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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离开上海去广州，在轰炸中过日子，也在轰炸中跑了不少地方。两年多以后我到了重庆，在沙坪坝住下来。我去北碚复旦大学看望朋友，在马大哥的家里我们谈到夜深，恨不得把将近三年的事情一晚上谈光。他似乎老了许多，也不像过去那样爱书了，但还是那么热情，那么健谈，讲话没有保留，没有顾忌，他很可能跟我畅谈一个通宵，倘使没有他第二位夫人的劝阻。夫人是罗淑在广西结识的朋友，她是为了照顾罗淑留下的孩子才同宗融结婚的。对那个孩子她的确是一位好母亲，可是我看出来在马大哥的生活里她代替不了罗淑。一谈起罗淑他就眼泪汪汪。
他一家住在学校附近，自己租的农家房屋。当时在大后方知识分子的厄运已经开始。马大哥不是知名学者，著作很少，平时讲话坦率，爱发表议论，得罪过人，因此路越走越窄，生活也不宽裕。他的心情很不舒畅。然而他仍旧常带笑容，并不把困难放在心上，虽然发脾气的时候多了起来。朋友们关心他，有时也议论他，但是大家都喜欢他。他真像一团火，他的到来就仿佛添了一股热流，冷静的气氛也变成了热烈。他同教授们相处并不十分融洽，但在文艺界中却有不少知心朋友。他住在黄桷树，心却在重庆的友人中间，朋友们欢聚总少不了他，替别人办事他最热心。他进城后活动起来常常忘记了家。老舍同志知道他的毛病，经常提醒他，催促他早回家去。
他朋友多，对人真诚，在他的身上我看出了交友之道。我始终记得一九四一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他有一位朋友思想进步，同学生接近，也很受欢迎，但是由于校外势力的压迫和内部的排挤给学校解聘，准备去别处就业。朋友动身前学生开会欢送，马大哥在会上毫无顾忌地讲了自己心里的话。在这之前另一位同他相熟的教授到他家串门，谈起被解聘的朋友，教授讲了不少坏话。他越听越不耐烦，终于发了脾气骂起来：“你诬蔑我的朋友就是诬蔑我！我不要听！你出去！出去！”他把教授赶走了。他为了朋友不怕得罪任何人。没有想到六年以后在上海他也让这个学校（学校已经搬回了上海了）解了聘，只好带着全家渡海，去台北。我听见他的一位同事谈起解聘的原因：上海学生开展反饥饿运动的时候，他们学校当局竟然纵容当地军警开进校园逮捕同学。马大哥对这种做法十分不满，在校务会议上站出来慷慨直言，拍案怒斥。这是他的本色，他常说，为了维护真理，顾不得个人的安危！
怀念马宗融大哥（3）
我第一次回到四川，一九四一年初去过成都探亲，不久他也来成都为罗淑扫墓。我们一起到墓地，只有在这里他显得很忧伤，平日他和友人见面总是有说有笑。一丛矮树编成的短篱围着长条的墓地，十分安静，墓前有石碑，墓旁种花种树，我仿佛来到分别了四年的友人的家。我的心平静，觉得死者只是在内屋休息，我们在廊下等待。我小声劝慰马大哥：“真是个好地方。世弥在这里安息多么好。”他摇摇头苦恼地说：“我忘记不了她啊！”他拍拍我的肩头，他的手掌还是那么有力。我向他建议将来在这里种一些名花，放些石桌石凳，以后朋友们来扫墓，在小园中坐坐谈谈，仿佛死者就在我们中间。他连声说好。我也把我的想法同别的朋友谈过，准备等抗战胜利后实现这个计划。当时谁也不是存心讲空话，可是抗战胜利后的局面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我没有能再到成都，马大哥也被迫远去台北。解放后我两次去成都，都不曾找到罗淑的墓地，今年她的儿子也去那里寻找，才知道已经片瓦无存了。
在台北他住了一年半光景，来过几封信要我去。他在那边生活安定，功课不多。但是他不习惯那种沉闷的空气。新的朋友不多；他关心上海的斗争，又不能回去参加；一肚皮的愤懑无处倾吐，经常借酒消愁。台大中文系主任、友人许寿裳（鲁迅的好友）在自己家中半夜被人杀害后，他精神上的苦闷更大，他去看了所谓凶手的“处决”回来，悲愤更深，经常同一位好友（乔大壮教授）一边喝酒一边议论，酒越喝越多，身体越来越差。他病倒后还吵着要回上海，我去信劝他留在台湾治病，但是他说他“愿意死在上海”。靠了朋友们的帮忙，他终于回来了。如他的女儿所说：“他带着我和十岁的弟弟，躺在担架上，让人抬上了民生公司最后一班由基隆返沪的货船。当时的上海正是兵荒马乱，我们只能住在北京路‘大教联’的一个联络站内。”①
