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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好几天都是优优给他们买饭，阿菊感动得不行，发誓以后她和德子找到事做，一定分文不少偿还优优。优优说：还什么，除了我大姐，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你就像我二姐呢。
那些天阿菊和德子也都在满城跑着找工作，每天都跑得灰头土脸的。优优又笑：怎么样，你们也知道不容易了吧，当初我一个人来北京，你们都想象不出有多难！
好在德子在仙泉认识个金堡夜总会的老客人，在北京也开了一家夜总会，德子还真找到了他，这老板也真给面子，同意德子重操旧业去当保安。但面子是面子，规矩是规矩，一千元的抵押金还是要交的。阿菊只好又来求优优，说在夜总会里当保安，小费挣得比工资多，德子不想失掉这机会，不知道优优肯不肯借一借。
优优这时已经拿不出一千元，可她也怕德子失掉这个好机会。想来想去没办法，但她想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她想躲还来不及躲的姜帆。
她主动给姜帆打了电话，说约他出来有事要谈。姜帆正好在王府井的翠华楼有个应酬，就约在了翠华楼旁边的街口见面。那街口有个古老的教堂，夜晚的感觉非常怀旧。优优站在那条承前启后的街口，这城市的来龙去脉似乎一目了然。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来来往往的过客，优优仿佛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了。
但是，和姜帆一见面她才又明白自己完全不是北京人。她既学不出姜帆那副北京人的腔调来，也没有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更不用说，北京人的那副精明劲，让优优明白自己差得远。
姜帆刚刚喝了酒，所以说话说得有些冲，他说：“你不找我我还得找你呢。这两个多月你从我这儿拿了多少钱？你会数数吗？不会我教你！”
优优说：“拿你两千四。”
“两千四？不会吧，你这两个月才拿两千四？”
优优说：“一共四千多，有一千六不是我的工资么，还有一点是奖金”
“你的工资？没我你能拿工资？没我你能拿奖金？”mpanel（1）；
优优不吭声了。
姜帆逼了一句：“麻烦你再算算，你到底从我这儿拿了多少钱。”
优优感到屈辱，但她在片刻低头之后，还是答道：“四千三。”
“可你给我什么了？”姜帆冷冷地问：“我让你办的事，你办了么？”
“你要的东西我还没找到，我们总监那屋子我又进不去，其他人的账我也”
姜帆很快打断了优优的话：“你别跟我说这个，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拿我钱了没有？拿了，好，那你就别再说那么多废话了。我告诉你，这年头没有白给的钱，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该怎么办，自己想去，我的等待是有限的。”
优优侧过脸，不说话。她的目光盲目地滞涩在那座老教堂的立面上，那栋古堡似的老房子，被灯光装饰得很动人，既像一具明暗有致的现代雕塑，又有强烈的历史感。难怪优优那么喜欢它，难怪她把自己也想像成一个北京人！好像北京的一切，都是她的经历，都和她有关。因为北京，确实有文化，北京，确实很好看。
姜帆当然不能从优优沉默的脸上解读她心中的北京情结，和关于北京的那些咏叹，也不知道他刚才的穷凶极恶，让优优生出多大的失落感，他只是觉得结束这场会面的时辰已到。
他说：“我还有事呢。你还有事吗？”
优优说：“没，没事。”
“没事你今天找我干吗？”
姜帆说出这话时，已经做出要走的样子来。他的那部桑塔纳，就停在教堂一侧的停车场，而且，有个BP机已经催了他好几遍。
“我，我是想”优优还是厚着脸皮把她的目光抬起来：“我是想再找你预支一点钱，下个月的钱能不能先给我”
“我一猜你找我就是为了钱。”姜帆很快再次打断她：“你说你年纪小小的，怎么花钱这么狠！”
“我有两个老乡来北京，他们有事要急用。”
优优万没想到的，姜帆居然把钱包掏出来，当场点出一千块，往优优的手上一拍说：“就给你一千吧，那二百算利息了。我告诉你，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付你钱了。这世上人与人，事与事，都是交易。你不把我要的东西拿来也没关系，那你就等着走人吧，你挣不上我的钱，你也就别想再挣信诚公司的钱！我告诉你，谁也不是个傻瓜蛋。”
在最后的这句粗话前，姜帆已经转了脸，他大步走向停车场，优优虽然看不见那张脸上的表情是怎样的，但那声调已表达出明确的威胁来。
