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明朝往事- 第29部分

　　邹元标在天启初年虽倡和衷之说，实际上所荐举的大部分官员仍是东林党人，或与东林党人政见相同的旧臣。他们都与魏忠贤、客氏一伙水火不相容。邹元标的多次努力，对促成天启初年“东林方盛，众正盈朝”的形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邹元标自天启元年还朝以来，上疏建言尽量注意不做危言激论，以避免激化矛盾。然而树欲静而风不停，朝中的小人将他视为东林党人，十分忌恨。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担心来年京察对自己不利，密谋将邹元标逐出朝廷。他们抓住邹元标与冯从吾在京城建首善书院集众讲学一事大做文章。
　　冯从吾在万历初年也因建言而险遭廷杖，后在家乡长安建关中书院，讲学数十年。天启二年（1622年　）进封为左副都御史。在首善书院建立之前，邹元标、冯从吾、锺龙源、曹于汴、高攀龙等人已于闲暇之时讲学于城隍庙百子堂，上自朝廷高官，下至平民百姓，每次有上百人听讲。但城隍庙并非理想的讲学之所，空间十分狭窄，于是他们决定建立正式的书院，上疏十三道后方得到皇帝的批准。他们各自捐资，用银一百八十两，在京城大时雍坊十四铺的地方（北京市宣武门内东城墙下），买下十余间民房，由司务吕克孝、御使周宗建负责督理改建。他们认为京城应为首善之区，因此取名“首善书院”。改建后的书院分前后两个院子，前院有讲堂三间，后院也有三间供奉先圣，并陈放经史典籍。书院上梁文为左通政何乔远所作，院中树碑一块，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特为书院撰写碑文，太常寺卿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为其书丹并撰额。书院于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开讲，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公余之时，不会见宾客，也不赴宴会，专心入书院讲学。听讲的官员百姓日渐增多，以至于讲堂不能容纳，影响越来越大。　

　　首善书院与东林书院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当邹元标、冯从吾听说东林有吴桂森继续主持时，“群然向往，脉脉神交”。首善书院建成后，正值在京任职的高攀龙，常于政务之暇到书院讲学，与三千里外的无锡东林书院“遥相应和”。参与首善书院讲学的主要人物几乎都与东林书院有关，如刘宗周当年曾入东林与高攀龙共同讲学；又如华燕超和华凤超都与高攀龙同里，华燕超万历时就曾到东林书院，求教于钱一本。华凤超先向钱一本学习《易经》，这时又随高攀龙一起讲学首善书院，以后回到家乡也成了高攀龙的弟子。冯从吾虽说是陕西人，却是三十年前顾宪成在京时的弟子，被公认为东林四君子之一。周宗建则为东林后“七君子”之一。邹元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东林讲学，却应顾宪成之托，在万历三十二（1604年）年东林书院修复后，为书院作《依庸堂记》及依庸堂楹联。
　　正是由于首善书院的讲习者与东林书院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书院在京城日益扩大的影响，使朝中的阉党寝食不安。
　　朱童蒙首先发难，他上疏天启皇帝，说如今广宁失陷，人心浮动，京城之地不宜聚众讲学，以免招朋引类，开门户之渐，将来势必难以控制，应该安心本分，以东林为戒。冯从吾反驳说：“正因为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才应该以讲学提醒人心，激发忠义。”　御史倪文焕上疏诬蔑首善书院所讲为伪学，说邹元标等人“聚不三不四之人，说不痛不痒之话，作不深不浅之揖，噉不冷不热之饼”。邹元标也上《陈共学之原以定众志疏》，指出：早在隆庆初年，内阁首辅徐阶就曾集诸臣千余人讲学于京城，手书“识仁、定性”二书，与诸人讨论。万历十三、十四年，臣邹元标在京城也每月讲学于演象所，当时的执政大臣也尝过而相问。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邪正，系于学术。如今陛下有经筵日讲在先，却不许京师讲会，臣甘愿罢官归田。这时魏忠贤刚刚开始窃权，也屡传中旨，说宋室之所以亡国，在于讲学，皇上将严禁此事。叶向高为首善书院力辨，并要求与邹元标共同辞官，天启帝的态度稍有缓和。但阉党郭兴治和郭允厚却攻讦不已，甚至将首善书院比作山东的“贼妖”。
　　邹元标归意已决，于是加太子太保，准乘驿归乡。临行前又上《老臣去国情深疏》，字字情真意切，一时间奏疏天下传诵。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书院被罢讲。天启五年（1625年）正月，在阉党“十孩”之一李鲁生的建议下，撤去书院的匾额和对联，改书院为“忠臣祠”。同年七月，在四川道御史倪文焕的催促下，阉党矫旨下，砸碎书院石碑并抛出门外，拽倒先圣牌位，焚烧经史典籍，拆毁厅堂建筑。八月阉党毁天下书院。
　　邹元标归乡后不久便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三岁。魏忠贤矫旨削夺了邹元标的官职。为了让喜宗看起来有趣味，阉党王绍徽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编成《东林点将录》，所列第三十八名，即是“天伤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
　　崇祯帝即位后，铲除了阉党，东林党人恢复了名誉，重又赠邹元标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介。
　　崇祯时首善书院还在，当时大科学家徐光启与耶稣会士汤若望等奉旨修正历法，书院经过一番修缮，暂作历局之用。也有人建议应恢复书院，重立被砸碎的石碑，继续讲学。但时过境迁，经天启朝一场浩劫，此时东林党人半数零落，这一愿望已没有实现的可能。　（张宪博）　

