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对丁玲被捕问题就作了审查，由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签字的审查结论就已肯定“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从1940年第一次“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到1984年最后一次“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相隔四十四年，其中约30年丁玲是戴着“反党”、“右派”或“叛徒”的帽子度过的。这30年，她在桑干河畔，在北大荒，在汾水之滨，她结识了不少新中国的农民，并同他们结为朋友。她体验了群众生活，丰富了自己创作的源泉
从1940年到19M年，更确切地说，从1933年到19M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年月中，丁玲同志的革命活动经历了肯定、否定、又肯定、再否定、再次肯定、第三次否定；最后才又得到党的总肯定。这是多么生动、又多么令人难于理解、值得深思的故事啊！
丁玲同志是个作家，但又是个共产党员。她虽然长期处在被打击、被折磨、被贬斥的逆境中，但从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和追求。这是由于她始终坚持以共产党员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以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终身志愿，而不是以单纯的作家，以个人的名声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所以直到晚年，她一直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维护党的利益，在文艺战线上坚持党的方针，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与恩怨。她的作品获得人民的好评，也受到海内外国际人士的赞誉。
对丁玲同志一生的曲折遭遇，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件，到底应该怎样去认识？哪些是社会的必然？哪些是人为的制造？在各个有关方面，包括有关组织和个人，从几十年的反复过程中，又应该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有的人，对丁玲的历史，既不承认组织上已有的结论，也不相信现实的调查，却一味按照自己想当然的怀疑来给人定罪并急于公之于众，这是为什么呢？我在这里说不清楚。只有让历史家们去研究了。
事情已经过去。追究责任易于引起新的混乱，不利于团结，是不可取的。但为着避免重走错路，从思想上清理清理不正之源，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则很有益处。
最后，我引用贺敬之同志一段话：
“丁玲同志是我从现实生活中所能见识到的一位真正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位以她的党性的光辉使我感到确实是为我们这些党员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的人。不论是她在和阶级敌人作斗争，或者和民族敌人作斗争所经历的严峻考验都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和党内长期的不幸遭遇中所经历的令人惊叹的反复考验更说明了这一点。”（引自《光明日报》1986年7月3日，贺敬之《致丁玲作品讨论会的信》）
这一论断，我认为比较客观和切合实际。我引用在这里，本文也就此结束。
一九八六年九月
周扬和我
于光远
我不是文艺界人士，建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文艺工作也不关心，因此周扬在文艺工作中的是非功过、他和文艺界某些人士的恩恩怨怨，过去不了解，直到现在也还是不甚了了。知道的一鳞半爪不会超过许许多多评论周扬的人。但是我同周扬的关系应该说还是相当密切的。我同他相识的时间到去年已有50年之久，自信对他基本上是了解的，有机会我想写一篇评论他的文章。不过今天我只想回忆我和他接触的经过，想写的那篇带有评论性质的文章暂时放一放。
一
最近我写了一篇《忆艾思奇》。文章分六小节：“闻名”“见面”“相识”“同事”“朋友”“不平”。这里说的“见面”只是我见到了他，而他未必认识我，说不上相识。我和周扬的关系大体上也是这样，连最后这“不平”也都适用。
在30年代，我听说过周起应这个名字，算是闻名。1940年初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开成立大会，我同他都在主席台上。我请人指出台上都是些什么人，指到周扬时我注意看了一下。这次是2月间的事。6月，延安开新哲学年会，我又把他在与会者中间辨认了出来。这是“见面”。那时他是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在延安，抗大、鲁艺、陕公、女大这些干部学校大家都很重视。但这些学校都不归教育厅管。边区普通中学没有几个，小学也不发达，周扬这个教育厅长的本职工作不会多。后来我读了他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我想大概就是他当教育厅长时翻译的，因为在那次新哲学年会上他提交给年会的论文的题目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
