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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万钟一生酷爱收藏奇石。书画家以石为友，是中国的传统。明代的沈周、蓝瑛、王纯，清代石涛以及现代的齐白石、傅抱石，等等，都是著名的藏石家。奇石、山石就是中国画主要描绘对象之一，书画家们能从奇石中获得空间艺术美的感知与共鸣；从心灵深处有所顿悟；并将其转化成艺术创作。与一般文人墨客收藏奇石自适其意不同；米万钟收藏奇石更多的是寄托不平；当世人称“仲诏先生独嗜石；亦其胸中磊块。李白所谓‘五岳起方寸’；隐然诅能平者耶”。出于对实事的不满，米万钟从进入仕途伊始，即摆出一副超然的姿态，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书画创作和搜求奇石，并因此得了个“石痴”的绰号。早在初入仕途，外放六合县县令时，米万钟即“自悬高赏”搜购雨花石，且〃衙斋孤赏，自品题，终日不倦〃。他先后收藏了18枚奇石，并分别以诗句命名，如“三山半落青天外”、“门对寒流雪满山”等，还请画家吴文仲作成《灵岩石图》，请胥子勉写成序文《灵山石子图说》，这是照像技术发明以前，中国最早的关于奇石的图片记载之一。
大概是这种“大隐隐于朝”的作风发挥了作用，米万钟的仕途倒也很顺利。天启初年他已经做到了江西按察使的位置，成为一方大吏。天启年间阉党得势，大肆打击以忠正自命的东林党人。米万钟虽然没有参与到党争之中，但他超然事外，不媚阉党的态度还是惹怒了魏忠贤一伙。天启五年（1625年），阉党党羽倪文焕上书弹劾，米万钟被削去官籍，赶回老家。
崇祯皇帝即位，铲除阉党，平反冤狱，米万钟被召回，封太仆少卿。太仆寺主持马政，是明代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民间养马的政策在明朝后期已经废止，但官方养马仍然存在，而且掌握着一大笔民间改折征收的马银，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太仆寺的副首长，米万钟可谓大权在握。崇祯皇帝有励精图治的雄心，满朝大臣当时也颇怀抱负。米万钟则不然，他似乎已经看透了明王朝行将就木的命运，依旧是寄情山水，纵性于奇石。
当时的皇亲显贵有营造私家园林的风气。在西郊有一块原始沼泽湿地，既海淀。当时的海淀分为南、北两部分。在北淀，武清侯李伟首先建起一座清雅园。米万钟随后在其侧建起一座勺园，“取海淀一勺之意”，又名“风烟里”。勺园方圆不过百亩，但构造奇特，路径幽曲，时人有“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的说法。勺园建成后，前来游玩的士宦很多。米万钟考虑到勺园地处西郊，往来不便，于是又制作了很多花灯，把园内风景尽数绘在灯上。京城人士更觉玄妙，名之曰“米家灯”。时人有诗云：
春城何用踏郊原，双炬悬来景物繁。
金剪裁成西麓锦，玉绡叠出上元村。
天工暂许人工借，山色遥从夜色翻。
恍惚重游邱壑里，米家灯是米家园。
米万钟喜欢奇石，勺园中自然不能少。《帝京景物略》称其中“乱石数垛”，现今颐和园中的蕴含“峰虚五老”之意的五块太湖石既是从勺园中移去。只是米万钟没想到，他一生寄托不平的奇石却成了他丧家的元凶。
一次，他在房山地区发现一块通体透漏的大青石，非常喜欢，准备运回，“置之海淀勺园中”。可是这块石头实在太重，米万钟雇用了100多人，用了40匹马，拉了7天才把它运出山。后来有人建议仿效秦始皇修长城，在冬天沿路挖井，把井水泼到路上冻成冰，把石头置于冰上滑行。米万钟采纳了这个建议，倾其家财修了一条大路，并在路旁每隔三里凿一眼小井，五里凿一眼大井，等到冬天起运。只是这项工程实在是过于庞大，米万钟耗尽了家财也没有完成这项计划。巨石最终只运到良乡，米万钟即已倾家荡产，不久抑郁而亡。后人因此称此石为“败家石”。
米万钟虽然死掉了，可败家石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而且在民间传说中与那位足智多谋的刘墉刘罗锅联系到一起。乾隆年间，皇帝谒拜西陵，路过良乡，见到这块奇石，非常喜爱。于是问随行的刘墉此石的来历，刘罗锅很会揣摩皇帝的心思，见他看上了这块石头，就说：〃这是明朝米万钟在房山发现的一块灵石，他想运回海淀，但是这块灵石嫌到米家去是大材小用，就蹲在良乡不走了。〃乾隆一听大喜，立即下旨将其运往圆明园内的清漪园乐寿堂。当时乐寿堂正门已经修好，只有1米多宽。奇石太大，要运进去只能先拆墙破门。可皇太后对此很不满，认为此石〃既败米家，又破我门，其石不祥〃。母亲发话，乾隆不敢违拗，可又不甘心，于是又向刘墉问计。刘墉请他对太后说：此石形似灵芝，会给皇家增添瑞气，昭示着人寿年丰，皇基永固！如果弃置荒野，那是很不吉利的。太后听后大喜，马上命令把奇石运进乐寿堂。为了讨母亲高兴，乾隆皇帝又给这块历经磨难的奇石取了个典雅吉祥的名字：青芝岫，并题写了〃神瑛〃〃毓秀〃四个大字。青芝岫从此名满天下。
奇石和刘墉是否有关无从得知，但其在乾隆年间运进乐寿堂确是千真万确。只是此时的清帝国已经是行将日落，运一块败家石回来，实在是不太吉利。因此后人开玩笑说这块败家石是既败私家，又败皇家。
不管怎么说，这块青芝岫的发现人还是要归到米万钟名下。米万钟留下的遗迹还不止一块石头，北京大学中的未名湖、湖中的石舫、勺园都与米万钟有关。只是当时勺园的水面宽阔，现在则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小池塘。 （张金奎）
