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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巨贪。权重之后，他大肆收受贿赂，甚至公然索贿。最初受贿额不过几百两，后来多者达到数万两。当时地方官员入京觐见皇帝，必先持重金谒见刘瑾。为官清廉者，无奈只好贷款于富豪之家，时人美其名曰“京债”。谁会想到，受贿无数的刘瑾会演出一场拒贿的好戏。正德四年（1509年），监察御史欧阳云、工科给事中吴仪回京，例送刘瑾重金。然而刘瑾不但拒收，还借此将二人贬黜为民。难道是刘瑾洗心革面，不再受贿了吗？原来刘瑾听从其军师——吏部侍郎张綵的意见，拒贿以掩其贪声。说白了，就是不要把丑事做得太露骨了，还要捞些好名声。当然这只是掩人耳目的手段。刘瑾事败后，其家产有数亿两之巨，可抵明政府数年的财政。
在刘瑾权盛时，正直的朝臣在暗中等待时机的到来。正德五年（1510年），宁夏安化王反叛，起兵的名义就是清除刘瑾。消息传到北京，刘瑾藏匿起檄文，不敢让武宗知道檄文的内容。杨一清与太监张永领兵前去镇压，很快就平息了战乱。杨一清在路上尽力结交张永，二人相交甚欢。张永为“八虎”之一，然而为刘瑾所排挤。其实不止是张永，其他六人都受到了刘瑾的压制。刘瑾担心他们受到武宗的宠信而自己失势，所以常在武宗面前讲七人的坏话。一次，武宗想调张永到南京闲住，圣旨还没下达，刘瑾就要驱逐张永出宫。张永知道自己是被刘瑾陷害的，跑到武宗面前申诉。刘瑾与之对质时，张永气愤得要挥拳打刘瑾，被谷大用等人费力拉开。武宗令二人摆酒和解，但嫌隙渐深。此次，杨一清就是利用张、刘的矛盾，游说张永除去刘瑾。八月，张永、杨一清班师回朝。献俘礼毕，武宗置酒慰劳张永，刘瑾、谷大用等人皆在座。夜深时，刘瑾起身回府。张永见时机成熟，从袖中取出弹劾刘瑾的奏章，奏明刘瑾违法犯纪十七事，指出安化王反皆因刘瑾，更说刘瑾有反叛之心，欲图谋不轨。武宗已有醉意，但仍不太相信，俯下身子问道：“刘瑾果真负我？” 此时，周围的马永成等人也都历数刘瑾不法事。武宗遂下定决心，当机立断派人前去刘宅，自己则紧随其后。刘瑾听见喧哗声，披青蟒衣出，随即被缚。抄没家产时，得到私刻玉玺一枚，穿宫牌五百，以及盔甲、弓箭等违禁物品，又发现他平时所用的折扇里面竟然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刘瑾被关押在菜厂（即今新东安市场以东，属于上林苑在京的外署），后被凌迟处死。行刑之时，许多人花钱买被割下来的肉吃掉，以解心头之恨。
刘瑾之亡，竟然是出自武宗酒后的醉话。明代宦官，权重之时百官无人可与之抗衡，然而生死存亡却在皇帝的手中。明代中后期，皇帝多有数月、甚至数年不上朝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不理朝政，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皇帝（如武宗者）此时正是通过宦官来传达圣意，管理朝政。有野心的宦官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狐假虎威，加强自己的权威。但是，这种权利其实是皇帝给予的，是代皇帝执行的，一旦皇帝认为情势将危及皇权时便会采取强力措施来收回这种权利。正如刘瑾、魏忠贤势大遮天者，往往只要皇帝一句话就束手被擒。事实上，刘瑾事后，武宗依然宠信宦官，如张永，只是张永并不贪心，倒也相安无事。
正德三年（1508年），刘瑾曾在京师朝阳门外斥地百顷修建了玄明宫，供奉玄天皇帝，费银几十万两，极其富丽堂皇。刘瑾为了维护“天”的神秘，还禁止人们说“天”，但这也未能保佑他，最终被千刀万剐，玄明宫也随之灰飞烟灭。
（ 许文继）
在今日北京城中，原明、清帝王祭祀大典用的天坛、地坛等场所己开辟为公园，成为供游客游览参观和普通市民休闲锻炼的场所。这些坛墒象征着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念，在分布上极为对称。其中的天、地、日、月四坛，处于今天北京城内环城地鐡线外围的四个方位：天坛位于南面的正阳门外，地坛位于北面的安定门外，日坛位于东南角的朝阳门外，月坛公园则位于西南角的阜城门站外（月坛在民国初已严重损毁，今在原址上建了月坛公园，而坛已不存）。作为文化象征符号及帝制时期政权和神权象征的遗存，天、地、日、月坛和社稷坛（位于天安门广场）、先农坛（位于正阳门外，与天坛隔街相望）等已经失去了帝制时期的功用，不再有昔日那份神秘和神圣的光环，显现历史变迁及人类社会政权形态演化的历程。
北京郊祀建筑本来是在永乐十八年修建起来的。原建于京师南郊，名天地坛，将天地祭祀合在一起举行，而没有现在的地坛、日坛和月坛。现有的方位格局，是在明嘉靖皇帝朱厚熜（1521…1566在位）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中经过天地分祀的讨论后确定，并据此兴建而成（四郊与先农坛）；而今日天坛中之祈年殿，本是永乐十八年用来举行天地合祀场所，原先为方形。现所见圆形构制，是经历嘉靖十七年明堂（用来祭祀皇帝的生父或祖先）配享争议后，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确定为明堂配享场所后改建而成的。