　　公元2005年，在北京西郊的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前院，一位施工工人与往常一样，挥锹铲土，但铲子却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待他好奇地扒开土层，眼前的景象令他惊呆了。一尊栩栩如生的白玉武士石像，呈现在他的面前。
　　石像高约3米，底座宽约1。2米，由一整块汉白玉巨石雕琢而成。石像的装束是武将打扮，头戴翅盔，身穿战甲，胸前有护心镜，手臂上戴着护肘，脚蹬战靴。脸部雕刻尤其细致，眉头紧锁，怒目圆睁，甚至连眉心痣与抬头纹都刻画得活灵活现。石像的花纹是以对称的形式雕刻而成。但在战甲下边，两边的雕刻花纹并不完全一样，一边是牡丹，另一边则是菊花。
　　专家闻讯很快赶来，经过鉴定，确认这是1623年制作的一尊武翁仲。石翁仲是中国古代皇室与上层官员陵墓前的一种装饰，有文武之分，武将称武翁仲。那么，这尊武翁仲守卫的是谁呢？他又为何与主人一起，被长埋地下了呢？
　　在香山的重峦叠障中，在碧云寺的朝钟暮鼓中，这尊石像沉睡了三百年，这个秘密也尘封了三百年。随着石像的出土，这个历史之谜是否也会随之而水落石出呢？
　　“这个武翁仲是明朝大太监魏忠贤的陵墓装饰。”专家的结论石破天惊，也让我们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明朝，依稀望见那个壮硕的身影。
　　魏忠贤，明朝天启年间任司礼秉笔兼东厂太监，一个出身乞丐、权倾天下的“权阉”，一个为祸乱朝纲，为明朝灭亡埋下伏笔的“罪人”，一个声名狼藉，背负万世骂名的“恶人”。
　　魏忠贤生于隆庆二年（1568年），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若论外貌，魏忠贤可以算是一表人材，身材魁梧，面貌英俊。若论智谋，他也十分机警。如果他能如常人那样耕田经商，养家糊口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从小喜游乐，尽管已经娶妻生女，却仍然声色犬马，流连于赌厂乐坊。在一次豪赌之后，输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为了偿还赌债，只能改嫁妻子，卖掉女儿。而他也从此流落街头，乞讨为生。走上绝路的魏忠贤想到了自阉入宫。这个想法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悲壮，但在那个时代，却可能还是一个不错的谋生途径。直隶地区经济条件并不太好，许多青年子弟为了谋生，都近水楼台先得月，通过自行阉割的方式，为进宫以糊口做好准备。甚至阉割之后，也不一定能获得入宫的机会。这样就出现了明人笔记中记载的自阉而又无法入宫的“准太监”们拦截路人，乞讨抢劫的悲惨场面。魏忠贤可能也受了自阉风气的影响，动了这个自绝于祖先的念头。很快便自行阉割了。
　　最初，上天也并没有垂青这个轻浮浪子，他阉割后甚至昏迷了很长时间，是一位僧人在寺庙里收留、挽救了他。这可能也是他以后将自己的墓葬选在了寺庙之后的一个心理因素。在伤口愈合后，魏忠贤仍然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入宫的机会，只能在街头继续做乞丐太监。也许这个时候，他曾经看到过那些年岁已大，却仍然无法入宫的“准太监”们的惨状，也许，他可能心生悔意，但他已经别无选择。
　　机会终于来了。可能是他身材高大的缘故，他得到了为司礼秉笔太监孙暹当佣工的机会。时间长了，孙暹觉得魏忠贤很机灵，就把他推荐到宫里作小火者。魏忠贤终于从纯粹的生理太监成为一个身份太监了。在他进入宫门的那一刻，他终于得偿所愿了。那一年是万历十七年（1588年），魏忠贤21岁。也许，他的愿望只是从此不必再讨饭了。但事情的发展，却远远超越了他的预料，也超越了一般常理的解释力。他成为主宰明朝命运的风云人物。关于这段历程，明朝人编造出了一个传说，说魏忠贤是前世的黑龙，由于惨遭屠杀，在今世要进行报复。这个传说反映了在明人那里，魏忠贤迅速飞黄腾达的历程，尤如一个神话。
　　但魏忠贤进宫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并不如此神奇。进入宫廷之后，魏忠贤与其他普通的宦官一样，并没有显示出迅速爬升的痕迹，似乎他也要如同大多数宦官一样，终身淹滞在这浩浩宫廷。但秉性机警的他，还是在十年后开始崭露头角。万历二十七年（1598年），他获得了掌管甲字库的差使，手中掌握了大量钱财，获得了结交上司的资本。他首先与掌管兵杖局的魏朝结为兄弟，通过魏朝的引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