我和周扬“相识”也许就在1940年6月举行的那个新哲学年会上。那时我早已知道他了。在那个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我这张延安哲学界的“新面孔”，很可能引起了周扬的注意。散会后我有幸同毛泽东坐在沟口新开张的胜利食堂的一张餐桌上，而且我就紧靠他的身边。毛泽东在餐桌上问了我的姓名、专业，讲了一通哲学家要多学些自然科学知识的道理。这时周扬如果也在饭桌上，更不会不注意到有我这个人。但我们没有交谈过一句话。当然那时还没有交换名片这样的事，只能说互相认识，不能说“结识”。
我和艾思奇从“相识”到成为“同事”相隔有六年之久。我和周扬从“相识”到“同事”也相隔了四年。那是在1944年，党中央决定重建延安大学，任命周扬为校长的时候。重建后的延安大学向正规大学迈进了一步。它下辖行政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三个学院。行政学院的前身是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的，为陕甘宁边区培养地方行政干部的学校。本来不出名。院长王子宜也很少有人知道。1942年后，这个学校在抢救运动中一度成为专门从事“抢救”后的甄别工作的地方。我也从西北局来到这个学校接受甄别。那时集中在那儿的人很多很多，并不上课，也不搞运动，只是住在那里等“结论”。重建延大时它又变成一个真正的学校。它的地位比整风前—下子提高了许多。院内设有财经、教育、行政三个系。鲁艺很出名，那时沙可夫任院长。自然科学院李强任院长。这两个学校内也都设有若干个系，学习时间也比较长。三个学校加在一起是当时延安干部学校中最大的。延安大学校长的职务，应该说是很重要的①。那时我在行政学院刚结束甄别，党组织就没有让我回西北局，跟着行政学院到了延安大学，留了下来，成了周扬的部下。
但是如果不发生毛泽东指示延安大学开一门大课的事。我和周扬还不会熟悉起来。有一天，周扬把副校长张如心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们：他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毛主席指示延安大学开一门全校都听的大课。这门大课应该包括三个部分：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和现实的理论和思想问题。毛主席还说自然发展史这门课可以让于光远讲。周扬说，这门大课就由张如心、我和他自己三个人开。我先讲自然发展史，接着张讲社会发展史，最后由他自己讲第三个部分。每周上一次课，每部分讲四到六次，就在延安南门外的行政学院
①人们都说周扬担任过鲁迅文学艺术院院长。我对他担任延安大学校长之前的履历不很清楚，也没有特别注意，最近问了比较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才知道鲁迅艺术院成立初只包括音乐和美术等艺术，而未包括文学。鲁艺第二期才设文学系。鲁艺的名称也是在这之后才改为鲁迅文学艺术院的名称。此时周扬担任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并兼文学系主任。周扬没有当过鲁艺院长，院长一直是吴玉章，他只做到副院长。礼堂讲（延安大学校部与行政学院在一起），校部和行政学院全院工作人员、各系师生都听。鲁艺在延安东边十来公里外的桥儿沟，而自然科学院，那时也已经从南门外杜甫川搬到北门外大便沟内，这两个学院都离上课的地方很远，只好派“代表”听课。
很快就开始上课，三个人各自准备，各讲各的。周扬提出，在一个人讲课时，其余两个人最好听听，便于向毛主席汇报。我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周扬和张如心果然去了。我讲了五次，他们是否每次都去，记不得了。而张、周讲课时，我是一次也没有漏掉，都去听了。我很想了解张如心和周扬的理论水平，同时那时我还是延安大学教务科的副科长，更该了解有关这个“大课”的教学状况。
经过这三个来月的大课，我对周扬就有了比较多的了解，他操湖南乡音，但口才很好，讲的是自己的心得体会，既生动也深刻。相比之下，张如心讲的大都是书本上的东西，就相当枯燥。通过听周扬的几次讲话，我很佩服他的学识和水平，看出他是个思想很开阔的人。
同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接触：日本投降后，延安大学全校师生要到东北解放区工作，于是全校组成了一个行军大队，下辖行政学院、鲁艺、自然科学院三个中队。周扬是大队长，我是大队秘书兼直属中队的队长。加上直属中队，延安大学共四个中队，四个中队分开来走，在行军过程中不能联系。所谓直属中队，它的主要人员就是周扬一家、张如心一家、何干之一家。此外还有自然科学院最低年级的十几个女孩子。自然科学院那个中队想走得快些，不便照顾这些低年级的女孩子，提出让她们跟我们这个直属中队走。我同意了。那些女孩子其实都能走，让我耽心的倒是在行军中要照顾周扬的只有十来岁的两个孩子。我想这也许是比较麻烦的事。一路上周扬和他的夫人苏灵扬都能忍受艰苦，没有提出任何使我为难的要求，说明我是过虑了。周扬很照顾行军中做实际工作的人的困难。这段行军时间很长，有20多天，行军中没有什么事，我和他闲谈的时间不算少，使我增进了一些关于抗战前上海文化界的历史知识，也使我增进了不少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