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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风与周扬的关系，我所知道的只有30年代在上海的口号之争和鲁迅文章中所写的关于“四条汉子”那些话，其他一概不知。关于这个口号之争，30年代在上海的刊物上的文章，作为一般的读者，我倒注意了一下，但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原则的分歧。觉得本来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东西变成大是大非的问题，争来争去理解不了，也就不再关心，我也一直没有注意胡风与胡的朋友们的言论和行动。反胡风斗争后毛泽东批注的那几个材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我当然看了。看了仍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觉得胡风等人消息很灵通。胡风和朋友们的信中写到1952年由于“学习杂志错误”几个“理论红人”受批判的事。我就是信中所说“理论红人”中的一个。而且信中所说的陈伯达为此事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是我所不知道的。我相信很可能有这么一件事，但是除了胡风几位提到此事，至今我还没有得到其他信息。从公布的那些信件中我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反革命活动来。那时有一段时间中宣部长会议经常讨论胡风问题。在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打成反革命集团这件事上，部长是十分积极的。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我们多次听到认定胡风等是反革命是中央、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把问题提得那么尖锐、那么明确。那时毛泽东虽然没有署名（作为毛泽东的著作正式发表是在《毛泽东选集》五卷出版的时候），但是不仅我们这些参加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的人，而且可以说许许多多人是全都知道的。当时我认为，毛泽东这么说必然会有充分的根据，没有朝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在反胡风的“斗争”中，周扬当然是主角之一，周扬也是处理“胡风反革命问题”十人小组的成员。但组长不是他。而且这个小组的许多工作是公安部长在抓。周扬在部内一直被部长认为是一政治上不那么尖锐，带有书生气的人”，常常说他是“好人”（带有某种贬义的“好人”），说他把胡风和“党”的斗争，视作“文艺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这样的话我就是在部长会议上听到的。当然部长的话说得很温和，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听明白。对这种批评，周扬也从不辩护。当时我还听说毛泽东对周扬也有“政治上不尖锐”的批评。
现在胡风案件早已正式平反，有许多人写了文章。文章的作者有的是作了调查的，有的文章作者是当事人，写的是自己亲身的经历。文中所写的周扬的言行，我想都会是事实。事实是最雄辩的。上面写的是我在中宣部期间周扬给我留下的印象。
关于丁陈事件。丁玲和陈企霞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丁玲这个人和她被捕后在南京的那段历史，1939年我一到延安听人们讲得很多。后来，她的《三八节有感》发表后，人们对她又特别议论了一阵子。但一直没有见过她。直到1946年我同她从张家口一起出发去桑干河流域搞土改，算是相识了，不过不在一个村工作。建国后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她当过一个短时期的文艺处长，一起开过会，但没有交谈过。没留下什么印象，好的不好的都没有。我同陈企霞倒比较熟悉。1940年我在延安中央青委机关，他同我都是“轻骑队”的积极分子。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闲聊。我认为他有一个优点：看问题尖锐。我喜欢听他讲话，只是感到他说话过于尖刻。1941年下半年他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当丁玲助手之后，我们再没有联系。1955年提出“丁陈反党集团”，我有些奇怪，因为丁的历史似乎大家早就知道，组织上想必也早就审查过，否则不会到中宣部当文艺处长，陈企霞也是在延安经过整风审干的人，怎么一下子又都有了“严重问题”。
从40年代起我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反党”。这是个很重的罪名，但是我一直不懂得怎样的行为是反党。我觉得“反党”似乎是一个模糊概念，可是这个问题又不好提出来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因而许多年一直不清楚。加上丁陈究竟在什么事情上“反了党”，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虽然说得非常之多，我却越听越不明白。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部领导对这件事抓得很紧，我估计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一定说过什么指示。对这，我当时没有听到什么，我只是根据中宣部所开展的批判都有毛泽东的某种指示这个一般规律来判断的。我想对丁陈也不会例外。