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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聚行还先后扩大储蓄业务，创设信托部，经营黄金、白银等项目，获得不少收益。
杨粲三退守西南数年间，本着稳妥经营的方针，逐步扭亏为盈，摆脱了困境。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利润为二十七点四万元；一九三三年利润为十五点六万元；一九三四年更达到了三十五万元。
实践证明：“置根西南”的方针是成功的。
当外地资本认识到四川独特的经济条件而纷纷向内发展时，聚行在西南已有相当坚实的基础了。特别是在抗战中，当各大银行涌入西南时，聚行不但有足够的实力与外来资本抗衡，且大大发展，成为“西南第一金融机构”。
金融界人士无不盛赞杨粲三迁聚行总管理处回重庆之举是高瞻远瞩的“明智之举”。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西迁，重庆成为陪都。战区的金融、商业、工矿企业纷纷内迁，大后方人口骤增，物资辐辏，市场繁荣，带来了西南经济的大发展。重庆更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聚兴城银行自一九三０年将总管理处迁回重庆后，在杨粲三“经营西南”方针的指导下，经过多年经营，此时已有相当实力。尽管北方财团和江浙财团相继涌入四川，纷纷在重庆设立银行，也难以与基础深厚的聚行相抗衡。
八年抗战中，在杨粲三的统一调度下，聚兴诚银行广设分支机构大力开展存放、汇兑、信托等业务，并对五十多个工商、企业投资一千二百多万元。对于调剂市场金融，促进商品流通，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是聚行的“鼎盛时期”，也是杨粲三经营银行生涯中的一个顶峰。
聚行改组后，为适应新的体制，杨粲三对于聚行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大胆的调整，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总行（处）、区行、分支行处“三级管理，总处集权”的金字塔式的组织机构。
聚兴诚银行先后在国内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如渝、汉、申、京、津、昆明、成都、万县、宜昌等地设立分行。一九三七年夏，还在香港开设了办事处。至一九四三年，聚行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已达三十三个。
各分支行处的建立，使聚行的触角伸向广大的城市和乡村。
聚行各分支机构在杨粲三的指挥下，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使聚行的存储、公债、信托、金银、保险等业务突飞猛进，开创了聚行发展史上的新时代。
存储，一直是聚行聚集资金的重要途径。
一九三五年统一使用法币后，各军公款均为国家银行垄断。各民营银行纷纷增息揽存，以求获利。唯有杨粲三的聚行却不以为然，照旧我行我素，执行杨粲三的“低息吸存”政策，结果使存款金额下降百分之十五。
面对这种情况，杨粲三不得不改变老框框，亦加息揽存，以适应新的形势。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骤起。杨粲三针对商运阻断、大后方游资出路减少的情况，趁机大力揽存，使聚行存款额增长百分之五十以上。
但一九四０年，由于法币贬值，存户纷纷提现，聚行存款猛降。为了增加资金，杨粲三特地将一九四三年定为“存款中心年”，提出揽存法币三亿元的总目标。他将总目标具体下放到各分支行处，允许各地在总行所定最高利息的限额内自行掌握，并提出“揽办收支，收现付现”、大力吸收商业活存、给巨款存户以优惠利息等一系列措施，调动了各分支行处的揽存积极性。至该年十一月份，便提前完成了揽存三亿元的任务。
同时，杨粲三又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新招，“以汇款养存款，以放款辟存款”。
“以汇款养存款”，即同商帮做“结约汇款”。约据上订明由商号随时将收进的货款送存聚行，积累到一定数额时，由聚行自动管商号汇往用款之地。这样，有利于商帮积零成整与货款调动，十分方便。加之聚行素以汇兑见长，声誉极好，商号们纷纷与聚行签约。而商号陆续存入的款项在尚未达到起汇点时，也就成了聚行的活期存款。
“以放款辟存款”，即用“结临时透支约”的优惠吸引存款。杨粲三指示各分支行处，“对每天有现金收入的门市商，要广为揽其与我开户”，“有现钞收入的交通及公用事业机关如公路局、公共汽车公司、剧院、医院等，也应多方面向其罗致”。
由于各商家、部门按日向聚行交存款项，到了需要用整笔款项时，便可以得到聚行一定数额内的透支。许多门市商和机关单位很乐意到聚行开户，一时往来增多，收交活跃，存款额大增。
到一九四四年底，聚行存款额达法币六点五亿元，是一九四三年的三倍。
杨粲三为了聚行的发展，可谓殚精竭虑。单此吸存一项，就用尽了招数，且招招独特，招招奇妙，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即使在今天，也颇有借鉴意义。
