百态。好几年前,谈到刊物的个性时,我曾对所谓“兼容并蓄”的方针发表过意见。我认为,一个刊物其实就应该高扬自己的旗帜,明明白白而不是羞羞答答地宣布自己与别的刊物的不同,甚至明白无误地具备排他性。只有这样真正具备个性风格的刊物,才能独树一帜,不至于淹没在洪水一样的刊物中。几十年来,多少省多少城市,有多少个《××文学》、《××文艺》,多少大学,又有多少个《××大学学报》,可是,谁能分得清各自的容貌,记得住各自的特征?一样的“兼容并蓄”,一样的分门别类,一样的文风、学风。没有相互之间风格的竞争,思想的交锋,更谈不上以刊物而形成不同的派别,去进行富有意义的赛跑。
    于是,呈现在历史面前的,是雷同,是单调。雷同、单调,也就意味着风格、思想与精神的苍白。不仅仅刊物,其他很多领域同样如此。
    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派别之争消失了,与权力相结合的宗派斗争,却以不同方式不同面貌有声有色地进行着。我所熟悉的文化界,正是如此。权力闪耀着美丽的光环,但一旦与无法明说的宗派情绪嫁接,便长成为一棵弯弯曲曲的怪树。树上没有鲜花,却结下了苦果,涩果。
    周扬在更多时候拥有别人没有的权力,他自然成为一个中心。当勾画他的一生时,他的暮年会是重要的,是值得用浓彩的。但我们又必须还原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他。不管承认与否,在以往那些日子里,他心中的宗派情绪,不断蚕食着感情。思想与理智。他拥有胡风、丁玲、冯雪峰他们所没有的权力,他便有了战胜他们的可能。事实就是如此。当一个个运动突兀而至时,有意无意之间,周扬把个人情绪同政治斗争捆在一起,从而导致与胡风、丁玲等人矛盾的激化,并借助于革命的名义,借助别人没有的权力,把长久的纠纷,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没有他那种权力的人们,希望自己也能拥有它,借助它。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把期求的目光投向他们所崇拜和敬重的领袖们。最终,他们失败了。因为,宗派斗争并不是决定事情变化的一切,特别在领袖们那里。可惜卷入其中的人们,无法摆脱个人纠纷的困扰,把思路转到另外的角度。
    开始思考宗派斗争这一问题时,我常常想,为什么它偏偏在左翼文艺界内部最为严重。从鲁迅时代的两个口号论争开始,一直到丁玲与周扬最终的互不原谅,几乎长达半年多世纪。卷入其中的许多人,本应是战友,因为他们从事着同一事业,拥有同一理想。可实际上他们却成为无法和解的对手,其矛盾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其他。
    也许是历史给予他们一个误会。在他们心中,总有这样的自信,自己拥抱了革命和理想,也就拥有了真理,因而只有自己是正确的。时光匆匆,凤云匆匆,他们的词汇中段少“宽容”的字样。过分的自信,产生强烈的排他性,而且以一种鄙视的目光,打量与自己相左的人。
    具备这样自信的人,是没有权威概念的。正是如此,当年年轻的周扬,和一些年轻的左翼作家,才敢于向鲁迅挑战,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代表着新生的时代。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发生的一切。
    这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开端。由此,政治热情、理想追求、宗派情绪,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体。在权力还没有成为决定思想之争、学派之争命运的时候,与鲁迅的矛盾,仅仅限于文字交锋思想交锋,而且是极有意义的交锋。但是,即使这样,一种被扭曲的情绪,给后来的宗派斗争埋下了隐患。鲁迅派——冯雪峰派——胡风派,名称的变换意味着宿怨的加深和矛盾的复杂化。50年代“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等,几乎囊括了所有曾与周扬等人在不同时期有过冲突的文人。丁玲与冯雪峰曾有过热烈的爱情,周扬与她矛盾激化,也许有相应的个人因素参与其中,但我认为彼此之间性格的冲突起着决定作用。
    不管怎样,一旦权力的介人成为现实,以往的种种矛盾冲突,便发生了质的变化,各自的命运也从而改变。
    十年前那个喧闹场景,在冬日的萧瑟中显得离周扬那么遥远。
    周扬躺在病榻上。白色裹着的世界,沉寂无声。
    突兀其来的变故,已经使他无力再继续人生的旅途了。他的思维一日日接近于死亡。类似的场景里,不再可能出现他过去威严的身影。他也不可能再有青年或者中年那样的活力,与丁玲一样感受创造的激情。
    他默默地接近死亡,却永远不会无声无息地消失。他注定成为这个世纪的显赫角色,活着或者死去,都赫然存在着。
    周扬在“文革”后以不同于过去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使一个可能会被人们用单一笔调单一色彩勾画的历史人物,变得复杂起来丰富起来。更容易被人理解,也更难被人理解。历史与现实中巨大的差别,使对他的描述增添许多意味,也增加许多难度。透过外在的形态,人们能看见背后隐匿的世界吗?情况就是如此。不仅他晚年所表现的一切,引起不同的议论和结论,他整个的人生,也从而更具解剖价值,其性格、思想、生平的叙说,更具历史感。
    我一直设想写一本周扬传,可准备好几年,至今也没有动笔。这实在是难以描述的人物。他的性格,他经历的一切,他所活动的背景,似乎远没有到可以洒脱地勾画的时候。和我写过的那些人物不同,我无法深入到他的内心,无法透过他外在的形态,揣摩其每一时刻每一举动的动机。但惟其如此,他才更值得探讨,值得描述。人们要了解历史,或者认识人物性格,他都算得上一个颇具诱惑力的对象。
    在谈论他时,我曾用过“仕途上摇荡的秋千”这样一个比喻(参见《摇荡的秋千》,《读书》1993年10期)。我知道,对于周扬,这种比喻显得简单,但我暂时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概括。对我的比喻,一些我所尊重的前辈表示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我没有理解他们和周扬这样一代人投身革命的初衷。那时,是以热血和生命为代价,来追求理想的实现。做官、权力等,并不是花园中美丽的花朵,平静地等待着他们摘取。
    起初听到这样的意见,我觉得自己可能显得偏颇。对于曾经充满理想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那代人,我怎么能用“仕途”这种传统术语来概括其人生旅途呢?为了表述的方便,为了对某一方面的侧重,却掩映了曾经闪光的生命。由此可见,在历史面前,年轻人的笔常常会显得单薄、肤浅、无力。而年龄差异环境差异,几乎是无法跨越的,这样,对过去的认识,如何才能准确、才能真切?我无法确信。
    随后我又感到困惑。
    人都生活在现实之中(人们习惯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而现实,无论何时何地都存在仕途、权力,而地位的不同能带来人的分量的不同。这是无须回避的存在。理想的最初闪耀,未必就能取代一切,涵盖一切。一个恢宏事业的进展过程,也并不一定让个人性格全然消亡。我们所看到的恰恰相反。在历史的大合唱中,个人总是以不同方式发出自己的声立曰。
    周扬正是强烈地表现出个性的一个。我觉得,一方面,“仕途”还是能概括他五六十年代所曲折走过的路程,另一方面,与“仕途”紧紧相连的领导欲、权力欲(这里并非是贬义上的理解),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他。他热情拥抱理想,勇于为事业而献身,同时,又把个性的完成,同理想的实现融合在一起。于是,当历史给予机遇,只�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