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月潘汉年在上海向陈立夫递交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两人开始谈判。陈立夫则置中共中央的《协定》草案不顾，提出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另一套方案，要求对立的政权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３０００人到５０００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中共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陈立夫所提出的条件，意在中共解除武装，交出政权，从而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对于如此无理的要求，潘汉年当场予以拒绝，严正地指出：“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还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还说，蒋先生有此想法，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
陈立夫听了潘汉年的强硬的表态后，态度有所缓和，说刚才所谈条件是蒋先生的意思，希望周恩来能亲自出面谈判，此事或许还有转机。潘汉年回绝说：“在你们这种苛刻条件下，周恩来是不会出来和你们谈的。陈说，请潘先生暂不把我说的条件报告给他，我想周恩来应该会来的。潘汉年说，如不把贵党条件报告，“暂时停战的条件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这样，潘陈谈判便在僵局中宣告结束。
评析：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蒋介石用文武两手，“剿”抚兼施，企图彻底解决共产党和红军力量。调动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武装的大部分兵力，前堵后追，甚至扬言要中央红军长征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历史悲剧，尽管他的军事部署很严密，但未能达到目的。
在日本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民族危机加重的形势下，蒋介石多管齐下，派出多路人马，国外、国内结合，以联合抗日的名义，主动与中共联系，这是有识之举。
经过国共双方共同努力，使国共两党中断了１０年之久的关系再次联系上了。两党开始了接触与非正式的谈判。然而，国共两党的代表未能达成合作的协议。其责任在蒋介石。
第一，指导思想的错误。他的指导思想不是从民族和国家大局出发，而是以与中共接触为手段，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寻求苏联对国民党统治的支持；从其统治集团的私利出发，想两手并用，武力不成，以安抚诱骗中共接受“收编”。
第二，缺乏平等的态度。谈判是一个协商，求得共识的过程，需要平等相待，可是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以势压人，以中央政府自居，居高临下，名义上的合作，实则是搞“招安”、收编。
第三，缺乏灵活的策略，要中共领导的红军缩编到几千人，要求朱毛离开红军出国。这样的条件在中共代表拒绝时，没有做出任何退让，使谈判进入死胡同。
第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已开始成熟，对蒋介石的保持高度的警惕，其“招安”收编的把戏，是骗不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他们理所当然地回绝，即使今天的后人也会认同。
不过联合抗日这已是大趋势，蒋某人的能耐再大，也不可抗拒。后来张扬发动“西安事变”，终于把蒋介石逼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也把他带入政治生涯的辉煌时期。
治篇第128节 水溶不了“钢”（1）
“容”字加三点，水溶不了“钢”
曹雪芹的《红楼梦》，在描写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时，把林黛玉比做“水”，贾宝玉为了追求纯真的爱情，忘记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被林黛玉这个“水”溶化了。可这是艺术，现实生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我们无法考究。而在蒋介石处理国共关系中，却有一段“水”溶不了“钢”的真实的故事。
事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的代表经过极其艰难的谈判，于１９３７年９月终于达成协议，正式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如前所述，即使两党合作了，蒋介石也没有放弃限制、削弱、消灭共产党的企图。
南京陷落前夕，国民党中央及其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适应这一变化，中共中央派出由王明、周恩来、博古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抵达“陪都”武汉。他们一到武汉就同蒋介石直接会谈，周恩来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出版日报、改造军队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蒋介石当即答复说：“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我想的亦不过如此”。此次会谈，达成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协议。蒋介石表示，今后两党关系，由陈立夫等与中共代表团共商一切。
此后，两党关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当周恩来在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他起草的共同纲领时，国民党代表却坚持把它移到下次会议再议。共同纲领被无限期地搁置，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就形同虚设。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是因为蒋介石在与王明等人会谈时，回答周恩来的一席感人之言，并非真话。他内心所盘算的是如何趁再度合作之机，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他的真实意图是要“化多党为一党”，从组织上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面去，加以溶化，而对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等主要问题无意解决。
不久，国民党在武汉通过官方报纸《扫荡报》等掀起了一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宣传运动，鼓吹“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这个合并，根据１９２４年－１９２７年的教训，在实现以后，即不能在国民党内成立党团，在国民党外保存组织”。１９３８年２月，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时表示：对各派“唯愿溶成一体（其意可为一党）”他的简短讲话，已把国民党舆论实质点明了，那就是要“溶化”掉共产党。周恩来当即回答说：“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
１９３８年３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再次建议两党协商发布一个共同纲领，建立一个各党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联盟。
这本来是蒋介石口头答应了的事情，甚至说“我想的亦不过如此”，可是这时他却反而认为这是共产党的阴谋，企图要“大规模渗透本党（国民党）”。蒋介石接连两次发表谈话，表明对党派问题的态度，他说，与其用政治力量抵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溶化其他党派于一个信仰上一个组织下，共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而努力。说来说去，还是要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化”掉。
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在酝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曾提出联俄容共的方针，后来，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将孙中山以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重新阐释“三民主义”时阐述的有关思想，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容共”变成了“联共”，孙中山实际上是“联共”的意思。“容共”与“溶共”虽然只差“三点”，然而，其内涵却大相径庭。“容共”中的“容”字是“容纳”的意思，国民党组织容纳共产党员，但你要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当孙中山要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李大钊对孙中山说，我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回答说，那不要紧，你一面做国际党员，一面做国民党党员就是了。而蒋介石的“溶共”却是要共产党放弃“主义”，放弃自己的组织，以大吃小。
此时的王明，已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转到抗战时期的右倾，只讲团结，放弃斗争，并一味向蒋介石讨好，在党内外造成不良后果。王明的错误主张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予以了抵制，并同蒋介石“溶共”主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中周恩来等人的抵制，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蒋介石在同王明打交道中，发现王明没有多大本事，对王的一味讨好，也不太领情，毛泽东后来讲到此事说：王明胭脂口红送过去，蒋介石一个巴掌打回来。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蒋介石的“溶共”也只是说说而已，共产党并没有照办。周恩来后来在中共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谈到这一历史时说：“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像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
治篇第129节 水溶不了“钢”（2）
蒋介石在武汉抗战时期“溶共”阴谋未能实现，他并没有放弃，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对“溶共”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他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在报告和讲话中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他，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的决议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为执行此方针，专门设置了“防共委员会”。
此后，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配合军事上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在政治上发动了强大的思想攻势，蒋介石网罗一批政客、反动文人，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文章。反动文人叶青以研究三民主义为名，写了不少文章攻击共产党，他极力贬低共产主义不能同时解决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因此，他做出结论：“共产主义