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有一天主教南堂，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南堂，乃建于光绪年间。但是，这一建筑的历史，可以远溯及十七世纪初年。明朝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出生于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此地建立了他的一座小教堂。后来，他的传记作者裴化行说：“在北京南城门附近的居留地，利玛窦也开办了他的天主学堂，除了上述之外，还打算建立基督国家高度文明教养中心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永久密切联系，片刻也不怀疑只要争取到知识分子，全中国也就争得了。”利玛窦的这种通过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沟通以达到传教目的的传教策略，在晚明基本上是成功的。据称，“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辈，首好其说”。因此，在南堂周围，就自觉不自觉地有一批中国的基督教徒在活动。南堂之东，就曾有徐光启修历的历局。
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明代松江府上海县人。在接触西学之前，徐光启无疑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是阅读着四书五经而长大的。他也不具备什么叛逆的性格，但却具有钻研的精神和讲究实际的学问风格。当时，在宗奉朱熹学说的人和宗奉王阳明学说的人之间，门户之争很厉害。徐光启虽然曾师从阳明学的学者焦竑，但是却仍然认为朱熹的学说是学习孔子的唯一途径。不过，另一方面，他对于事功显赫的王守仁却也深表崇敬之情。也许，在徐光启取舍的标准中，讲求实用是最为重要的。他说，学问最终归于两种，有用或者无用。从这种标准出发，徐光启对于天文历算、军事兵法和农政产生浓厚的兴趣。因此，有些学者说，徐光启的学问说到底是一种“实学”。有实学，就必得有实行，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实学。古人说，国家的大事主要有两种，战争或者祭祀。练兵和城守，自然是为战争做准备；修历，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则首先是保证祭祀有常。徐光启非常幸运。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中，他先后在北京筹划了通州练兵、京城防守、修历等几样大事。这些事情，都是徐光启在北京完成的。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十三岁的徐光启中了进士。此后的十五年中，步入官场的他却一直在闲散的翰林院任职。翰林院在明代为清要之地。大部分内阁大学士是从翰林院出身的。徐光启在翰林院中，尽弃当初为了考试而努力温习的八股文，认真学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工艺。在他父亲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徐光启利用守制三年的时间研究究农业科学。一六一九年，徐光启被任命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练兵事务。练兵是与明王朝在东北与满洲军队交战的惨败相关的。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努尔哈赤率领其族属反抗明朝统治，宣称与明廷有七大恨。之后，明朝与努尔哈赤的军队在萨尔浒激战，而以明军溃败而终。这一战充分暴露了明朝军队的无能。于是，徐光启练兵的议论就出台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二十日，时为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简讨的徐光启向皇帝上了《敷陈末议以殄凶酋》的奏疏。所谓“凶酋”，自然是对努尔哈赤的蔑称。在疏中，徐光启指出明军“兵杂而不精、技疏而不练、甲胄苦恶、器械朽钝、节制不谙、分合无权”的弊端，又说，像杜松这样的总兵官都因为没有像样的盔甲而被箭射破了头，士兵还谈什么盔甲呢？徐光启的建议是，应当赶紧训练一支能作战的新兵。当然，反对的人要说，敌人都已经快要将辽东半岛全部占领了，还来得及练兵么？对此，徐光启的回答是：“正惟无暇，方宜亟图。”意思是说，正因为来不及训练新兵，才得更要抓紧时间去做训练新兵这件事。这可见徐光启坚韧不拔的性格。他提出选练新兵的方法：在每府每县征召“奇杰之士”，给予丰厚的饷粮，让良将来统率他们，日夜练习，再补充最好的军器和盔甲，教给他们进退攻防的战术，就可以使他们成为一支每个人都可以以一当十的精军，而不是一支一击即溃的乌合之众。徐光启说，训练新兵要贵精不贵多，否则不过是让更多的士兵白白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