复旦大学的朋友们负责照料他。孩子们同他住在一起。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一身浮肿，但仍然满脸笑容。他伸出大手来抓我的手，声音不高地说：“我看到你了。你不怪我吧，没有听你的话就回来了。”我说了半句：“你回来就好了。”我好不容易忍住了眼泪，没有想到他会病成这样。火在逐渐熄灭，躺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大孩子”，是一位和善的老人。当时我的心情也很复杂，我看：这次的旅行不利于他的病，但是留在台北他就能安心治病吗？
这以后我经常去看他，然而对他的医疗我却毫无办法，也不曾尽过力。他一直躺着，我和萧珊去看他，他还是有说有笑。我暗中为他担心，可是想不到他的结局来得这么快。关于他的最后，他女儿这样地写着：
父亲得不到适当的医治和护理，在上海解放前一个多月就恨恨地去世了。弥留之际，因为夜里戒严，连送医院急救都做不到，昏暗的灯光下，只有两个孤儿束手无策地看着父亲咽气。
那天深夜我接到住在联络站里的复旦友人的电话，告诉我“马大哥去世了”。我天亮后才赶到联络站。孩子们小声地哭着，死者静静地睡在床上，大家在等候殡仪馆的车子，只有寥寥几个朋友向遗体告别。
但是在殡仪馆开吊的时候，到灵前致敬的人却有不少，好客的死者不会感到寂寞。他身边毫无积蓄，从台北只带回几箱图书。有人建议为子女募集教育费，已经草拟了启事并印了出来，但不久战争逼近上海，也就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仪式完毕后遗体由回教协会安葬在回民公墓。孩子们起初不同意，经过说服，一切都顺利解决。我也参加了公葬仪式，我后来也去过公墓。公墓在徐家汇，地方不大。两个孩子健康地成长起来，图书全部捐赠给了学校。一九七二年他的儿子有事情到上海，再去扫父亲的墓，可是找不到墓地在什么地方。
关于马宗融大哥我还可以讲许多事情，但是对于读者，我看也没有多讲的必要了。我们有一个习惯：写纪念文章总喜欢歌功颂德，仿佛人一死就成为圣人，私人的感情常常遮住作者的眼睛。还有人把文章作为应酬的礼品，或者炫耀文学的技巧，信笔书写，可以无中生有，逢凶化吉，夸死者，也夸自己。因此许多理应“盖棺论定”的人和事都不能“盖棺论定”，社会上还流传着种种的小道新闻。
然而关于马宗融大哥，大概可以盖棺论定了吧。三十三年来在多次的运动中未见有人出来揭发他，也不曾为他开过一次批判会。他虽然死亡，但死后并未成为圣人，也不见一篇歌颂他的文章。人们似乎忘记了他。但是我怎么能忘记他呢？他是对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听见人讲我的坏话，他也会跟人打架。我不想在这里多谈个人的感情。我从来不把他当做圣人。他活着时我常常批评他做得太少，不曾把自己的才智贡献出来。他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拾荒》，和用文言写的《法国革命史》（也是薄薄的一本）；还有两本翻译小说：屠格涅夫的《春潮》和米尔博的《仓库里的男子》，字数都不多。我知道他的缺点很多，但是他有一个长处，这长处可以掩盖一切的缺点。他说过：为了维护真理顾不得个人的安危，他自己是这样做到了的。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的身上闪闪发光，可是我不曾学到他的长处，也没有认真地学过。过去有个时期我习惯把长官的话当做真理，又有一个时期我诚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训，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愧对亡友。这才是我的欠债中最大的一笔。
怀念马宗融大哥（4）
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我怎么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