最近看了《炎黄春秋》上李之琏写的《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一文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在1956年12月的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审查丁玲历史反党集团问题专门小组”汇报之后，“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李认为周这么讲是不真实的。根据多年与周扬交往，我相信周扬不会也不敢无中生有地讲到毛泽东。李之琏说：“我对于周扬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对李之琏提出的这一点，我倒觉得并不奇怪。毛讲的话要不要人传达，不是周扬能作主的。过去的历次批判也并不都传达。而且周扬讲的这件事我想陆定一是一定知道的。那次部长办公会议上周扬讲这句话时陆定一在场，他没有说否认周扬的话，可以反证周扬讲的是实话。周扬不会当着陆定一的面说假话。周扬可能有这种错误或者那种错误，但周扬不具备李之琏文中所描写的说假话的那种品质。
至于在处理丁陈“案件”过程中许多复杂的情况，有待于弄清楚。可惜知情人一个一个地逝世，完全弄清楚的难度相当大。我认为这个事件一定有“左”的指导思想这个大背景，而这个大背景是不容忽视的。
那些年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上我听到文艺界受批判的事可真多，凡是在部长办公会上讨论过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事件，而这些事情，我回想了一番，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指示：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在前，小说《刘志丹》、电影《早春二月》、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后，都有毛泽东的指示。丁陈事件毛作了什么指示，至今我不知道，可是我相信周扬的话，也会有。
我还有一个疑问：毛泽东为何对文艺发表这么多的指示，是否每篇都是他看了作品后的感想？有一些我不怀疑，有一些我怀疑是江青在其中发生了作用。对电影《武训传》和《海瑞罢官》进行判断这两件事中，江青是出了面的。其他江青未出面的事情中有一些江青也可能起了作用。她起作用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对这我只是怀疑，我不掌握材料，因此不能使我作出有事实根据的判断。
在“文革”结束周扬到科学院后，有一次在油房胡同，我对他谈起陆定一“文革”后在北京医院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们中宣部十几年中，无非是整完这个人之后接着再整另一个人。”陆定一对中宣部的工作能作这样一个反思，使我对陆产生很高的敬意。周扬听了我的话苦笑了一下说：“可不是么！事情就是这样。”陆定一讲话向来概括性强，周扬不会说陆定一说出的那种高度概括的语言。文化大革命后周扬对自己在中宣部（或者更早以前的那些年份）做过的事，也常作反省。在许多场合他还向许多文艺工作者道歉。那时我听说在周扬作这种反省时，有人还认为周扬不应该那么做，因为许多整人的事并不是周扬自己决定的，而是中央决定的，周扬无权去检讨。但是周扬还是反省、还是道歉了。对于在我们党内统治了许多年的“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经过“文革”，陆定一有了很大的觉悟，周扬也有了很大的觉悟，而有一些人却不觉悟。
四
从1963年起，全党工作的重点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转移。1964年、1965年两年，对学术界、文艺界的“批判”越来越“扩大”“深化”。1962年在广州举行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领导人主张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半年之后，毛泽东8月间在北戴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中，对原先刘少奇起草的那个草稿予以否定，提出把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为运动的目标等等。在这段时间内，周扬一直在斗争漩涡的中心。在1965年他被任命为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但我观察到他情绪不高，有一种想离开这场运动远一点的倾向。在这期间他常去天津。他去天津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做，我看出他不过是借个题目下去走走。当他在天津的时候，我也曾为其他的事去过天津。见面后我向他汇报了科学处的工作，也同他进行单独的谈话，在谈话中听出他一些心声（那一次我去天津时，陈伯达以在小站蹲点的名义住在天津。我同周扬还一起去看过陈伯达。这也是我观察周扬的机会）。
1965年下半年，医生检查出周扬患了肺癌，在阜外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并且幸亏是早期。手术后他去了天津休养。他也就因此暂时离开北京尖锐的斗争。
正当周扬在天津养病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在北京爆发了。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陈伯达做了权力很大的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这个小组的顾问。风声传到天津。周扬从天津打电话给陈伯达，想了解有关这个运动的情况。陈伯达同周扬的私交是不错的。可是周扬的电话陈伯达根本不接。周扬在中宣部中是仅次于大阎王陆定一的二阎王。同时他又是“又长又黑”的那条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红得发紫的陈伯达又怎么能不和周扬划清界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