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中了举。举人在清时已具有了较高的地位，不仅可以参加“会试”，得到“进士”名分“正途”为官的资格，而且已可直接经“选举”或自捐为官，甚至直接为知县。因此都被称为“老爷”，自然甚得人恭维，而老二保谦却相形间被人冷落。甚至有人讥称之为“夹板老爷”（夹在两兄弟之间）！如今还是个“白丁”，处境十分尴尬，再要请准续读几年的话也难以出口了。所幸他早已握了一个可靠的挡箭牌在手，而目下时势也为他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条件。所谓挡箭牌，就是他祖父景溪公的临终遗言，由于祖父格外地宠爱，他对祖父也敬重如神，这遗言在众多的水旁镇字辈中唯有他得以亲聆，故而更加重视，不仅能背诵如流，而且果真地深铭五内，每一思及，就似乎他祖父那苍老的、十分熟悉而此刻似又有些陌生的声音便响在耳际：
“我期望子孙后代读书中举，但如读书无成，便应学习一业，庶不致游荡成性，败坏家业！”
景溪公在以官为重的时期，能给孙子留出另一条退路，也是用心良苦的。可遗言的主旨，仍是寄望子孙为官，“学习一业”不过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以防“游荡成性，败坏家业”的一种措施。可如今唐保谦抓住了这“学习一业”向父母提出他无意于仕途，不是不从祖父的第一遗训，而是如今“读书中举”已大不如前，中举的终极目的无非是做官，而官已越来越不好做了，他不想做官，故从祖父的第二遗训，学习一业。倘要做官，经商后一样可捐，方是真正的不违祖训，何必必走“中举”一途？当时由于洋务运动已然盛兴，商人的地位因之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不但不被舆论视为“末商”或“末奸”，不再在社会地位上居“末”，而且受到了重视与鼓励，商人可以捐官了。这是对唐保谦甚为有利的，他就是抓住了祖训的“理论根据”与眼下的“事实根据”，说服了乃父梓良公同意放弃仕途走“学习一业”的，也果甚为争气——说句闲话，人的素质不同，又所谓人各有志，别人，特别是父母强加的愿望往往可能由于不切实际而适得其反的，所以说因材施教，“兴趣教学”是很重要的——他本来喜欢数学，喜欢易物生财，如今到无锡的一家钱庄习艺，真是如鱼得水。梓良公出于砥砺成器的苦心，不让儿子在自家的营业里习学，而是送进无锡一家素誉颇佳的钱庄，并一再嘱托那老板“严加管束，多多教诲”。唐保谦每日里兴冲冲，喜孜孜，又精明又勤快，常人须三年出徒，他年末就满了师，而且学得精，帐目记得清晰精当，算盘打得行云流水，谁不佩服？梓良公自也欣慰，要将他的产业支柱“春源”布庄交由这二公子掌管，可二公子却执意要从头学起，于是就又做了自家布庄的“学徒”，他也确实时时以“学徒”的身分与态度对待布庄里的人，很快打破了“小老板”、“少东家”与职、雇员间的界限，而且不顾奔波劳苦，涉险犯难与伙计们一道，大江南北，运河东西，深入各种产棉区考察，认真选购，不断刻苦学习，为他日后的经营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在此间考核择选了经商方面勤恳可靠而又精通布业的未来骨干，如顾什舟、张秋肪即是明例。更因此而开阔眼界，觉得天下之大，何必困于一隅？便请准乃父自去无锡城里“闯世界”，梓良公也只给了他家中积蓄的两千大洋，他磕了三个响头就上路了。此前的刻苦与此番的闯荡，正是父子俩都恪遵景溪公的“不致放荡成性”的遗训的，力求自立。
他本来是要宏扬祖业，兴办布庄的，可到无锡一看，就改变了想法。一是从报上看到，外国，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纺织业起的，纺织业因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四大事相关，且“衣居于首义”，而当时国内的纺纱厂，加上外商的也不过几家，他就决定办个纱厂。可他只有两千大洋！这个数目在一般家用角度看固为不小，可要办纱厂那可就微乎其微了，那就只有先搞资金投入少的企业来打基础了。他根据近来朝廷漕粮集中于无锡采办的特殊情势，决定先开办米行，可至少也得五千银洋的基金。他经过苦思冥想，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姓蔡名文鑫，字缄三，曾与他同赴过乡试，也同落在孙山后，秋闱期间相处甚得，又因同病相怜，友情尤深，而蔡又为人甚为忠厚，颇精明，家道也较殷实，他就登门造访，详陈办店方略，蔡缄三甚为佩服与赞同，当即议定两个各出资金二千合股经营米行。经过一番筹备，于一九０二年，在无锡北塘靠近运河边办起了一家字号为“永源生”的米行，经营粮食，并承办起了皇粮。由于唐保谦不但保持了祖上“时常”精神，殷勤待客，而且极重信誉，斗满升平，（秤）抬头走路，开张不久，就后来居上，在鳞次栉比的同业中，生意最为兴隆，很快地积累下了足够的资金，按两个人的初时计划，又办起了面粉厂。