优优看着他开走了那辆桑塔纳，还看见他在路口一边拐弯一边用手机给什么人打电话。街上突然刮起了风，风把优优手上那一叠钞票吹得响起来，风把优优的脚步也拖得沉甸甸，风还让优优能感觉出这钱的分量也格外沉尽管那天晚上她把这钱交给德子时，阿菊高兴得上来直抱她！她看着阿菊心满意足的笑脸，看着德子一张一张地数钱，她也想笑来着，却没有笑出来。
第二天优优刚刚上班，就接到姐夫打来的电话。这是姐夫第一次直接主动地，打电话给她。姐夫在电话中告知，大姐肚里的那个孩子，已经没有了，大姐流产了。
优优那一刻难过得差点哭了，鼻子酸了半天最后还是把眼泪忍住。从她知道大姐有了孩子的那一天起，她就一直惦记着这个小家伙，一直等着他快快下生呢。她一直猜他是个男孩，她还给他起了好些帅气的名字，那些名字都用圆珠笔写在旅馆房间的墙上。她甚至连他的鼻子眼睛都—一揣摩想象，还想象过他可以满街欢跑的时候，她带着他到天安门去玩。
可现在，有人突然告诉她，那孩子没了，永远没了，不可挽回地，没了，她一时真的很难接受，真的非常伤心。而且，她马上想到了可怜的大姐。大姐一定比她还要难过，这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孩子没了她一定非常难过。
姐夫接着就说到了大姐，他说大姐病得相当厉害，在仙泉看了好几家医院都未见效果，所以他打算带大姐上北京求治。中央领导都在北京居住，所以北京的医院一定全国最好。再说优优你不是也在北京吗，你在北京这么久了，有没有认识什么有名的医生？
优优这下才搞明白，大姐、姐夫，还有阿菊和德子，他们都以为她在北京找了多么好的工作，挣了多么多的金钱，认识了多么多的名人，撞上了多大的好运，好像只要到北京投靠于她，一切都能迎刃而解。这也怪她自己过去胡乱吹牛，碰上难事从不跟家里诉苦，既怕家里着急，也是自己炫耀。可一旦有了好事，比如找到体面的工作，挣到较高的工资，包括又跟着老板上哪家饭店吃饭去了，等等，她都要追不及待地报告回家，家里人准以为她在北京就算不能呼风唤雨，至少也是如鱼得水了呢。
但她还是马上回应了姐夫的要求，她说：大姐得了什么病啊？要是仙泉治不好，那就赶快来北京吧。但是，来北京又该去哪里治，治得好还是治不好，治病要花多少钱，姐夫现在还有钱吗，这些应该问的话她全没问。她那一刻只是太心疼大姐了，太想见到大姐了。
一周之后大姐真来了，优优参加工作三个月第一回请了假，赶到车站去接他们。
大姐让姐夫搀扶着走出车厢时，几乎把优优吓坏了。她没想到大姐变成这样了，这样瘦弱，这样苍白，眼眶也泛着黑圈，连声音都没有亮音了。
在人流如潮的站台上，优优抱住大姐哭起来。大姐也哭起来。姐夫手提肩背大大小小好几个箱包旅行袋，像是彻底把家搬过来。
他站在她们身边哑声问：“优优，咱们去哪里？”
姐夫的问话让优优马上把眼泪止住了，让她意识到自己此时是主人，他们是投奔她来的，是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的。不要说没见过世面的大姐了，就是精明能干的姐夫也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进北京。
优优帮姐夫背了一个很重的包，搀着大姐走出了火车站。她能带他们去的地方，只有她的那间阴暗发臭的旅店。尽管她在旅店里给姐姐姐夫租下了一间略大一点的房子，但从姐夫的表情上看，还是能看出他对这个居住条件的失望和不满。
就是这个房间，优优也只付了四天租金。
优优甚至想，要是姐夫的电话早来一天的话，她也许就不把那一千块钱借给德子了。如果她手里还有这一千块钱，大姐治病的事总能有个安排。
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在我对优优后来的访谈当中，我的确发现优优有时死要脸面，她不太愿意把自己的难处向别人倾诉，自己再难也不愿拒绝别人求助。她这样大包大揽地把大姐夫妇接到北京，安顿住下后又带他们出去吃饭，再然后，再然后她该怎么办？
她也不知道她该怎么办。
和大姐团圆的这餐晚饭差不多吃光了优优钱包里最后的钱。大姐帮着她把残汤剩菜打了包，打包的时候她侧眼看姐夫，姐夫在一边低头抽香烟。
优优开口问：“姐夫，我大姐这个病，好治不好治？”
姐夫头也不抬地说：“好治还用到北京来？”
优优又问：“要治得花多少钱？”
姐夫说：“这才治了一个月，家里的存款光光的。”
优优问了声，无话再问了。
姐夫把眼睛抬起来，现在轮到他问优优了：“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优优想了半天，才含混地说：“八百吧。”
“八百？你原来不是说挣两千？”
“两千是过去。”优优不知该怎么讲，怎么解释那两千块钱的由来，她能感觉到大姐的目光也移过来了，和姐夫一样盯着她看。她故意低头装剩菜，就像小时候做错了什么事，眼神躲来躲去的。
姐夫说：“那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优优这才把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