由明嘉靖皇帝在嘉靖朝（1522…1566）主导的天地分祀和明堂配享争议，二者紧密联系，是作为旁支入继的明嘉靖皇帝，出于追尊生父朱佑杬（1476…1519，宪宗朱见深〔1465…1488在位〕第三子）心思，为从未君临天下的生父建立起一个虚构的睿宗帝系而积极加以推动的结果。
作为继统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1505…1521在位）的嘉靖皇帝，是按照洪武祖制“兄终弟及”的原则继位。但嘉靖皇帝实为武宗堂兄弟，武宗的父亲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1488…1506在位）仅是嘉靖皇帝的伯父。嘉靖皇帝在即位之初，朝廷大臣按照继统兼继嗣的原则，给他拟定尊孝宗为皇考的方案，但嘉靖皇帝执意要尊自己的父亲（宪宗第三子朱佑杬）为皇考，而称孝宗为伯考。直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嘉靖皇帝才完成为自己亲生父亲称宗祔庙的心愿。他自即位起就在为从未拥有过皇帝名份的生父建构“宪宗睿宗（嘉靖皇帝的生父）嘉靖皇帝本人”这样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帝系，花了较长的时期。嘉靖皇帝的举动遭到了朝廷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因为他们并不愿意见到“宪宗孝宗武宗＋嘉靖皇帝”这样一个符合正统观念的帝系的中断。群臣和嘉靖皇帝的抗争引发了震动整个朝野的“大礼议”事件。在嘉靖三年七月的左顺门哭谏事件后，明嘉靖皇帝通过锦衣卫对众多朝臣的廷杖逮系，以武力赢得了议礼的阶段性胜利，终于如愿地称自己的生父为皇考，而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然而，这离嘉靖皇帝希望把自己生父灵位名正言顺地置于太庙，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以后，嘉靖皇帝继续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超出常规的热情，着手一系列的礼制改革，伺机逐步清除为完成生父称宗立庙的心愿所面对的障碍。在嘉靖九年修建和改建起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就是在嘉靖皇帝的主导下，为自己推尊生父所进行的一个步骤。
从嘉靖六年（1527年）起，嘉靖皇帝就一直在关注明堂礼制、庙制，以及作为大祀的郊祀礼仪，希望能够从中找出某种联系，以便为他尊称生父寻求到礼制上的突破机会。嘉靖六年五月，他与当时首辅大学士杨一清进行了讨论，首次提出原来的天地坛中的大祀殿即是明堂的想法。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嘉靖皇帝对各种祭仪发生了强烈兴趣，开始与大学士张璁探讨祭祀仪式。在嘉靖九年（1530年）的讨论中，他认为，由明太祖制定并已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合祭天地的礼仪把明堂祭祀和郊祀混淆在一起，而且特意指出，在南郊大祀殿举行的祭祀皇室祖先的仪式，类似于周代的明堂。并提议天坛与地坛应在南郊和北郊分开修建。官员夏言事先结交宫中道士，探知嘉靖皇帝心意，于是上疏建议天子应亲耕南郊，皇后亲耕北郊为古礼，这道奏疏正好于嘉靖皇帝提倡南北郊分祀的意图暗合。在皇帝授意下，廷臣进行了讨论。并最终将天地坛分开，在北郊建起了地坛，又在东西郊分别建起了日坛和月坛。
其实嘉靖皇帝分建起天坛、地坛，撤去大祀殿中太祖、太宗（永乐皇帝）的配位，本意是想将从未当过皇帝的生父的牌位配享明堂。但廷臣虽然按照他的建议同意修建起天坛和地坛，但却不肯附和他的心意。世宗只得暂时搁置以生父牌位配享明堂的心思。心意未得满足的嘉靖皇帝，随后就对郊祀表现冷淡，在嘉靖十一年（1532年）春举行的圜丘祈榖礼及五月间举行的祭祀皇地祇的仪式，嘉靖皇帝都托病遣武定侯郭勋代祭。
嘉靖皇帝的真实心意，可谓昭然若揭，在地方政府任职或致仕的官员中，也有希图进幸之徒屡屡有为嘉靖皇帝生父称宗代言的奏疏。如嘉靖十一年（1532年）广平府教授张时亨上疏请更定庙号称宗，并建议自嘉靖皇帝诞生之年，追改钟祥年号，不用正德纪年，建议嘉靖皇帝的母亲改穿皇帝的服装，正位内廷，而皇上应执太子礼，关决政事。嘉靖十二年，山西蒲州诸生秦钟上疏称孝宗之统在正德时已终结，应将嘉靖皇帝生父牌位放入太庙。他们的建言十分荒谬和可笑，颇似对嘉靖皇帝的讥嘲。故嘉靖皇帝颇为恼怒，对他们施以惩处。
嘉靖十七年（1538年），致仕官员丰坊（1492…1563）以《孝经》中“孝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