一九三０年，杨粲三买卖公债惨败后，曾一度收手。
一九三六年二月，国民党政府将以往发行的三十几种旧债券进行清理，换发为甲、乙、丙、丁、戊五种“统一公债”。并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债券的四成为保证向中央银行领钞，从而大大提高了债券信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统一公债”陡跌，由八五折跌至六九折。这时，杨粲三又跃跃欲试了。
经过对形势的周密分析研究后，杨粲三得出了“政府财政将臻稳固”的结论，乃乘跌购进统一公债三百九十万元。后来，公债市价果然上涨，他即以公债搭配领钞，缴存储蓄准备金，获得了厚利。
锋芒小试即大获全胜，杨粲三对公债的兴趣又浓起来了。一九四二年，自贡盐场公会愿以所摊购的“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折价换现。聚行即以月息五分预扣一年利息方式，只先付现法币二百元，等储券一年期满即按牌价兑领法币二千元，获利不少。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聚行买卖“同盟胜利国币公债”也赚了大钱。
聚行同时还经营购买了不少外币公债。
国民党政府为平衡收支，巩固币信，在英美贷款支持下，先后发行“美金公债”（一九三八）、“建设公债”（一九四０）、“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九四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一九四二），总计英币三千万镑，美金三亿元。
这些公债，聚行除按摊派数认购外，杨粲三还命令在市场上大量收购。昆明分行以国家行局在云南发行的“美金购粮储蓄券”的市价低于美金储蓄券二成左右，也曾大量购进。一九四二年七月，重庆盛传美金储蓄券即将停售，聚行以“美储券”既可保值，其增值部分又不表现在帐面上，可不付巨额利得税，相继购进二十五万美元。八月，财政部果然宣布停售“美储券”，黑市美钞上涨，“美储券”一元涨到法币五十五万元。九月，银根告紧，差款行庄被迫抛售“美储券”，聚行乘机又购一批。
至抗战胜利前夕，聚行拥有“美储券”一百四十多万美元、“美金公债”九万美元、“建设公债”，二万美元。
在通货膨胀加剧、法币急剧贬值的情况下，聚行握有的大批外币公债，对保值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早在一九二三年，聚行就在重庆、万县、沙市、宜昌等地收购赤金，转运申、汉牟利。一九二六年以后，经营扩大，每年从川南峨边及金沙江流域收购沙金，运往成都炼制后出售。后因金价平稳，无利可图而一度停做。
一九三０年起，聚行再度经营黄金，由成都分行设炉，将沙金和首饰用金炼成十两重的金条，打上“诚记”的牌号运销上海。一九三八年，国内金价渐有起色，成都分行经营黄金达一千多两。
一九三九年一月，财政部规定非受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之委托，一律不得私收金银。当时，聚行在成都、重庆、沪州购有黄金一万二千三百两。按每两二百五十元和中央银行交兑。汉口分行也购有黄金二千七百两，向中央银行交兑。仅此两笔，聚行即获毛利五十三万余元。同年九月，成都分行又以每两四百五十元和四百二十七元的价格向中央银行交兑六千多两黄金，得利不少。
一九四四年七月，中央银行出售黄金期票，引起金价上涨，期货与现货间出现巨大差额。当时一块重四百两的现货可兑期货数块。望着飞涨的金价，杨粲三想起聚行暗帐上曾购有期货金块两块，一块已兑成现货。一九四五年六月德国战败，市场金价暴涨，现货每两涨到八万元，七月更涨到二十二万元，这时现货一块可换期货四块。杨粲三认为，日本战败指日可待，金价必将大跌，决定将库存金砖抛售。但找来找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库存金砖。负责保管的代理出纳主任张南辉承认自己失职，并愿意赔偿，却始终不愿说出金砖的去向。
杨粲三大为恼火，却又不敢声张。因为那时买卖黄金为非法，怕张扬出去被官方敲诈，反而引来大祸，只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抗战胜利后，聚行基本上不再买卖黄金。
我国早年实行银本位制，两、元并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改元废两后，银锭成为商品。
一九三四年，聚行乃将重庆、万县库存的银块、银锭二十余万两卖给四川省银行，获利一万多元。
一九三五年法币出笼后，银元又成了商品。当时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公债四成、银元六成向中央银行领钞。为此，聚行成都分行历年购存的生银七万九千两；汉口分行库存银锭七千五百两，送交中央银行折合银元，或运去上海铸币厂等地，用以领钞。
一九三八年，日军占领武汉，群众纷纷逃难，乃将窖藏金银挖出求售，聚行又乘机大量收购。
直到一九三九年，政府明令民间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