同共集九股，头脑灵活的唐保谦又给它取了个很吉详的名字：“九丰”，于一九０九年，在城北蓉湖庄兴办了起来，且蒸蒸日上。辛亥革命后不久，唐保谦的长兄郛郑先生以临时大总统黎元洪秘书长的身分东去日本考察工商业归来，久别后手足相逢，家人团聚，自是分外亲热。然而，对唐保谦来说，影响最深的却有两点：一是日本经营上的一些先进做法，使得他的经营眼光扩大；二是郛郑先生算了一笔帐，莫说历次对外赔款，仅庚子赔款一项，就可以兴办七万五千六百多个“九丰”面粉厂。当时中国人尚止四亿左右，就是说莫说青壮年，连每万个老弱妇孺都得拿出近两个“九丰”面粉厂的代价！还有那么多的赔款呢，哪止一个“庚子”！这不但使唐保谦与子侄们一样愤愤不已，也更令他明确与坚定了好好经营，以实业救国的决心。于是，他就专程去上海考察，而且在花花世界，几度引诱下，仍洁身自好，一意于经营，终于给他学会了不少经营之道，并悟出了不少经营彀要，其中之一就是在上海设立一个名为“申庄”的驻在机构，选人做为“九丰”的代表，为“九丰”搜集情况，宣传推销“九丰”的面粉。回无锡后，深得蔡缄三的赞同（此时他们已成了儿女亲家），并以此类推，在无锡又设了几个庄点，并设立了九丰总管理处，统一管理与搜集、研究市场情况，并动员职工们吃本厂面粉，以便收集对面粉质量的意见，及时有效地对质量做相应的改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买卖越做越活，越兴旺，又恰值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良机，不但民族企业得以发展，各交战国面粉的需求量也大幅度地增加，“九丰”由于及时获得了这一信息，动手早，抓紧于价格猛涨时大量销售，得到了丰厚的利润，自然使“九丰”得以迅速的发展，新建与扩大了埠栈。在广泛听取职员的建设性意见后，利用了大量麸皮零售，并吸收游资办了钱庄。唐保谦于“九丰”兴旺中也相机办了些自己独资的买卖，于是在一九二一年初着手实施他的宿愿：办纱厂。
办米行只要一万元的资金，办纱厂则需要上百万元。此时虽说唐保谦已有了大规模的资金积累，远非当年的两千大洋可比，可终究还远远地拿不出这个大数目，于是他就与亲家蔡缄三仔细商讨，进行集股办厂，可这得要请个有财力、有威望、有见识、有度量的人出面操办才行，于是他们商讨来商讨去，选中了薛南溟。
薛南溟的祖上是无锡望族，较唐门更为显赫，官高爵显，根深蒂固而又财大气粗，不仅在当地，就是在整个江南也是声名显赫的。薛南滨的父亲薛福成官至左副都御史，位在九卿之列，并于一八八八年秋以“钦命”二品顶戴，三品京堂候补衔出任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一八九四年七月归国述职途中，病死于上海。薛南溟本也是一八八八年中的举，不久入李鸿章幕，一八九四年借“丁扰”辞官，不久，即办起了茧厂，而且越办越大，所经营的“金双鹿”牌生丝享誉国内外，并获一九二一年万国博览会金像奖。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太理想了，又恰巧与蔡缄三很有交情。
于是，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特请阿炳的师傅华道士鸣弦助兴，恭约薛南溟到惠山的二泉（阿炳的“二泉印月”名曲即出此）品茗，赏景，听胡琴。地雅、乐雅、人雅，雅兴盎然间，议妥了办厂大计，于是由薛南溟出头，很快集起了十三股，其中唐姓四人，唐保谦六弟唐纪云、长子唐肇农都各入了一股。并在一九二一年四月第一次的股东会上，认真地研究了厂名，最后接受了唐保谦的提议，定为“庆丰”，并议决了几件有关大事，接着便买地，建厂，进设备，招收工人，紧张地忙了半年，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破土兴建，一九二二年七月试车开工。购有英国道勃生细纱机一百五十台，斜纹织布机一百台及相应的成套设备，及英国GEIOOKW发电机一座。雇佣一千余名工人。现已无法察知是什么原因，当年八月二十日（旧所）开工典礼正喜气洋洋进行中，车间里一位师傅喜冲冲乐孜孜地用铅桶装着献上两条活蹦乱跳尺许长的鲤鱼。说是开工后于加水时在水中发现的。自是喜庆非常，唐保谦更是端肃地整衣正冠，恭谨地向双鲤拜了三拜，并建议将庆丰的产品正牌定为“双鱼吉庆”，副牌名定为“牧童”，自此，这一商标一直沿用了下去，每年正月初五开工之日或大吉大庆之时，也必供上双鲤，认真地顶礼膜拜，其广告作用也果分外灵效。再加以唐保谦弹心竭力地大抓质量，极讲信誉，“双鲤”大跳龙门，销路大开，门庭若市，致有一些纱号、布庄竟至或自动提价，或预先付款，一求索购。
可人总是要老的，老了也就必然在各方面都衰退下来，先是比唐保谦还小了两岁的亲家蔡缄三退居下来，不久，唐保谦见大局已定，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